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武：港版《黄埔军校史》序

2014年6月初，黄埔军校建校90周年之际，我应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等单位邀请，赴广州参加“黄埔论坛”。该次论坛的主题是“黄埔军校与百年中国”。参加论坛的大陆学者有汪朝光、许纪霖、曾庆榴；台湾学者有林德政与我。会中两岸学者对于“黄埔精神”与“黄埔军校对中国近代史的贡献”等议题有深入的阐释，大家的共识是黄埔军校与整部中国近代史都有关连，要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尤其是中俄关系、国共的合与分、蒋介石与汪精卫的恩怨等，都绕不开黄埔军校。

在该次论坛中我的发言主题是《黄埔军校：国共两党共同的历史记忆》，后来刊登在《同舟共进》2014年第8期之上。在文中我指出：黄埔军校创立于1924 年，是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下的重要产物。苏联提供制度、顾问与资金支援，目的是培养一支既具军事实力又有政治信念的革命军队。蒋中正在创校之初担任校长，这段经历不仅奠定他的军事领导地位，更成为他日后登上军事、政治舞台的重要基础。蒋说过：“余一生无私产亦不知有私产，私产者即我唯一之黄埔军校耳！”由此可见他对黄埔军校深厚情感。黄埔军校不只是一所军事学校，更是政治训练的摇篮。黄埔军校的校训是“亲爱精诚”，学生在这里学到的是革命信念与国家责任感。从黄埔军校走出了大批军事与政治人才，如蒋中正、周恩来、聂荣臻、杜聿明、戴安澜、谢晋元、林彪、徐向前、左权等。这一批将领对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乃至其后的国共内战都有深远的影响。

总结来说，黄埔军校不只是现代中国军事教育最具代表性的起点，更是国共两党从合作到破裂的缩影与蒋中正政治实践的试炼场。这段历史既充满理想与热血，也深藏矛盾与冲突，是国共两党共同的历史记忆，值得我们深思。

在该次会议中，我也有幸认识曾庆榴教授。曾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国共关系、黄埔军校的历史方面用力最深，可谓学界中黄埔军校研究的第一人。2004年他曾出版《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集中研究1924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组织及其活动。曾教授认为黄埔军校对中共的影响，主要体现于两点：一是在黄埔军校工作、学习过的中共党员（1000多人，有姓名可考的将近800人，约占前六期学生的十分之一），后来许多人投身中国革命，成为各路红军、各个革命根据地、各地中共组织的骨干，在抗日时期和抗战之后，也有许多人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的骨干；二是中共领导的军队继承、发展了黄埔军校创立的军队管理新体制，把政治工作作为军队的生命线，树立并坚持以“党指挥枪”的原则。这是作者非常精准的论断。

后来，曾教授又将对黄埔军校共产党人的研究，扩充到对黄埔军校的全面研究，深入地挖掘国共两党这一段共同的历史记忆。2024年，在黄埔军校建校100 周年之际，他出版了《黄埔军校史（1924—1927）》，还原了该校办学的历程并剖析其历史意义。诚如作者所述“这本书是对有关历史问题做过较长时间的梳理、研究而写出来的”，可谓毕生学术研究的心血结晶。我拜读了这本大作之后，有几点不成熟的感想。

首先，黄埔军校的研究已经累积了丰硕的成果，不但推出了系列《黄埔军校史料汇编》、先后出版多辑《黄埔军校研究》，而且对各期学生有专门研究（陈予欢先生致力于此）。近年来，海峡两岸又出版了许多相关人物的日记、回忆录等（如《蒋介石日记》《胡宗南日记》《陈诚日记》《邵元冲日记》《张隐韬烈士日记》等；最近中研院近史所又公布了刘峙的档案、日记）。同时也有口述历史的采访，补充纸本史料的不足。本书是在大量而翔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剪裁、撰述而成。作者一方面阐述黄埔军校创办、发展、演变过程，另一方面力图揭示黄埔军校的组织架构、规章制度、教学训练和教官与学生活动的全貌，并对校内外发生的与本校有重大关连的各种事件，作出公允而客观的分析。他又利用各种人名录、报纸记载，详述学校组织、教职员与学生背景、人数、教育特点（军事与政治教育）等。其中不乏生动而有趣的故事。例如，作者在台湾“党史馆”找到一份档案，上面显示胡宗南在1924年投考黄埔军校时，算术只考了5分（总分100分），评语是“中下老”，后来，因为“从宽录取”，胡宗南才有机会成为黄埔军校学生。没想到这一位几乎落第的学生，后来却成为升迁最快、表现突出的将军。这些事实从“微观”与“宏观”、“结构”与“变迁”等方面鲜活地呈现出这一段复杂的历史。

其中作者利用苏联解密档案（共产国际文件，苏俄来华顾问、教官的报告）以及当事人撰写的回忆录、文章和著述等，还原了许多历史细节，让人印象最为深刻。如苏联向孙中山提供了约200万金卢布的资金，用于军校的校舍建设、武器采购及日常运营。1924年10月“苏联运送武器的轮船‘沃罗夫斯基号’到达虎门，船上载有800支带刺刀的俄式步枪、子弹400万发等”。

其次，苏联军事顾问团、教官，直接参与黄埔军校的教学活动，包括课程设计（如战术、炮兵、工兵科目）、课堂讲授、操场训练、野外演习与实战指挥。这些人包括政治顾问鲍罗廷、军事总顾问加伦、步兵顾问兼顾问长白礼别列夫、顾问长切列潘诺夫、政治顾问喀拉觉夫（罗加觉夫）、炮兵顾问嘉里列、工兵顾问互林等等。以上人员，许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并将他们的经验融入黄埔军校的教学和训练。

然而这些史料也证明，苏联对黄埔军校的介入并非单纯“国际主义支援”，而是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精密计算，并揭示苏联角色的双重性。他们表面强调“国共团结”，实则暗中扶持共产党力量。这种双重性成为国共合作脆弱的根源。总之，本书让我们充分了解俄国因素在黄埔军校历史中的复杂角色。

本书最重要的一个特色是作者不孤立地写“校史”，而是以“校史”为中心，书写历史大势，时代风云。换言之，他把黄埔军校放在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到1927年四一二惨剧之后“合作破裂与黄埔军校的质变”的历史过程之中，将重要的历史事件与军校的演变结合在一起。作者论述的主轴是“党权”与“军权”的较量,认为黄埔军校并非单纯的军事学校，而是一个“党权”与“军权”博弈的舞台，这场博弈，正是理解蒋介石如何从“联俄容共”走向“清党反共”、最终发动“四一二政变”的关键。

以党统军、党军一体是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的核心理念，不过在孙中山逝世与廖仲恺被刺之后，孙中山的理念及其所设计的制度受到了冲击。“党权”与“军权”相互制衡的平衡状态不复存在。其后蒋介石透过一连串政治行动，以“军权”对“党权”的抵制完成了对国民党的整合。其中“中山舰事件”是转折点，蒋以共产党私调舰艇为借口，驱逐苏联顾问与亲共军官，确立其对军队的控制。随后，他和国民党内的一些人合作，推动“整理党务案”（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逼汪去职和以蒋代汪”，同时在上层清除共产党，重组国民党上层领导机构，将“党权”收归己手。1927 年4 月初，蒋迎汪精衞返国，表面调和左右派，实则分化汪派、孤立共产党，为“四一二清党”铺路。作者说：“这场以反对蒋的‘军权’扩张为目的的运动，最后却以形成蒋的军事独栽而告终，其结局耐人寻味。”作者对于国民党如何从“以党领军”变成“枪杆子左右了党”的“质变”的描述，使我们在纷扰的历史中，看到一条清晰的线索。继之而来的是“听命于蒋介石一人的‘黄埔系’，纵横于历史的舞台”，此后，军事长官缺乏“制度约束”，军队失去“政治工作的指引与管治”。这一方面说明了蒋介石为何能够崛起，同时也解释此举埋下了后来失败的种子。

黄埔军校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事因缘”，20世纪活跃于中国政军舞台上的人物几乎都与此校有关。本书以扎实的史料、细密的考据、公允的论断呈现黄埔军校从“联共”到“反共”的来龙去脉。2024年《黄埔军校史（1924─1927）》出版之后深受读者欢迎，最近将出版繁体字版，蒙曾庆榴先生的抬爱，要我撰写序言，我深感荣幸。谨向曾先生表达最诚挚的祝贺之意，也希望读者和我一样，从这本力作中加深认识这一段国共纠结的历史，并得到重要的启示。

2025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