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处置卖国贼！作为四川高知分子的石平，为何成了当代汉奸？

有的人，从平凡走到辉煌，是民族的骄傲；

有的人，从辉煌走向耻辱，是民族的败类。

石平，正是后者的典型。

一个在四川长大、被国家送进最高学府深造、又享受着公派留学的特殊待遇的人，本应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是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才。

但现实却是，他不仅辜负了国家给予的一切，还主动投敌求荣，摇身一变成为日本右翼的“反华工具人”。

到底是什么，让这样一个被国家栽培的高知分子，最终成为人人唾骂的“当代汉奸”？

石平1962年出生在四川成都，那个年代的中国还很艰苦，能考上大学已是为数不多的幸运儿。

1980年，他凭着成绩优异考进北京大学哲学系，这在全国乃至四川都是足以让亲友引以为傲的荣誉。

要知道，那时候的大学录取比例极低，北大更是全国最顶尖的学府之一。

进入北大，不仅意味着优越的教育条件，更意味着你会被视为国家未来的接班人——是可以被重点扶持的对象。

石平享受着优质教育、全额奖学金、广阔的学术资源，这些都是国家花费巨额公共投入，为精英阶层准备的培养计划。

毕业后，他回到四川大学任教，拥有体面而稳定的工作岗位。

他本可以在高校安心做学问、教书育人，但石平对教学的兴趣远不及对自己“思想冒险”的追求。

当别人认真备课时，他更多是在策划如何参与社会活动、如何为自己争取更大的舞台。

这样的心态，或许已埋下他后来投身外国政治的种子——用个人名利取代对公共责任的担当。

1988年，他获得了极为稀缺的机会——国家公派留学赴日本，进入神户大学攻读博士。

公派留学是国家层面对高端人才的投资，要求学成归来，在科研、教育、政策等领域回报社会。

但石平开始了另一种人生规划——享受日本的物质生活、吸收日本的右翼思想，在思想上逐渐远离自己的根。

在日本泡沫经济顶峰的岁月里，消费主义和物质繁华让他迷失。

他不再把“报国”挂在心上，而是被“个人享受”取代……

如果说前期的留日不归是暗自背离，2007年就是石平对祖国的彻底背叛——他主动放弃中国国籍，加入日本籍，还给自己取了个彻底“切割”的名字：“石平太郎”。

按理说，换国籍本是个人选择，但石平背后的言行暴露了他的真实立场。

他公开说“出生在中国是我一生的遗憾”，“作为日本人，我很骄傲”，这种言论不只是割裂国籍，而是当面羞辱养育他的祖国，嘲笑亿万中国人的民族身份。

对于任何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的表态就是赤裸裸的卖国。

更令人愤怒的是，他并没有变成一个单纯的日本市民，而是走入了日本最极端的右翼圈子，甘愿成为他们的“华人代言人”。

他加入右翼媒体《产经新闻》，开设专栏，一篇篇文章掩盖着深刻的仇华倾向：

否认南京大屠杀，反复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抹黑中国的民族文化，还对台湾、香港、新疆等重要议题作出挑衅性言论。

种种言论，不仅与历史事实背道而驰，更是在帮日本右翼完成他们“对华敌视”的舆论布局。

他的书籍，比如《我为什么抛弃中国》《中国大屠杀史》，同样打着“学者分析”的幌子，但内容却是歪曲历史的垃圾。

这类著作在日本右翼圈子里被当成“证据”来宣传，实际上就是谣言，本质是用中文背景来制造对中国的攻击性观点。

说得直白点：他就是靠出卖祖国来换取在日本的存在感和地位。

此时此刻，他已经不是“中国人”，更不是“留学生”，他是在国际舆论场上为右翼充当工具的“汉奸”。

在右翼圈子里混了多年，石平终于抓住机会在政治舞台更大地亮相。

2025年，他代表日本维新会参加参议员选举并当选。这是战后日本第一次有成年后加入日籍的华裔进入国会。

但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他攒够了在右翼圈子里的“反华声望”，用挑衅中国的立场换来了政党的“接纳”。

维新会是个右翼政党，在议会人数不多，却以极端激进著称。

石平加入他们，是为了让自己的反华立场更加有市场，用极端化的话语换取阵营的支持。

他在参议员身份下继续走老路——参拜靖国神社，美化侵略历史；在台湾、钓鱼岛问题上煽动对抗；在香港、新疆问题上胡言乱语。

这些言行，不仅踩踏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还试图撕碎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不过，这种种挑衅，必然带来回应。

2025年9月8日，中国外交部直接宣布对石平实施全面反制：冻结其在华所有资产；禁止中国境内任何组织和个人与其有交易或合作；拒绝他和直系亲属的签证申请和入境。

这是中国第一次对日本国会议员采取如此坚决的措施。

外交部发言人的评价可以作为他人生的注脚：“数典忘祖，出卖良知。卖祖求荣，只会自食恶果。”

可令人愤怒的是，石平面对制裁竟称这是“光荣”，还炫耀能证明自己在日本政治上的“正确性”。

如此不要脸的态度，恰恰说明他早已彻底切断自己的民族认同，与侵略者同站队。

石平的背叛提醒我们：汉奸并不是古代的词汇，而是在今天仍然会以各种面目出现。

他的存在，也告诉所有人，民族的记忆和国家的立场，必须被牢牢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