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在杭州三台山麓，一座古朴的祠堂静静矗立，与岳飞墓、张煌言墓构成了流传至今的“西湖三杰”。
祠堂内“热血千秋”的匾额下，供奉着明代名臣于谦的牌位，他的生平事迹，早已被世人所熟悉。
十二岁时，他目睹石灰煅烧写下“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绝唱。
这不仅是少年意气的抒发，更是他五十七年人生的写照。
从江西巡按到兵部尚书，从治世能臣到救国柱石，于谦以清正廉洁立身，以忠勇担当扭转危局。
然而，他的人生落脚点，却沦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钱塘才子
1403年，于谦生于杭州府钱塘县的书香门第。祖父于文明曾任工部主事，父亲于彦昭虽隐居不仕，却以儒家伦理严格教子。
家庭的熏陶让于谦自幼便展现出过人天赋。史书称他“少聪慧，读书过目不忘”，更对古今忠烈事迹尤为痴迷。
相传，他年少时曾参拜文天祥祠，慨然题诗道：“殉国忘身，舍生取义；宁正而毙，不苟而全”。
正所谓，从小看大，于谦自幼就已拥有了常人所不及的优良品德。
1421年，19岁的于谦考中进士，踏入仕途。可直到朱瞻基继位，他才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正式登上朝堂。
在负责监察百官、整肃纲纪的职位上，于谦很快展现出非凡的胆识与才干。
一次朝会时，他声音洪亮、条理清晰，连素来严苛的都御史顾佐都对其刮目相看，直言“其才远胜于我”。
不久后，汉王朱高煦在乐安发动叛乱，朱瞻基御驾亲征，于谦又奉命扈从。叛乱平定时，朱瞻基令于谦当庭历数朱高煦罪状，他“正词崭崭，声色震厉”，竟让不可一世的朱高煦“伏地战栗”。
1430年，明廷决定增设各省巡抚以加强地方治理，朱瞻基亲自在吏部名册上圈出于谦的名字，将他越级提拔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两省。
此时的于谦年仅三十三岁。
然而，当时的河南、山西地处中原与边疆过渡地带，既要应对频繁的水旱灾害，又要防备蒙古部落的袭扰，治理难度极大。接到任命后，于谦即刻启程，开始了他长达十九年的地方治理生涯。
抚境安民
赴任伊始，于谦便拒绝乘坐官府驿车，而是轻装简从，骑着一匹瘦马遍历两省辖境。
在河南，他沿着黄河两岸勘察水情，走访受灾村落；在山西，他深入大同、宣府等边镇，与戍边将士同食同住。
每到一处，他都详细记录民间疾苦，倾听父老诉求，将考察所得整理成数十条兴革建议上奏朝廷。
当时，内阁由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三位贤臣深知于谦才干，对他的奏折“朝报夕准”，为地方治理提供了坚实的朝廷支持。
而针对两省最突出的粮食问题，于谦也建立了一套精密的备荒济民体系。他在各地扩建官仓，推行“常平法”，丰年时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荒年时再低价赈济。
到1441年，河南、山西官仓已积存粮食数百万石，成为应对灾害的“压舱石”。
在水利建设上，于谦的举措同样务实高效。黄河河南段经常决口，他亲自设计防洪方案，下令沿黄两岸加筑堤坝，每五里设一亭，亭置亭长，负责堤坝的日常维护与险情预警。
针对北方干旱少水的问题，他组织百姓在驿道两旁种树挖井，形成“榆柳夹路，井泉相望”的景象，不仅解决了行人饮水之苦，更起到了防风固沙的作用。
这些看似琐碎的工程，却实实在在改善了民生，当地百姓为纪念他的功绩，将他主持修建的水井称为“于公井”，种植的柳树称为“于公柳”。
而于谦的廉洁在官场中更是堪称标杆。
正统年间，太监王振专权，内外官员进京述职时无不携带重金厚礼行贿。
于谦每次进京却从不携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即使不带金银，也应带些绢帕、蘑菇等土特产应酬”，他却提笔写下《入京》一诗作答：“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两袖清风”的典故由此流传，成为后世为官清廉的象征。
临危受命
1449年，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以明朝削减朝贡赏赐为由，兵分四路大举南犯。此时的朱祁镇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不顾群臣反对，决意御驾亲征。
朝廷仓促集结五十万大军，未经充分准备便贸然北上，于谦时任兵部左侍郎，虽极力劝阻却未能奏效。
同年八月，明军在土木堡遭遇瓦剌军伏击，全军覆没。五十余名随行文武大臣战死，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锤杀，朱祁镇本人被俘，史称“土木堡之变”。
消息传回北京，朝野震动，人心惶惶。
当时，京师的精锐部队已在土木堡损失殆尽，留守兵力不足十万，且多为老弱残兵，武器装备严重匮乏。
更严重的是，瓦剌军挟持朱祁镇，随时可能以“送还太上皇”为名进攻北京，明朝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统治危机。
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孙氏命朱祁镇之弟郕王朱祁钰监国，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朝堂之上，翰林侍讲徐珵以“星象有变”为由，鼓吹南迁避敌，声称“唯有南迁可以保全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