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恋、敏感与嫉妒是如何影响这个世界的？

自恋、敏感与嫉妒，

是如何影响这个世界的？

来源 | 理想国imaginist

01

自恋的支撑

——《自恋与服从》

自恋绝对是一种反社会原则。然而，我们如今仍然生活在因自恋而运作的社会中。以前，人们花费了很多精力、采取了很多措施来限制自恋，因为自恋对社会关系是不利的。如今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如今是社会在推动自恋。简而言之，我们生活在一个新型的社会中，人们可以将其称为自恋的社会——同时必须充分意识到其中的矛盾。

自恋在个体精神生活中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婴儿与其环境的共生、统一，婴儿还不能将自我与环境区分开来。弗洛伊德将其称为“原始自恋”——一种完美的幸福感，一种无拘无束的全能感。人们对这种体验缺乏有意识的记忆。在以后的生活中，这个失去的天堂只是作为一种预感、一种感觉浮现在我们的意识中：一种与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海洋感觉”。这是一种不明确的渴望。

《黑天鹅》剧照

驱逐人们离开自恋天堂的，是与现实的相遇，它表现为一种干扰：文化观念和伦理观念的压力，幸福的自我关系与之发生冲突。这些观念以社会要求的形式出现在儿童面前。首先来自父母，然后来自其他权威。正是这些要求改变了自恋：它变成了理想，自我理想。

随着这种转变，第二个阶段开始了——“继发自恋”。之前针对自我的自恋变成了现在针对理想的自恋。因此，自恋从根本上带有社会性的印记（在继发自恋中）。社会性存在于心理结构最隐秘的部分。

“自恋的满足”是一个矛盾的概念，因为自恋从根本上是无法实现的：既无法真正实现原始自恋的海洋存在，也无法实现理想的完美规定。我们可以确定：“自恋的满足”是双重的，也是双重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自恋是一种持续不断、无法满足的追求。它无法停止，因此无法真正满足。

然而，仍然存在一些方法和途径——不是真正实现，而是部分实现。我们想将这些方法和途径称为“自恋的支撑”。

自恋的支撑1：成功

成功意味着认可。这种认可表现为各种形式——从短暂的赞扬到如雷的掌声。因此，成功不只是所谓的社会精英的专利，对成功的渴望、追求、期望和要求充斥着整个社会——从“小老板”制度到明星和名流，从微小的喜悦到辉煌的胜利。

德国经济学家格奥尔格·弗兰克认为，如今成功的货币是关注，也就是被看见、被感知。正如弗兰克所说，这种被感知是我们的“重要生活感受”。它既涉及声誉，又涉及对他人的吸引力。它既涉及对成绩的认可，又涉及对个体的认可。

但成功并不意味着被感知为个体，否则，成功就无法提供自恋的满足。这样一种“成年的”继发自恋的满足，只有在源于自我理想时才可能存在。因此，在成功、关注、赞扬和掌声中，我们并没有被感知为个体，并没有被感知为我们的自我，恰恰相反，在成功中，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双重的自我。

《黑天鹅》剧照

在成功中，我们将自我双重化为一个世俗的形象和一个崇高的形象，在这种双重化中，世俗的身体、形象是我们的自我，“崇高的”身体、形象则是我们理想中的自我。在每一次成功中，人们都成为自己理想的化身。在成功、关注、赞扬和掌声中，人们被感知为理想的化身。因此，一种胜利感在这一刻产生，这是一种符合理想自我的胜利——无论这种胜利是瞬间的还是持续的。这种胜利感就是“自恋的满足”。它源于自我理想的认证式实现。

自恋的支撑2：共同体

第二个自恋支撑的基本因素是将理想委托的能力，也可以说是将理想外包的能力。

一个不符合自己理想的人，可能会因自己的不足而受到严重影响，可能会遭受严重的自恋伤害——但这个人仍然拥有找到满足的可能性。而且，这种满足正是他所追求的，即来自理想的满足。

实现这一点所需要的结构可以从热恋中看出。弗洛伊德写道，热恋中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高估，被爱的对象被过分高估——被理想化了。而这正是我们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弗洛伊德写道，在某些形式的爱情选择中，爱恋对象的作用是“替代自己尚未达到的理想”。

我们可以确定：客体可以替代我们的自我理想。这意味着，另一个人可以承担我们理想的功能——作为代理人。因此，自我理想可以外化，可以转移给他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外包。

《香水》剧照

然而，这种转移只有在外化的代理人与某种内化相结合时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与他人建立某种特殊关系时，这个他人才能承担我们理想的功能，类似于我们与自己理想之间的关系。因此，需要与这个他人建立一种自恋的关系。就像理想化的热恋一样，被爱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分得了我们的自爱。

只有当我们通过爱将他人内化时，这个他人才能替代我们的自我理想。但我们为什么会爱他呢？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我们爱他是因为他的完美——因为我们自己努力追求却没有达到的完美。而现在，我们“想要通过这种迂回来获得”，也就是满足我们自己的自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像爱自己一样，而是像爱更好的、更理想的自我一样爱这个他人。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将自己尚未实现的完美转移到一个被我们过分高估的人身上。只有这样，这个他人才能作为代理人实现我们的理想。

《香水》剧照

在弗洛伊德的群体中，这个代理人就是领袖。然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旧的权威正在被瓦解。这种瓦解为新形式的理想化、新的转移、新的“迂回”、新的代理人开辟了空间。

这样的关系具有不同的形式。领袖和群体具有多种变体——从法西斯领袖到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领袖，再到魅力型领袖和他的追随者，还有明星和他的粉丝。后者是如今最重要的关系。明星是纯粹的自我理想的代表。与超我领袖不同，他既不制定法则，也不下达命令。明星不呼吁，不向我们发出呼唤，他并不真正地面向我们。他在一定程度上“静止”，这正是他的诱惑所在，他通过诱惑发挥作用。因此，他引发的不是害怕，而是崇拜。明星绝对是自恋类型的社会化体现。拉康认为，这种类型令人着迷的地方在于，“感知一个封闭、圆满、完整、满足的世界”。这就是构成这种自恋类型的特征。

02

嫉妒的根源

——《嫉妒与社会》

嫉妒是社会存在的核心问题；一旦两个高等生物能进行相互比较，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地就会出现。至少有一部分驱使我们强迫性地与他人比较的动力机制，是在人类进化的早期阶段，即在我们成为现代人类之前的生物阶段就已经形成了。但是，在人类中，这种现象具有特殊意义。人类是一种容易嫉妒的生物，如果没有嫉妒带来的对被嫉妒者的社会约束，我们将无法发展出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所使用的社会制度。

然而，作为嫉妒者的人可能会过度追求目标，并产生或引发对适应新环境问题的能力产生阻碍作用的抑制。而且，人可能会因为嫉妒而成为破坏者。迄今为止，几乎所有涉及嫉妒的零散文献都不断提到其破坏性、抑制性、无益的、痛苦的元素。在所有的文化、语言、谚语和人类童话中，嫉妒都受到了谴责。充满嫉妒的人被要求无论在何处都应该感到羞愧。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密切，产生嫉妒的强度和可能性就越大，这一可能性恒常存在，是在所有文化发展阶段的人类生活中的一种令人不安、有时难以察觉，但却至关重要的基本事实。

《黑天鹅》剧照

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无论是私人，还是政治权力的持有者，如果都能表现得好像没有嫉妒这种东西，那么经济增长和总体创新的数量就会更高。最能充分、不受限制地发挥人类创造力的社会氛围，是一个在正式的规范体系、习俗、宗教、常识和公共舆论方面基本达成共识的环境，即使忽略嫉妒者，它也能发挥作用。这种观念由这样一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所共享，使他们能够以现实的态度，去应对人与人之间明显存在的差异，而且相对不受嫉妒影响；实际上，这种态度使立法者和政府能够为社会成员的不平等成就提供平等的保护，有时甚至为他们提供不平等的优势，以便从长远来看，社会能够从一开始可能只有少数人能够达到的成就中受益。

在现实中，这些促进增长和创新的最佳条件从未完全实现过。关于“良好社会”或完全“公正的社会”的许多善意的建议，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们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即这个社会必须是一个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嫉妒的社会。这种情况永远不可能发生，因为正如已经证实的，人们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发现新的嫉妒对象。在乌托邦社会里，我们所有人穿着相同的衣服，甚至拥有相同的面部表情，但一个人仍然会嫉妒另一个人，因为人们总是会设想，在这个外表平等的面具之下，别人可能拥有一些独特的内心情感和思想，而这，正是他们嫉妒的根源。

《香水》剧照

03

敏感的双面性

——《敏感与自我》

敏感性是一把双刃剑，这一见解为理解当下指明了道路。敏感性可以分为向外的敏感性和向内的敏感性，连接的敏感性和分离的敏感性，解放的敏感性和压迫的敏感性。简而言之，敏感性带有暴力的一面，这一点在其历史起源中已经显现。而敏感性的发展则以强迫为前提。

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在其知名著作《文明的进程》中，追溯了人类行为的转变，令人印象深刻。埃利亚斯认为，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一种逐步增强的纪律约束，最初表现为吃饭和睡觉时的纪律，后来发展成复杂社会情景下的约束。这种纪律约束使人类行为越来越文雅精致，也使得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越界行为明显地越来越敏感。埃利亚斯认为，这种精致化的基本方法是“抑制本能”、“情感调节”、形成有自控力的超我。换句话说，为了变得敏感，我们必须驯服自己，“将外部强迫转化为自我强迫”，并形成有调节能力的羞耻感和尴尬感。

《香水》剧照

韧性和敏感性似乎不可调和地对立着，并且反映在政治立场的冲突中。在左翼政治的普遍认识中，韧性等同于麻木不仁，等同于“不让某事物接近自己”。韧性被广泛地认为是一种男性化的、新自由主义的自我优化策略，与共情和团结不相容。但我在本书中将要展现，韧性和敏感性不一定是对立的。

从普遍和广泛的意义上说，敏感性和韧性之间的关系，要比乍看起来辩证得多，这一点在文明进程中也有体现。城市化和机械化使人们变得过于敏感且易受刺激，而他们的保护措施就是在心理上与各种刺激隔绝。早在20世纪初，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就诊断出大城市人的“囊泡化”。“小囊泡”屏蔽了外界的许多刺激以及各种可能的要求，使人能够承受这些刺激，形成一个内在的自由空间。保罗·瓦莱里做出了非常类似的诊断，他写道：

在经历了一个敏感化阶段之后，现代人的敏感性正在减弱，持续的过度刺激最终导致了迟钝。

这句话对于当今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贴切，当今大部分人甚至没有用眼角余光去感知他们的环境，而是牢牢地盯着他们的智能手机屏幕。

过度刺激和去敏感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也可以从另一视角看待当代人背离敏感的现象。社会上某些人对少数群体最近提出的要求十分漠然，这与齐美尔所说的“囊泡化”的大城市人在遭受过度刺激后愈加迟钝是类似的。相反地，对歧视性含义的觉醒的感知，和对“政治正确”的语言符码的相应掌握，有时体现出一种“囊泡化”的傲慢，这种傲慢像保护膜一样掩盖着少数群体自身的脆弱性。

不可否认，社会的敏感性是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多元的、高度复杂的、分化的社会，由于其空间上的集中，从根本上依靠每个人能够敏感地感知自己和他人的关切来维系。然而，我们目前正经历着敏感性从一种建设性力量向一种破坏性力量的转变。敏感不是连接我们，而是分裂我们。敏感性把社会分成了若干群体，在某些群体相互对抗的前线，双方甚至都将敏感性作为一种武器来使用。

《狗镇》剧照

利用敏感性进行斗争的核心，是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个人需要努力使自己变得更有韧性，还是其周围的世界需要改变？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似乎没有真正令人满意的答案。本书并不妄图建立合理性的最终公式相反地，本书恰恰试图在双方阵营的前线，都找到敏感性的绝对化倾向中的不合理之处：绝对化的韧性是不合理的，因为它反弹他人的要求；绝对化的敏感性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把人降格为一个需要保护的、不知如何自助的脆弱生命。合理性的界限在这两极之间的张力场内运行，并展现着自我和世界之间有待被发现的新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