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东和平计划遇挫，200亿预算泡汤

美国曾提出在黎巴嫩南部建立经济特区的计划，意图以经济激励迫使黎政府解除真主党武装。这一想法最初由美国总统特使汤姆・巴拉克在9月访问贝鲁特时提出，核心是基于“安全换取发展”的简单协议：依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黎巴嫩需逐步减少边境地区武装活动，全面恢复对南部地区的军事控制；作为回报，黎巴嫩将获得投资吸引力提升、商业税收优惠，以及来自海湾国家和东地中海倡议等合作伙伴的政治支持。

为推进该计划，拟设立的经济特区需依法明确边界，统一土地与财产规则，建立透明的税收和海关制度，并简化司法与仲裁流程。融资方面，计划整合赠款、优惠贷款和私人资本，辅以风险缓解工具与透明采购机制；据估算，黎巴嫩全国需求超200亿美元，其中约100-110亿美元用于重启经济，70亿美元用于南部地区重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预计提供30亿美元援助计划。

项目交付分三阶段推进：最初六个月落实稳定措施与法律方案，18个月内开放首批项目点，从第二年起逐步扩大规模，期间将按季度发布公开报告并接受独立核查。整个框架围绕四大支柱构建——法律清晰的区域、以安全为前提的每一步推进、居民社会保障，以及与核查结果挂钩的分阶段融资，试图让经济增长成为避免局势升级的替代方案。

美国提出的这一计划，在诸多方面与埃及、约旦通过“合格工业区”模式采用的做法相似。埃约两国若想让产品免税进入美国市场，需满足两个关键条件：一是包含以色列投入的强制性份额，二是本地增加值至少达到35%。这类模式的共性在于，以政治和安全措施换取经济优惠，聚焦快速提升出口，且依赖外部投资者推动增长。

但历史经验已暴露此类模式的明显缺陷：埃及和约旦均面临行业基础狭窄（以服装业为主）、对整体经济的溢出效应薄弱、供应链受政治局势影响大等问题，且复杂的原产地规则与行政障碍推高了交易成本。

对黎巴嫩的新计划而言，若无法明确特区边界、建立透明治理机制、实现生产多样化并完善社会保障，很可能重蹈埃约覆辙，难以成为长期增长的支撑平台。

黎以冲突的漫长历史，让黎巴嫩社会对各类外来计划始终保持警惕，也成为美国特区计划难以落地的核心障碍。

1948年阿以战争后，20世纪70年代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进入黎巴嫩，随后以色列在1978年发动“利塔尼行动”，1982年入侵黎巴嫩并长期占领南部地区、设立安全区，直至2000年才撤离；2006年，因以色列士兵被俘，两国再次爆发战争，造成数千人死亡、大量基础设施损毁。

此后局势虽由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授权暂时维系，但冲突从未真正停止，2023年以来，边境交火更成为常态，每一次火箭弹袭击或空袭都会迅速让投资承诺化为泡影。

当前局势进一步加剧了实施难度：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持续推进，对叙利亚及周边地区与哈马斯相关目标的打击也未停止。黎巴嫩社会不仅关注外交动态，更密切关注针对加沙以外运动领导人的行动（包括邻国发生的相关事件），这加剧了“战争范围扩大”的担忧。只要南部边境和加沙的冲突消息比停火与政治协议更频繁，美国“先建安全区、后求和平”的思路就显得不合时宜。

美国计划的根本矛盾在于，试图以经济手段绕过政治问题，却忽视了中东地区的核心逻辑——在该地区，安全、尊严、主权及战争记忆并非经济的“附加条件”，而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在黎以完全和平未实现、冲突后秩序未规划的前提下，任何经济特区都不可能成为持久增长的平台。

资金与投资者并非成功关键，计划还需满足一系列政治与安全前提：有法律依据的边境安全保障、明确的边境村庄居民制度、流离失所家庭返乡机制、排雷工作渠道、局势缓和途径，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全面执行。缺少这些要素，黎巴嫩的“非战争经济”终将沦为“战争经济”，而历史已证明，黎巴嫩的战争经济屡屡以失败告终。

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歧更凸显了政治解决方案的必要性。在以色列民族主义话语中，不时出现“以利塔尼河为天然北部边界”的主张，这类源于圣经地理概念、强调历史权利的说法，即便本身影响力有限，也为双边谈判设定了复杂基调——黎巴嫩听到的并非“边界不可侵犯”的保证，而是对南部现状可能被修改的担忧。

归根结底，“用金钱换和平”的公式在当前中东行不通。加沙军事行动、叙利亚境内打击、针对哈马斯领导人的跨境行动（如近期多哈相关事件），以及黎巴嫩人对今年1月贝鲁特萨利赫・阿鲁里遇害事件的记忆，都让民众坚信“可靠和平保障仍遥不可及”。

对黎以两国而言，可行的经济项目只能是政治解决方案的“结果”，而非替代政治解决方案的“工具”；特朗普政府时期形成的、以激励、利润和项目思维为核心的经济方针，与中东的基本现实相悖——经济发展必须遵循安全、记忆与主权的逻辑，而非试图取代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