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的月薪仅有180元，毛主席托人送他两千，主席：他是皇帝嘛

1964年2月13日下午，北京中南海勤政殿灯火通明。春节座谈会接近尾声，毛泽东环顾室内，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与章士钊、程潜等十余位民主人士围坐一圈，气氛略显疲惫，却带着节日的松弛。

毛泽东突然提到一个细节——溥仪的每月工资只有一百八十元。他摘下眼镜，用手指轻敲文件夹，声音不高，却立刻让会场安静下来。

“他是皇帝嘛，多给一点。”短短一句，既像玩笑，又含郑重。章士钊点头记下，知道这句话不仅是关怀，也是政治态度。

会议散场后，毛泽东当即让秘书将两千元稿费分成两包，嘱托章士钊一包送溥仪，一包送载涛。灯影摇曳，章士钊离开勤政殿时，口袋里的牛皮信封沉甸甸。

事情传开，许多人疑惑：新中国为何如此对待末代皇帝？答案要追溯到更早。

1949年新政权刚建立，有关如何处置清廷遗脉的讨论不断。毛泽东明确表示，改造的是制度，不是某一个人。此话为后续政策奠定基调。

1950年8月，溥仪被苏联移交中国，进入抚顺战犯管理所。他起初惴惴不安，后来发现自己与普通战犯同吃同住，没有特权也无人羞辱，心理防线逐渐松动。

同年冬天，载涛致信中央，询问能否探视。批示很快下来：可以探视，且应鼓励。家人的探望，让溥仪第一次感到“改造后还会被接受”。

1959年建国十周年，中央决定实行特赦。名单报到毛泽东案头，他写下醒目标记——“先放皇帝”。外界议论纷纷，但特赦如期执行。

1961年春，溥仪进入北京植物园，职位是园丁兼售票员。第一次领工资，薄薄几张票子，只有一百八十元，他揣在衣袋里捏了又捏——这是他真正靠劳动换来的收入。

同年12月，毛泽东在颐年堂见溥仪。两人相对而坐，桌上只有几碟小菜、一碗紫罐煨肉。毛泽东未动肉，溥仪轻声问缘由，得到一个简单回答：“现在大家都紧张。”

不久，春节将至。毛泽东用稿费设家宴，请溥仪、章士钊等数人。餐桌仍是粗茶淡饭，但主人频频为溥仪夹菜，一旁的老友忍不住发笑：从“天子”到“战犯”，再到主席的座上宾，历史竟能翻出这样的篇章。

宴间，毛泽东关心溥仪婚事，提醒“后半生需要人照料”。溥仪不敢作声，只是红了耳根。数月后，他与李淑贤登记结婚，植物园同事送来一盆君子兰作贺礼。

时钟转回1964年。章士钊带着两千元到了和平里宿舍，小小房间炉火微弱。溥仪听完来意，连声说：“我不能收。”对方摇头递上信封。短短四个字拒绝无效，最终，他收下了稿费，却立刻写了张收条，塞进章士钊口袋。

两周后，溥仪的工资由一百八十元调至二百元，此事随同其他善后措施在内部传达。文件极短，只有一句说明：“酌情照顾”。

从法律意义看，末代皇帝早已是普通公民；从历史意义看，他又是特殊的见证者。毛泽东决定用不露痕迹的方式，让这位见证者过上体面而不奢侈的生活。

两千元，在当年的北京可以买下一辆“永久”自行车、几十尺呢料，还能换来几百斤大米。对稿费有限的毛泽东而言，这不是小数目，但他认为值得。

溥仪此后专注于《我的前半生》写作，一笔笔记录清廷旧影、伪满往事和抚顺改造。章士钊偶尔探望，看见稿纸摞得老高，感慨这位昔日帝王终于有了自己的“工作业绩”。

1967年春，书稿完毕，溥仪在扉页题字，第一行写着毛体标点：“谨以此书，献给新生的中国”。他没再向任何人谈起两千元的细节，只把信封留在抽屉，外面包着那张收条。

历史的弯路往往要用具体的人生来丈量。一百八十与两千，看似数字差距，背后是制度更迭、观念更新与个人命运的重塑。旧皇帝的工资条，成了新中国政治宽度的注脚，也映照了最高领袖一段朴素的施惠——“他是皇帝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