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宇耘：月落乌啼是何时？

张继《枫桥夜泊》家喻户晓，今通行本皆作：“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现在的小学语文教材及普及读物中，皆与此同。虽读者对此诗交口称好，然而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却鲜有人作深入思考。如：一、“月落”无定时，如何利用周围的物色给它以准确的时间定位？二、苏州河畔本无枫树，诗人何来“江枫”之吟？三、既然是“月落”之夜，何能辨识江边的树种？四、“愁”在何处？诗人何得对“愁”而眠？这诸多问题，皆直接影响着对诗意的正确理解。特别是“月落乌啼”，若不能准确定位，便会导致整首诗叙事逻辑上的混乱和事物之间的矛盾。

关于“月落乌啼”的时间，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夜半”时分，与最后一句“夜半钟声”相呼应，如施蛰存云：“因为严寒，乌鸦都无法睡眠，所以还在啼唤。半夜里已经月落，想必总在深秋或初冬的上弦。”（《唐诗百话》）刘学锴云：“题为‘夜泊’，实际上只写‘夜半’时分的景色和感受。诗的首句，写了午夜时分有密切关联的三种景象：月落、乌啼、霜满天。”（《唐诗选注评鉴》）另一种认为应指天将曙时，如元杨士弘《唐音》十四卷云：“说者不解诗人之活语，乃以为实半夜，故多曲说。殊不知首句‘月落乌啼霜满天’，乃欲曙之后矣，岂真半夜乎？”清代黄生也称：“从夜半无眠至晓，故曰钟声太早，搅人魂梦耳。”但诗首言将晓，末写夜半，非常理之叙事，故黄生又认为此乃“章法之倒叙”，“此已晓追写昨夜之况也”（《唐诗评三种》）。

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有不妥。若为夜半，次句提及“江枫”，夜色黢黑如何能辨得江边树种？而且“乌啼”多在黄昏归巢或天亮觅食时，如明贝琼诗言：“风林日落乌争噪”（《城南绝句》），宋宋庠诗言：“城阙曙乌啼”（《送静海高薄》）。虽古乐府有《乌夜啼》曲，但那毕竟是非正常状态，“夜半”实非“乌啼”之时。《旧唐书·音乐志》曰：“《乌夜啼》，宋临川王义庆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徙彭城王义康于豫章，义庆时为江州，至镇，相见而哭，为帝所怪，征还宅，大惧。伎妾夜闻乌啼声，扣斋阁云：‘明日应有赦。’其年更为南兖州刺史，作此歌。”正是因为乌平时不夜啼，所以夜啼才会被认作一种预兆。但若将“月落乌啼”定位在天拂晓时，从常理上看虽没问题，然而将本诗整体考虑，却出现了叙事上的矛盾：首句天亮，次句就寝，三四句夜半，这种混乱的叙事状态无论如何都是说不通的。尽管黄生认为此乃倒叙写法，但实在不符合拂晓早发之人的匆忙心境。清王端履认定首句写平明时，而又深感其“律法未免太疏”，于是调整其序，将诗改写为：“羁客姑苏城外船，江枫渔火对愁眠。夜半钟声寒山寺，月落乌啼霜满天。”（《重论文斋笔录》卷九）此种改写，叙事逻辑是顺了，可是诗味却少了许多。

笔者认为，“月落乌啼”最合理的时间定位应该是黄昏。这不仅由“林空噪暮鸦”的自然现象可以证明，而且从第二句中也可以获得印证。今本第二句作“江枫渔火”，如果对事物作情景还原，便会发现其问题所在。因苏州城外的江边，根本就没有枫树！尽管今所见到的绝大多数版本，包括唐人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皆作“江枫渔火”，但毕竟与事物本身相违。幸好宋人旧籍中发现了另一种版本。南宋龚明之《中吴纪闻》、吴曾《能改斋漫录》、胡仔《渔隐丛话》等，录此诗“江枫”皆作“江村”。在寒山寺俞樾所写刻的诗碑碑阴，有附记八行，其云：“唐张继《枫桥夜泊》诗脍炙人口,惟次句‘江枫渔火’四字,颇有可疑。宋龚明之《中吴纪闻》作‘江村渔火’,宋人旧籍可宝也。”又附有七绝云：“幸有《中吴纪闻》在，千金一字是‘江村’。”碑侧有江苏巡抚陈夔龙题记，肯定俞樾之说云：“《中吴纪闻》载此诗作‘江村渔火’，宋人旧籍，足以依据。曲园太史作诗证明之，今而后此诗定矣。”但俞樾为何说“‘江枫渔火’四字颇有可疑”，而“村”字是“千金一字”呢？因碑阴字数有限，俞氏不能展开说明。详加思考便会发现，“村”之一字，不但可以拨开本文开首的重重疑惑，也打通了整首诗的逻辑障碍。“江村”即江边的村落，“渔火”是渔船上的灯火。苍山日暮，正是家家灯火亮起之时。“江村”中的闪闪烛光与渔船上的点点灯火，都在讲叙着家人团圆的故事，而漂泊在外的游子于此时倍感孤寂和凄冷。“断肠最是黄昏后”，思家之心使诗人眼中的“江村”和“渔火”，都变成了剪不断的新愁。所谓“对愁眠”就是指对着“江村”“渔火”燃起的新愁而眠。而薄暮时分“江村灯火稀”以及“渔火闹黄昏”的生活规律，都将首句“月落乌啼”的时间定位在了黄昏。黄昏，太阳落山，月亮还未升起，乌鸦的噪声扰得客心缭乱，秋夜的寒气渐渐袭来，江村和渔船上家家团圆的灯火，引起了客子无限的乡愁，使之彻夜难眠，夜半钟声更增加了客心的惆怅。诗之叙事井然有序，并无所谓“律法未免太疏”之弊。

再观首句，“月落”是否可作为黄昏的诗意表述呢？回答是肯定的。从物象上讲，“月落”不是准确的时间概念，一月之中，月落的时间随时在变，黄昏也可以有“月落”。元萨都拉《次王本中灯夕观梅》：“西楼月落已黄昏”；清钱澄之《过罗刹几》：“黄昏月落雁飞飞”；清陈世祥《幽晤》：“上弦月落黄昏院”等皆可作证。因此，“江村”和“月落乌啼”共同确定了本诗开始的时间即是指“黄昏”，这样前文的疑难可以一一迎刃而解。

还原后的诗作也向我们提出了另外的问题。第一，为什么不直接用“日落”？第二，“江村”为何被改为“江枫”，且后者几乎成为唯一选择？首先，因为无论“月落”还是“江枫”，都具有更浓郁的诗意。月光独有的温柔和神秘，使其本身具有绝佳的审美价值。特别是在乡思类诗作中，月意象更具有勾起乡愁的独特功能。如张溢《寄友人》：“共看今夜月，独作异乡人”；白居易《望月有感》：“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因而在此诗中，“月落”比“日落”具有更强的情感投射。

“江村”与“江枫”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作者创造的诗境,而后者是在脱离事实本身之后，读者再造出的诗境。“枫”字携带的色泽与内涵，超越了“村”字，在历史的选择中胜出。所谓诗境再造，通常发生于古典诗歌脱离创作环境后。在以纯文本形式传播的过程中，后世读者的审美实践逐渐代替作者本人的意、志、情，介入诗歌的修改，进行再创造。考“江村”之改为“江枫”，即属于此。“枫”字由来一是承接有关秋思的传统意象，自屈原的“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枫”与“江”结合以嫁接愁绪的表现手法得以不断继承发扬，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青枫浦上不胜愁”，就将美感与哀感发挥到极致。此外，枫叶与江水都有关于时间的暗示，前者来自由青转红的生物特性，后者源于“逝者如斯”的深入人心的生活譬喻；另一方面，“枫”还与“霜”经常联系在一起，如唐刘长卿：“摇落暮天迥，青枫霜叶稀”（《余干旅社》），宋张抡：“霜叶舞丹枫”（《朝中措·渔父》），这当然也是因为枫叶转红之际正是秋霜到来之时，秋季的寥落感扑面而来。“枫”字前与“霜”呼应，后与“江”结合，从季节轮常、时光易逝两个自然特性，触及人们伤时悲秋的穴点，给予了人力尚不可为的强烈暗示，因此打通了人心之间的共通感，愁绪得以叠加输出。

由此可以回归原旨：诗中描述了一次偶然的泊岸经历，诗人恰于江边村落的闹忙中品尝到孤独。这个解释理顺了叙事逻辑，也忠实于作者的情感。然而诗人结愁的经历非人人可得。对读者来讲，观青枫渐转红的美感更易捕捉，“遵四时以叹逝”的愁绪更易触动。如果说原诗境来自于作者个人的生活体验，那么再造后的诗境则是接受者普遍的生命体验。传统承递和阅读记忆共同压制出了“江枫”的意象模板，模糊了“江村”的地理环境，也忽略了“月落”的时间定位，形成了一种不必服从理性的共通感受，足以越过其他一切，成为影响鉴赏趣味的判断力。

本文转自“国际儒学联合会”公众号，原载《人民论坛》；作者系刘宇耘老师。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