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旗盖棺”，霍英东不只是一个商人

2006年10月28日，霍氏商业帝国的缔造者霍英东因癌症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84岁。霍英东的灵柩在覆盖上国旗后，被专机运送到香港，走的是北京机场南停机坪，国家领导人外访专用的停机坪。

在香港举办的葬礼上，霍英东的灵柩由十人扶灵，董建华、何鸿燊、李兆基等均在其列。有评论称，霍英东在“国葬”的级别中告别。官方对霍英东的盖棺定论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爱国人士，香港知名实业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逝世前，霍英东曾总结自己的人生，称“回首往事，我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如果人生的满分是100分，他要给自己打100多分。因为“我敢说，我从来没有负任何人”。

那么究竟是怎样波澜壮阔的人生，才配得上这样的自我评价？

1

香港有很多富豪，但没有任何人的出身比霍英东更低更穷。

李嘉诚的舅舅是香港的钟表大王，李兆基、郑裕彤的父亲是大商人，何鸿燊是香港第一任首富的后代。而1923年5月10日出生的霍英东，其身份是“疍（dan）民”。

清末时期，靠海谋生的人被称“疍民”，是“下九流”中社会地位最低下的一类，和罪犯后裔、乞丐同档，很多社会权利被剥夺。
霍英东出生的时候，香港是一个小渔村，“疍民”很多。当时的社会虽然对他们已没有歧视，但“疍民”的生活大多艰苦，一条小船要养活一家人。

霍英东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6岁之前，霍英东连鞋都没穿过。家中有父母、兄妹共7人，他们白天在船上摆炉做饭，晚上就挤在船舱里睡觉。

在霍英东的记忆里，从他爷爷那辈起，他们霍家就生活在水上。

对于当时的霍英东，他最大的祈望，就是家里人出海不要遇到台风，因为很多“邻居”，都在台风中丢掉了性命。

但在天灾面前，生存的梦想都是奢望。

1930年8月的一天，台风侵袭香港，霍英东的两个兄长被风浪吞噬，消失无影。他的父亲本身罹患淋巴癌，这场打击后一病不起，挣扎了几个月便撒手人寰。
那一年，霍英东7岁，成了家里唯一的男丁。此后的多年里，他经常回忆起当年的那一幕，“我至今也想不明白，为什么生活会那么决绝，让我死了两个哥哥，又死了父亲？”

家庭痛失顶梁柱，母亲刘氏带着3个孩子上了岸，在街道上流浪，一家人几乎一无所有。后来，有熟人见霍家人可怜，介绍他们住进了香港的贫民窟。

在满是老鼠、蟑螂、饥饿和腐臭交杂的贫民窟中，在一间20多平米的房子里，霍英东一家和另外50多个住户开始了合居生活。

生活虽不知尽头，但也要有向往好生活的心态。

霍英东的母亲虽然目不识丁，但是非常认同丈夫生前的理念，认为孩子只有知书达理，才能出人头地。

经过多番奔走，她将霍英东送进了帆船义学上课。这是一家专门为水上人家办的小学，不收学费，上课的地点在船上。船的位置不固定，经常流动，有时候霍英东跑去上课，却找不到“学校”，不知道漂去了哪里。
霍英东成长的同时，母亲开始延续丈夫此前驳运的生意，用小船将外海大货轮上的货物转运到港口。虽然收入非常微薄，但一家人的生活好歹是有了保障。

1936年，13岁的霍英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香港著名的中学皇仁书院，这是一所英文教学的学院，大批港澳名流都曾就读于此，霍英东靠分数进了最好的一个班。

正是在这所学校里，霍英东学会了一口纯正的英式英语，这也为他日后事业的发展埋下“伏笔”。

1941年12月8日，已经升至中六的霍英东，在上学的路上突然听到炮火轰鸣。那一天，日军轰炸了香港的启德机场，港日战争正式爆发。
在响彻全城的警报声中，霍英东离开了学校。

多年后，他曾透露当时的心境：最开始还有点开心，因为不用再面临沉重的课业。但开心了没多久的他，却在随后的十几年里为当时的喜悦感到羞愧。那之后，他再没有机会继续学业。

2

日军的铁蹄踏入香港，开始了3年8个月的黑暗殖民时期，霍英东也步入社会，迎接属于自己的黑暗时期。

在随后的几年里，霍英东靠打工为生，前前后后换了7份苦力活，手指还被压断了一根。这种苦力活很不稳定，有一搭没一搭的，都是短期雇佣，所以才在几年之内换了7份工作。

他琢磨：自己似乎不适合打工，干点买卖才有出路。

在母亲的鼓励下，霍英东找十几个亲戚朋友凑钱开了一家杂货店，母亲还将唯一的金饰拿去典当，换了些钱。
1943年中，一家名为“有如”的杂货铺开张，专营食品，霍英东是其唯一员工。沦陷期间，香港食品奇缺，杂货店的生意因此还不错。霍英东每天早上6点开门，晚上10点关门，夜里独自拿着原料调制食品。
至此，他总算摆脱了一穷二白的生涯，生活有了一丝曙光。

1945年日军战败，霍英东迎来了一次重大机遇。

日本投降后英国政府接收了很多日军遗留下的物资，但很多像小船只、登陆艇、炮弹壳、发动机、水泵等杂七杂八的东西在英国政府眼里就是破铜烂铁，没啥用处，于是准备将这些东西拍卖。

拍卖公告发布在香港的报纸上，纯英文书写。

不过，这是一个巨大的漏洞。因为这些东西确实是些破铜烂铁，能看懂英文的英国人看不上这东西，但能看上这些东西的又看不懂英文，于是机会就落在了霍英东手里，因为他能看懂。

在报纸上，他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市场需要的，修一修就能卖，中间肯定有钱赚。

霍英东心中窃喜，将关注政府通告列为必做的事情。随后，他看中了40部旧轮船机器，决定一试。参加投标要付100港币的预用费，霍英东当时虽然已经成家，但是家里一切母亲说了算，他手里没钱。
于是他找已经出嫁的妹妹借了100元，标价18000港币，投递给了香港政府。没过几天，港府通知他：你中标了，带着钱来取货。

机会真到了面前，霍英东反而慌了，他哪里有钱拿货？霍家做了几年船运生意，全部家底也就一万多港币，钱都归母亲管，根本不可能给他。
霍英东四处找朋友，希望借钱救急。最后，一位朋友介绍老板和他去仓库看机器，对方见了机器眼前一亮：你也别找人借钱了，这批货4万卖给我。

就这样，霍英东凭着从妹妹那借来的100元保证金，一场拍卖会凭空赚了2.2万元，而当时香港一个壮工的月薪才100多元。后来，政府经常拍卖剩余物资，霍英东凭借英语好的优势，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随后，霍英东用这笔钱霍英东买了一条机帆船，招募了80个人，一起去东沙岛采集可做中药的海人草。后来霍英东慢慢组建了一家船运公司，并拥有了四条船。再然后，朝鲜战争爆发了。

3

1950年，新中国成立初年，美国就迫不及待的往中国身上插了“三把刀”。
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他们就出兵支援南朝鲜军队作战，短短几天，就把战火引到了中国东北边境——这第一把刀就插在了中国头上；

与此同时，美国又派兵登陆台湾，企图武装干涉中国统一——这第二把刀插在了中国腰上；

而不久之后，美国军事顾问团长驱直入越南，虎视眈眈的盘踞在了中国西南处——最后一把刀则插在了中国脚上。

一时之间，国土四周，危机环伺。彼时的中国刚刚涅槃重生，发展之路举步维艰，更别提完备的军事力量。

那一年，美国的钢产量达到8772万吨，拥有众多火炮、坦克与战机。而中国的钢产量仅60万吨，军队也只有步兵和少量炮兵，更无从谈起制空权与制海权。
可若不敢迎战，美国势必会得寸进尺。

1950年10月1日，朝鲜党和政府向中国请求出兵支援。

半个多月的时间，毛泽东都在反复权衡——新中国缺少海空军力量无法解放台湾，出兵越南也不利，只有出兵朝鲜才具备“三个最有利”：最有利于发挥陆军优势，最有利于后勤供应，最有利于苏联的援助。

而最重要的，是新中国只有选择一个战场对其打击才能让美国收敛，正如毛泽东所形容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抗美援朝战争，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打响了。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但与世界上拥有最优良装备的美军交锋，是要冒着极大的风险。

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43个国家宣布对中国实施全面的封锁禁运，港英政府也下了封锁令，禁止向内地运送物资。

此时霍英东做出一个决定，那就是全力支持大陆，所有船只除维持旧客户所必须的航运外，其他全部投入到香港到大陆的走私航线，专门走私军需物资。

当然，当时整个香港对大陆走私的船只并不少，很多人干这个，甚至港英政府很多高官亲自下场向大陆偷运物资，因为里面的利润很大，就连时任港督葛量洪都有走私船的股份。

虽然很多人都在向大陆偷运物资，但最终被大陆认可的人很少。

在所有向大陆走私货物的人里，被认定为不是奸商的只有6家，而被认定为“无私支援”的只有2家，香港霍家和澳门何家（何贤）。虽然港英政府对走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官面上确实是在封锁禁运，所以海警是严查走私的，走私并非没有危险，而是人身和财产都有危险。

但霍英东并不坐地涨价，而是以极低的利润和大陆交易，把走私贸易当成了普通贸易。而且霍英东的货物从不掺假，质量全部上佳，整个抗美援朝期间走私的所有货物，来源于霍英东的没有一件假货。

救命神药盘尼西林，当时走私到大陆的盘尼西林基本都掺了葡萄糖。

掺葡萄糖的盘尼西林，大陆不认为是奸商，直接卖假盘尼西林的才会被大陆认为是奸商。因为整个香港药店出售的盘尼西林全部是掺了葡萄糖的，盘尼西林掺葡萄糖并不会影响药效，但会严重缩短保质期，很难长期保存。

这种做法不影响盘尼西林的民用，但会导致你把这种盘尼西林用于军用的时候很难受。保质期极短，这对军用品来说是致命的缺陷。

霍英东运掺葡萄糖的盘尼西林，已经算良心商人了，因为正常人只能买到这东西。但霍英东为了这个盘尼西林，花钱打通了很多关系，最后从不知名渠道拿到了没掺过葡萄糖的盘尼西林，大量运往大陆。

除了盘尼西林，霍英东还给大陆运送过汽油、五金、胶管等很多其他的物资。

“那时几乎晚晚开工，没有一天停过。白天要联络、落货，晚上开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为避开缉查人员骚扰，每次装船都必须一个小时搞定，像打仗一样。”霍英东回忆说。

在整个抗美援朝期间，霍家的4条船被特务炸沉一艘，被港英水警撞翻一艘，死亡两名船员，给大陆运来了无数的军需物资，且质优价廉。

解放军出版社甚至还出版过一本书，叫《霍英东与抗美援朝战争》。香港走私船不少，但得到解放军如此认可的，只有霍英东一人。

在抗美援朝期间，霍英东虽然运输了无数的物资，但并没有因此而赚得“盆满钵满”。

4

上世纪60年代初，他和新华社驻香港的人员成为好朋友，虽然港英政府给的压力越来越大，但霍英东始终谨小慎微地维持着这段联系。

1964年，霍英东受邀参加国庆15周年大典，为了缓解内地的粮食压力、避开香港移民局记录，他背着大大的行囊辗转了几十个小时。

那一年，霍英东第一次到北京，高规格的礼遇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虽然全程秘密进行，但纸终究包不住火。从北京返港后，霍英东的压力终于从流言缠身上升为实质性的压迫。

港英政府开始对霍英东展开全面“歧视”，不仅他中标的地收回不卖，其旗下的星光行也被加入“黑名单”，通过断电话的方式逼迫霍英东卖出。

黑幕之下，星光行最终以成本价交易给了英资地产公司，霍英东拿到手的只有一张欠条。一栋大楼换一张欠条，对于霍英东而言，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耻辱。

接连的打击和压迫间，霍英东至少损失了过百亿港币，他明白，由于当局的“政治歧视”，自己很难再有大作为。

尽管仍是资金最为充裕的地产商之一、尽管长期看好香港的未来，但霍英东决定放手，彻底淡出。他离开后，郭得胜、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等崛起成为中流砥柱，开始了新一轮的风云际会。

1964年受邀观礼后，霍英东每年都到北京，还去各大革命老区，每次回港都带回大批东西，堆得满屋子都是。

不仅买工艺品，霍英东还引入国产电梯等物资，支持大陆企业发展。他回忆称：自己其实并不需要这些东西，他只是想通过消费，表达对大陆的支持。

彼时，中国还未改革开放，经济很封锁，“体育外交”成了霍英东率先实践爱国抱负的平台。霍英东是个体育迷，年近50的他见到偶像球王贝利时，仍旧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得手舞足蹈。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虽然返回联合国，但大陆在国际上没什么体育空间。

实际上，那时候的体育问题就是政治问题，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合法席位，承认席位就是承认政权。

为了恢复中国在各项国际体育组织中应有的地位，霍英东到各种国际赛事中奔走呼吁，不遗余力。他一边和反对者们辩论，一边搭建关系网。几年间，中国获得国际羽联、足联、篮联等席位的背后，都有霍英东的身影。

席位的获取并不是个人能解决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国家的力量和外交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解决问题需要个体去推动，处理不可避免的矛盾和纠纷，霍英东就扮演这样的角色。

为了应对各种麻烦、危机，霍英东父子曾想尽了各种办法。这些还是次要的，霍英东还因此遭遇多次“生命威胁”。

霍英东并没有因此退却。

1984年，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后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他不顾威胁，带着全家人一起前往美国洛杉矶。

在那里，他见证了许海峰、李宁一战封神。国歌响起、五星红旗升起时，霍英东情难自已，他回忆称：那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之一。

从洛杉矶归来后，霍英东随即捐出一亿港币，作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基金。

后来，凡是大大小小的国际比赛，他都带头捐钱。北京申办亚运会成功，他捐建了亚运村的游泳馆；为了配合亚运会的组织工作，他又兴建了北京贵宾楼。

亚运会期间，霍英东非常兴奋，在北京，他看到了一个干净、礼貌、井然有序的城市，国家形象非常好。赛事结束时，霍英东爆发强烈愿望：中国一定要举办一次奥运会。

2001年，在香港家中的霍英东知道北京成功申办2008奥运会的消息后，已经78岁的他，激动得一言不发，直接跑到泳池游了一圈。

2008年的场馆中，水立方是唯一接受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捐赠建设的奥运场馆，其中最大的一笔捐赠即来自霍英东。

5

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香港大佬，有的是出身香港世家，有的是从大陆逃难至香港，之后才逆风翻盘。

可霍英东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来路”。

直到后来，语言专家通过对霍英东的口音进行鉴定，才判定他的祖籍在如今广州的番禺。

1978年，霍英东再次受邀来到北京天安门观礼，一同受邀的还有比霍英东小5岁的李嘉诚。

这一次，总设计师向他们表露了中国将要改革开放的决心。李嘉诚激动的表示，希望自己能为国家做点什么，霍英东也做了类似表态。

1978年12月，霍英东李嘉诚等人回到香港后没多久，中国正式宣布改革开放。李嘉诚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没有向中国内地投一分钱，一直在观望，始终把投资重心放在香港地产业。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再次南巡，发表南巡讲话之后，李嘉诚才下定决心投资内地。

1993年，李嘉诚投资建设深圳盐田港，这是他对大陆的第一笔投资。李嘉诚的商业原则，是不赚最后一个铜板，也不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事后反观中国整个改革开放历程，1993年进入大陆投资，确实是一个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绝佳时间节点。从获取商业利益并规避经营风险的角度来说，李嘉诚的做法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种头脑和敏锐度不愧是天才级的，能成为香港首富，确实是有能力的。

但霍英东的选择和李嘉诚截然不同。

1978年12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消息一公布，霍英东就宣布自己将大举投资中国大陆。

那年，霍英东曾带着家人回到家乡番禺县。当他满心欢喜回到村里时，迎接他的却是家乡泥泞、脏乱、坑坑洼洼的小路和破旧、低矮的茅屋平房。

来往的车辆上，挂满泥点子，就连广东政府派来迎接自己的红旗轿车，也早已斑驳。而更让霍英东感到震惊的，是村民们对外部世界的一无所知。

问村里人洗手间在哪儿，他们却认真的端来一盆洗手水，这让他心里感到特别不是滋味。

回来之后，霍英东立刻捐钱给番禺建了一座园林式、占地6万平米的宾馆。可这点钱能干什么呢？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番禺，他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唯有招商引资，以实业带动发展。

1979年初，霍英东就在中山投资兴建了中山温泉宾馆。当时外商投资大陆的数量为零，霍英东是全球第一个投资内地的港澳商人，中山温泉项目也是中国第一个外商投资项目。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投资酒店并不好做，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涉外旅游酒店会有精神污染吗？内地东西会不会被吃光吃贵？宾馆耗电大，影响群众用电怎么办？

面对诸多疑问，霍英东表现的信誓旦旦，他表示不怕亏本，即便全亏了，就当是又一次捐资。

一句话，让所有人吃了定心丸。

经济改革之初，新旧理念交汇，很多事情很难理清。有人当面指责霍英东，称他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糟粕。这件事还被拿到全国政协会议上、当着霍英东的面讨论，场面一度很紧张。

一座酒店给霍英东带来了很多顾虑，他怕犯错误、怕牵累到别人。思前想后，霍英东才想清楚：大的方向上面自有定夺，我的出发点不过是想做一件对国家、对家乡有益的事情，希望探索出可供别人参考的模式，又有什么好怕的呢？

于是，他决定放手探索，先是投资2700万在酒店周围建了中国第一个高尔夫球场，又扩大宾馆的规模和配套设施，比如购物中心、舞厅、骑马射击场、儿童游乐场等。
期间，中山温泉宾馆接待了很多中外名流政要，其中一位的到访则让霍英东悬着的心正式落下。1984年，邓小平在这里下榻，他对霍英东说：“温泉宾馆搞得很漂亮，很好！开放是搞对了！”

在宾馆附近爬山时，陪同人员建议邓小平下山时原路返回，他笑了笑，一语双关地说：要勇往直前，不走回头路！

改革开放近40年的经济腾飞，对于中国而言就是一条勇往直前的路。在这条路上，中山温泉宾馆只能算是一块小小的路基，但是其重要性却显而易见——那是大陆“关闭”多年以后，向外敞开的第一扇门。
而对于中山而言，这扇门的意义更为显著。建成后，该宾馆接待了千万人次的旅客，其中很多是海外侨胞和外国人，他们来旅游、投资建厂、谈贸易，中山也很快发展成为广东经济的“四小虎”之一。

6

敲定温泉宾馆的同时，霍英东又筹办了投资大陆的第二项工程。当时中国提出八大中外合资酒店的计划，以此向海外投资者昭示推行改革开放的决心和诚意，霍英东主动要求参与酒店的建设。

他提出，合资建一座有一千间客房的酒店，建筑材料、劳动工资、市政工程、绿化工程完全由其负责，大陆一方不需要投资。1979年，霍英东投资2亿，兴建了34层高的广州白天鹅酒店。

一个宾馆，和改革开放有什么关系？

要知道，建宾馆这事儿现在听上去很普通。但在当时，中国的情况却是，即使在首都北京，最高级的酒店，洗手间的浴缸也是没有活塞、房间里没有冰箱、没有热水，只能喝自来水的。

规格一旦超出北京，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霍英东要干的就是远超北京规格的大手笔：白天鹅每一根柱子都是从菲律宾运过来；设计师他坚持用英国的；设备、家具、建材全部都是进口……

“发展是硬道理”要真正落地实施，只有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超过意识形态，人民才能放手去干。

1983年白天鹅正式开业。光是第一年，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就三次参观白天鹅。

英国女王、美国总统、德国总理、瑞典国王都曾先后到过此处。

中国因有了白天鹅，无论是外商来，还是接见各国领导，都有了让全球投资者近距离考察中国发展潜力的“瞭望台”。

从这两大宾馆的建设可以看出，霍英东在内地的投资，是以内地当时阶段最需要什么为考量标准，而不是以什么东西赚钱最快为考量标准。

在筹建白天鹅时，霍英东的心里不时回想起，回番禺时，曾被洛溪的路所阻隔的情景。

虽然洛溪只有不到四千村民，周围也都是树林和稻田，别看它貌似不起眼，可它恰恰是澳门、珠海、中山、佛山等较发达城市，和广州间客货运的必经之地。

作为过路口，没有过路桥怎么行？

于是霍英东又开始积极谋划。在1981年全国两会中，他和同样也是番禺老乡的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主席和弦一拍即合，决定共同为家乡捐资造桥。

同样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座合资兴建的跨江大桥，洛溪大桥可以说是全国先例，几乎没有可参考的工程样板，这也让总设计师伤透了脑筋，硬是摸着石头过河，各种模型不断推翻、重建。

最终施工花了4年时间，最大跨境为180米，达到了世界第二、亚洲第一水平的洛溪大桥，终于落成。并且荣获“亚洲第一桥”的美称。

1984年10月1日，霍英东再次应邀参加国庆35周年纪念日庆祝仪式。

第一次站上城楼观礼的他，当被记者问及有何感想时，一时不知说什么，眼泪哗哗直淌。

霍英东后来在自传中自述，他一辈子也没哭过几回。长子霍震霆结婚时，霍英东因为母亲没能坚持到这一刻，伤心了很长时间，却也没有流泪。但在观礼台上，他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直至痛哭流涕。

霍英东当时的脑子里就像幻灯片一下飞速闪过一幅幅画面，他想起了番禺路边的茅屋、想起了在国际体育会议中的一次次辩论、想起了不久前洛杉矶奥运会上的国旗国歌……国家正发生巨大变化，祖国正走向富强，霍英东一时感慨万千。

因为巨大贡献，霍英东成了第一个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这两个国家机构任职的香港人之一，也是香港首位全国人大常委。香港回归时，他近距离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冉冉升起、英国在香港超过150年的统治宣告终结。

那一刻，霍英东热血沸腾，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并且生存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感到无比自豪和荣幸。

霍英东是一个很遵从“自我规则”的人，他一生创立了大大小小数百个公司，没有一家上市。他给后辈定下规矩：除长房外，其他子女不得从商从政。

2006年10月28日，霍英东因病在北京逝世。

逝世前，霍英东曾总结自己的人生，称“回首往事，我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如果人生的满分是100分，他要给自己打100多分。

霍英东或许仍有遗憾：他没能等到北京奥运会开幕，没有等到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正式揭牌。不过相较其恢弘的一生，这样的遗憾无关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