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世人皆知，《春秋》是记录春秋时期的一部重要史书，但同时也是儒家五经之一。既然是记录春秋时期的史书，按理说应该要从周平王东迁开始，也就是公元前770年，但为什么却要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开始记载呢？这与平王东迁相差了将近半个世纪。之所以会这样，其中必然另有隐情，只是这个真相，却让很多人表示难以置信。
对于《春秋》为什么始于鲁隐公元年，古代的很多学者都有自己的意见。按照《公羊传》的说法，“《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意思是说，《春秋》之所以从鲁隐公开始记载，是因为孔子能够从付呗、祖辈那里能够所得到的历史信息，只能追溯到鲁隐公时期。按照《公羊传》的观点，之所以起于鲁隐公，最客观的原因是鲁隐公时代已经是作者能够掌握的历史文献的上限。
西晋杜预在《春秋序》中指出，“隐公，让国之贤君也”，“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意思是说，孔子编撰《春秋》意在要纪中兴，所以选择从鲁隐公开始，因为从东周开始，鲁隐公的角色和使命发生了变化，并将鲁隐公定位成能够继往开来“藩屏”周王室的诸侯领袖，并且对鲁隐公寄予厚望，所以，《春秋》自然要从鲁隐公开始。
唐代啖助作为新《春秋》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春秋宗指议》中指出，《春秋》之所以始于鲁隐公，是因为“悲大道不行，将托文以见意，虽有其德而无其位，不作礼乐，乃修《春秋》，为后人法”。意思是说，从东周开局就已经礼坏乐崩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已经败坏到了惨不忍睹的状况，亟需建立新的社会规范来挽救时弊，所以《春秋》从鲁隐公开始，“拯薄俗，勉善行，救周之弊，革礼之失”。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可以说是一个实力派思想家，他在《日知录》卷四“鲁之春秋”条下曰：“自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于是孔子惧而修之”。也就是说，从顾炎武的视觉来看，孔子对鲁惠公之前的《鲁春秋》全部信从、没有改动，而对之后的《鲁春秋》则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了修订，所以后人看到的只是经过孔子修订的始于隐公的鲁史《春秋》。
其实最主要的一点，被很多人忽略了。按理说，春秋是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开始的，而鲁国当时的国君是鲁孝公，两年后鲁孝公去世，鲁惠公继位，鲁惠公在位46年，励精图治，鲁国国力大增，但鲁惠公因为夺媳事件和僭越礼制，为春秋时期的礼坏乐崩带了头。不仅如此，周平王早期，与之并立的还有周携王，“二王并立”的时间持续了20年，直到公元前750年，晋文侯灭掉周携王，才结束。所以，无论是从周平王开始写，还是从鲁惠公开始写，似乎都不完美。
孔子编写《春秋》，是从《鲁春秋》的基础上进行删繁就简整理而成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春秋》是鲁国的国史，不从周平王开始记载也无可厚非。但之所以从鲁隐公开始写而不从鲁惠公开始写，最大的原因在于鲁隐公自公元前722年继位后，维护礼法、调整内政，在内忧外患的处境中，凭借独特的智慧和打太极的手腕，维护鲁国的独立和利益，是春秋早期鲁国中颇有作为的君主。这样一位君主，的确适合作为开篇。
诚如孟子所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也说明孔子删改《春秋》的目的在于维护周礼。《左传·昭公二年》中提到，晋卿韩宣子出使鲁国后发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所以，《春秋》不从周平王开始写，而是只从鲁国国君开始写，是独具慧眼的。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东周早期的“二王并立”，在鲁孝公、鲁惠公的纪年里，或多或少会有关于周王室的不利记载，而孔子编《春秋》的目的在于恢复周礼、维护正统，而刚好从鲁隐公开始，不仅鲁隐公是个不错的君主，且从鲁隐公开始，关于周王室的不利记载逐渐减少，因此可以做到“一石多鸟”，让不利记载“从墨色深处被隐去”，一个“隐”字，真是神来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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