李学勤：研究金文的几种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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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研究》专栏刊出商锡永先生的《怎样研究古文字》,读后颇多获益。承编者要我接着就研究金文谈几句,未免有续貂之嫌了。

商先生指出,基本功的训练,对古文字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又说,研究古文字,以识字为先。学习金文,自然首先也应识字。和殷墟甲骨文只是商代晚期文字不同,金文的时间跨度特别大。在商代中期的青铜器上,已有个别金文出现,其年代比甲骨文要早。商代晚期金文,字数逐渐增多。到商末,字数最多的接近50字。西周金文达到极盛,其字数最多的竟近500字,为商末的10倍。春秋时期,文字的地域性加甚,中晚期又新创出鸟书一类美术字体。战国时期,列国文字异形,变幻无方,更难释读。从商代到战国,一千多年间,文字经历了很大变化,要想一一正确辨识,真是谈何容易。

不少人学识金文,从摹抄记诵容庚先生的《金文编》入手。《金文编》是一部非常好的金文字典,搜集了大量材料,特别是近年印行的新版,内容尤为宏富完备。这部书还有一个极大好处,就是态度谨严矜慎,使读者不致误入歧途。通习了《金文编》,对识读金文自然有巨大帮助。不过,如果只读《金文编》,知道金文中那个字应读作今天那个字,还只是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有些人去读周法高先生的《金文诂林》、《金文诂林补》。这两部书网罗众说,极便查捡,但诸家异说纷纭,读者又会目迷五色,感到无所适从。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学习金文的人还没有具备文字学的基础。这里说的文字学,即传统上所谓小学,包括对文字的形、音、义各方面的知识。我国的文字学有久远历史,清代学者的研究贡献尤大,其中心在于他们的《说文》学。东汉许慎所作的《说文解字》,主要是小篆的字典,而且由于其时代的局限,今天看来当然不免有种种缺陷。可是我们不能忘记,古代文字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正如商先生所说,研究甲骨文、金文“必须有小篆作基础,作为沟通古今文字的桥梁”。只有熟悉《说文》,充分继承前人研究古文字形、音、义的成果,才能在研究金文的道路上真正迈进。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再去读《金文编》、《金文诂林》等书,收获便大有不同。

几年前,我在一篇小文里曾引用杨树达先生《词诠》序例中的一段话:“凡读书者有二事焉,一曰明训诂,二曰通文法。训诂治其实,文法求其虚。清儒善说经者,首推高陲王氏。……虚实交会,此王氏之所以卓绝一时,而独开百年来治学之风气者也。”杨先生在考释金文方面有突出成就,正在于他遵循了王念孙父子虚实交会的方法。我们研究金文,不仅要讲求名物训诂,还应注意文法结构。前人考释金文,每每于虚词有所忽略,以致误解全篇的文意,这种偏向应该纠正。实际上,古人所作器物,在当时的经济、技术情况下,为之不易,所施铭文必然刻意求工,不会过于草率,文理不通。不能流畅通读,只能说是我们的理解水平所限。

研究金文,又有一个必要的条件,是通习与金文同时的传世文献。以内容最丰富的西周金文来说,其语句常可和《尚书》中的《周书》、《逸周书》中年代较早各篇,以及《周易》、《诗经》等书,互相比较。这些文献虽然流传已久,文字难免有伪夺改窜之处,究其根源,和金文出自同样时期,文句可相对比是自然的。与金文不同的是,这些文献多被尊为经籍,历代不知有多少经师、经生加以注解研究,他们的著作都可作为金文研究的借助。唐兰先生曾说研究金文的工夫不在金文,我体会就是说必须在古文献方面狠下一番工夫。试看前辈研究金文,凡已成大家者,哪位不是在文献上有深厚的功力?

试举一个例子。班簋铭有“王命毛伯更虢成公服,屏王位,作四方极,秉繁、蜀、巢,命锡勒,咸;王命毛公以邦冢君、徒驭、人伐东国猾戎,咸;王命吴伯曰:以乃师在比毛父,王命吕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句中有两“咸”字,小盂鼎铭中,也有几处“咸”字,别的金文还有一些类似情形。1942年,杨树达先生引班簋、史懋壶诸铭,与《诗閟宫》“敦商之旅,克咸厥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对比,指出“咸”均训为“竟”、“终”。这既通解了金文,又纠正了前代经师训“咸”为“同”的错误。金文的考释如都能有文献依据,就可以避免很多无根据的臆测了。

从事金文研究,还应该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知识。

金文是青铜器上面的铭文,所以金文的研究和青铜器的研究是分不开的。研究青铜器,要研究其形制、纹饰、功能、组合、工艺等等方面。不能要求研究金文的人同时对这些方面进行系统的探讨,可是具备一般知识是必要的,否则即使对金文的内容也会导致误解。国差铭云:“工师铸西郭宝,四秉。”清代阮元以“四秉”为作器用粟之数,许瀚训“秉”为“把”,以为器之单位,都扞格不可通。杨树达先生审视器形,知器有四耳,耳各一环,凡四环,可执以举器,始悟此即铭中所谓“四秉”。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利用金文来研究古代历史文化,一定要弄清金文的时代,而金文时代的判定,有时必须依靠或者参照青铜器形制和纹饰的研究。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例子是金文最长的一篇毛公鼎。自发现以来,不少学者主张它应属西周早期,甚至说由其“气象”看非成王时期莫属。直到近年,还有学者著书,坚持这样的意见。不过,只要一看鼎的照片,它是一件深腹圜底蹄足、口沿下饰一道重环纹的鼎,不难确定其属西周晚期。郭沫若同志论证毛公鼎的年代,就是这样达到正确的结论的。

金文的辨伪也十分重要。听说最近还有文章引用公伐徐鼎,令人惊讶,因为此器之伪早在三十年代即已定谳了。象公伐徐鼎这类伪作,从拓本即可辨别,但是还有相当多金文,不目验原器,想辨别是不容易的。无怪乎许多著录和论作,都在沿袭引用。鉴定青铜器及其铭文真伪,先应看器是否真,有无伪作、拚凑、加花、加铭、作绣等等现象。对于铭文,更须细看笔道的口、底,周围的痕迹等等。这些,在拓本上常常是看不出来的。近些年,在海内外很多地方观察青铜器,发现有一些大家都很熟悉的铭文其实是有问题的,同时也有一些不少人怀疑的铭文其实没有问题。

当前,疑难最多的不是较长篇的金文,而是较简短的金文。只记族氏的,人们多称之为“族徽”,由于字多象形,易于伪作。我见到过的伪铭,以这种为最多,而且许多现在海外。如果一概相信,就是上当。战国金文,因为多是刻的,假的也不少。例如开头作“王立事,南行唐令瞿卯”云云的剑铭,原来应是赵国的铍,好多著录、拓本中都有,然而一直找不到真的原件。研究金文,必须有辨伪的能力,而辨伪又必须有关于青铜器的一般知识。

真正要研究好金文,应当能记住重要金文是否有器形著录,原件何时何地出土,流传经过,现藏何处,等等。这些都同研究有密切关系。关于金文本身,应知道有哪些拓本、摹本或照片见诸著录,哪一种最好,适于作研究的依据。以鼎为例,拓本流传甚少,又有未剔、已剔之分,所以边政专辑有《鼎八家真本集存》一书。又如小盂鼎,据传只有一份拓本传世。这一类情况,都是研究者有必要掌握的。

商先生还提到摹写金文的能力,这也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功。如有机会接触原器,还应该掌握墨拓的技术。过去著录金文,专靠墨拓,现在当然有了照相法,可是铭文的某些细微地方,还是只有拓本方能表现出来。很多研究金文的前辈,本人都精于墨拓,遇到重要青铜器,就亲施氈墨,取得完美的拓本。这既是技能,又可以说是美术,是我们学习金文的人所当效法的。

如何学习金文？

写金文，同学习其他书体一样，大体分临摹、创作两个阶段。初学者应从临摹入手，如造型掌握不住，则宜先摹后临为佳。临书切忌贪多，初学应制定一个课字规划，每天课几个字，要求达到认识、写准、记牢的程度。假设一天课三个字，深印脑海，能准时反映出来，那么半年就可熟习五百多字，就是一个飞跃。学书贵在持之以恒，古人云：“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此之谓也！

当临写达到相当水平时，便可以进行创作练习。创作包括有创作意识的临书与集字创作。

有创作意识的临书应摘临铭文一段，先研读铭文，选取其中有意思的一段，要起止段落词句完整，乃是临书佳构。

集字创作比临书艰难得多，要有较好的文学基础和书学基础。假如写一首诗、一阕词或一副对联，用金文书写，首先要从金文中选集文字。选集过程中，工具书是必不可少的，如《古籀汇编》、《金文编》、《说文解字》、《词源》等，都是最常见的，学者当悉以备之。金文使用时期漫长，书风众多，集字要留心风格相近的字。集字完成以后，必须进行吸收消化，多下功夫，才能写成一件风格统一的书法作品，使之成为一件好的创作。“集千家米煮一锅粥”，就是这个道理。若文字集成后不加消化，只是照抄，即使文字没错，也不过是一件七拼八凑的“百衲衣”（即和尚穿的袈裟），终欠协调。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说：“文章最怕百家衣。”书法作品，尤其如此。

写金文当然要着重临写，临写的目的是要理解金文与运用金文。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读一点古籍，如《诗经》、《史记》等，以理解一些古代历史与古代词汇，这就是书外功夫的艺术修养，是一辈子学不完的事。

如此众多的金文，写哪一种好？可选择自己喜爱的书体学习（初学以端正的入手为宜），熟悉一种后，再攻习另一种，不求多而求通，熟悉几种铭文以后，自然融会贯通。在这个基点上顺流而下学习小篆、汉隶，或其他书体，将获得驾轻就熟、顺手畅心之乐趣。

书写金文，用笔用墨技法与写小篆无甚区别，比写玉筋篆更方便些，只要能使线条有韧力，适当收笔回锋，就可以了。对平涂块面的笔画，必须注意用墨。若涂成一团黑气，就死板而无生气了。故善用笔墨者，笔带燥而含润，墨常活而如新。孙过庭在《书谱》中云：“夫心之所达，不易尽于名言，言之所通，尚难形于纸墨。”故书艺之道，贵在领悟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