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南京毒酒案”幕后的生死谍战

来源：《时代周报》 康狄/文

1939年的“南京毒酒案”，毒倒了当日宴会上的日伪官员十多人，其中两名日本书记官当场毙命。这件事在当时引起极大反响，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这起案件是军统所为，背后有整个支持策划团队……

01“南京毒酒案”背后的团队

冈村宁次曾在其回忆录中提及“南京毒酒案”，但是很简短，未涉及军统：“1939年6月中旬，我南京总领事馆的中国仆役，在宴会开始时在酒中放了毒药逃走，因而，造成主客死亡及病害事件。”

军统老牌特工陈恭澍在其回忆录里，则较为详细的提到了“南京毒酒案”：

民国廿七年(1938年)抗日战事重心西移武汉，南京区遂成为敌伪政治活动中心及后勤补给枢纽。“南京区”亦奉命兼及拓展对敌伪之行动工作。二十八年（1939年）七月初，“南京区”接获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内线同志钱念慈、张建华等之报告，得知日本派遣军总部将邀宴日本在华陆海军高级将校、以及当时伪组织“维新政府”首要梁鸿志、温宗尧、高冠吾等与会。“南京区”经妥善布置，透过该领事馆工友张建华兄弟之执行，乃置毒剂于酒瓶中。事后获悉，此役功亏一篑，未竟全功，仅毙领事馆馆员一人、大佐军官一人、以及伪组织高冠吾口部灼伤而已。当晚，日军宣布戒严，紧闭城门，大肆搜索，但一无所获。本案即卜玉琳同志全权擘划，曾经局本部通令嘉奖。

从陈恭澍的文字可以看出，詹长麟应是军统内部人员，而不是普通工友。日伪举办宴会的情报是“钱念慈、张建华”主动报告的。钱念慈、张建华可能是詹长炳或者詹长炳的化名，也有可能是陈恭澍记错了。毕竟詹长麟、詹长炳只是军统南京区的基层人员，而陈恭澍贵为军统上海区区长，把两个基层人员的名字记错很有可能。

“南京毒酒案”背后可以说有一整个支持团队。具体应是由卜玉琳策划，由南京区成立行动小组，尚振声任组长，钱新民指挥，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工作的詹长麟具体实施在酒内投毒，其兄詹长炳配合最终完成的。

02 军统南京区遭重创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之后，军统南京区就在部署上做了两手准备：他们一方面将指挥部转移出市区，一方面挑选精干力量组成“南京行动总队”留守南京，执行除奸和暗杀日寇任务。

12月初，日军兵临城下，军统决定让副区长尚振声留在南京，统一指挥南京的军统特工。南京大屠杀期间，很多军统人员避入国际安全区，四处搜集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证据，报告上级。

由于情势变化，军统南京区将人员和机构分散在南京和上海两地。期间，南京区策划和实施了很多次针对汉奸和日寇的行动，“南京毒酒案”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

军统组织严密，日伪曾多次试图破坏，均没有得逞。但堡垒最终还是从内部被攻破了。汪伪“特工总部”的大小特务原先就有很多来自中统、军统，他们落水后，牵连了一大批中统和军统特务落水。

时任军统南京区专员的谭文质，就是在原任南京区助理书记陈明楚拉拢下投敌的，最终导致军统留守南京和上海的大批特工被汪伪“特工总部”（极斯菲尔路76号76号）抓捕。谭文质交出了当时南京区的留守成员名单。汪伪特工按图索骥，钱新民、尚振声、卜玉琳等骨干分子首先被捕。

钱新民被捕时随身携带了通讯录，76号的汉奸特务们根据通讯录上的电话和地址展开大搜捕。军统南京区在上海的书记室人员大都被捕。76号将他们押往南京，关押在汪伪“特工总部”下设的南京区监狱。

尚振声的得力助手、时任南京区助理书记的卜玉琳被抓到南京白下路日本宪兵队(原国货银行大楼旧址)关押。卜玉琳是“南京毒酒案”的关键人物，日伪希望从他身上打开缺口，但卜玉琳从从入狱之日起就开始绝食，没过多久即悲壮成仁，时年34岁。

03大批潜伏特工暴露

拔出萝卜带出泥，汪伪特务通过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对一些意志不坚定者颇见成效。一举捕获了潜伏在南京、上海一带的江苏省教育厅长马元放、京沪铁路与沪杭甬铁路特别党部主任委员李达三、军统南京区特派员黄征夫等，并且逮捕了打入汪伪政权内部、已经取得一定地位的军统人员黄光逸和邵明贤。黄逸光和邵明贤都是军统高级特工，平时只与钱新民保持单线联系。

黄逸光与汪精卫有旧谊，打入汪伪内部的目的就是伺机刺杀汪精卫。黄逸光原籍广东赤溪，墨西哥华侨。他爱好旅行，1935年，他与好友结伴徒步环游世界，途经巴黎，在欢迎会上见到了汪精卫，两人由此相识。

1938年，黄逸光在非洲旅行期间，听闻南京沦陷，立即中断旅行计划，乘船火速赶回祖国，在汉口再度遇到汪精卫，急切地表达了抗日愿望。此时的汪精卫尚有与日本抗争之心，留黄逸光在家中住下，写信推荐他到昆明航校受训，并赠路费。在昆明航校学习期间，黄逸光因身体条件不太适合转做地勤人员。

汪精卫出逃河内之后，汪精卫的舅爷陈耀祖给黄逸光写来密信，希望他在空军内运动，鼓动空军将士参加“和平运动”。

对汪精卫投敌深恶痛疾的黄逸光深明大义，当即将密信交给上级。由此，军统得知了他与汪精卫的特殊关系。军统几次制裁汪精卫都失了手，征求黄逸光的意见后，希望他打入汪伪内部。黄逸光慨然应诺。

在军统的安排下，黄逸光“出逃”南京，投身“和平运动”。汪精卫没有忘记这位“忘年交”，亲自召见，当即表示希望他发挥“航空”专长，帮助建立汪伪的空军队伍。黄逸光先后被任命为汪伪“教育部”专员、“宣传部”编审、汪伪“航空委员会”委员。

邵明贤出身杭州警官学校，是汪伪大员梅思平的老部下。梅思平在汪伪的巨奸当中，帮手不多，所以无法与周佛海、陈公博、陈璧君等拥趸众多的汉奸抗衡。当了汉奸之后，梅思平给邵明贤写了一封密信，内容是“希望邵明贤参加和平运动，如能前来南京，必将委以重任云云”。邵明贤深明大义，主动将密信上报，并提出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打入汪伪内部—他也想伺机刺杀汪精卫。戴笠喜出望外，当即批准。

1939年冬天，邵明贤全家到达上海。梅思平迫不及待地安排他担任了“浙江省党部”书记长，随后又把他提拔为“首都警察厅”督察长。

邵明贤深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作掩护，将军统南京区的秘密电台放在了自己的宿舍里。

黄逸光和邵明贤利用自己在汪伪中的地位，源源不断地将大量有价值的日伪情报送交钱新民，居功至伟。

黄逸光在1940年11月19日被捕，他拒绝透露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日伪恼羞成怒，12月17日将他杀害。黄逸光罹难前索要笔墨，慨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可爱的中华，我愿为你歌唱，我愿为你而死！”同日，邵明贤也就义于南京。

04钱新民与尚振声的结局

钱新民的身份被76号破获后，汪伪胁迫他于1941年7月间就任汪伪“特工总部”上海“虹口区”区长。因为自己的疏忽导致南京区受到巨大破坏，钱新民一直深深自责。经慎重考虑后，钱新民秘密派人到重庆与军统重新建立联系。军统允其戴罪立功，让他另立电台与重庆保持联系。钱新民利用伪职作为掩护，将秘密电台设立在“特工总部”“虹口区”办公处。

被钱新民牵连的尚振声，则在南京关押了7个月，后经营救出狱。出狱后，尚振声随即与军统取得联系，恢复工作，并被任命为军统南京区区长。

因已被汪伪特工总部逮捕过，尚振声释放后受到秘密监视，于是，他因势利导，加入汪伪政权作为掩护，谋得清乡部队某部第七旅参谋长一职。

1941年11月8日，军统南京区上海方面的交通员被76号逮捕，钱新民出现在通讯录上。76号随后从钱新民处搜出了与重庆方面联络的秘密电台和密码本。钱新民再次被捕。12月13日清晨6时许，钱新民被日伪枪杀于上海西郊中山路刑场。

虽然尚振声此时已和钱新民脱离了组织联系，但汪伪方面认定他们是一伙的，尚振声再次被捕。1942年1月19日，尚振声就义。

而具体实施毒酒案的詹家兄弟家人辗转从南京到上海，1944年才在军统安排下离开上海。抗战胜利后詹长麟退出军统系统，一直低调地生活在南京。

2008年11月，詹长麟与世长辞。2009年9月28日，新中国成立60年前夕，他和詹长炳一起被评为“30位新中国成立做出重大贡献的南京模范英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