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什么自杀？

那一年是清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44岁，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地开展了三四年了，清军几乎没有取得过一场像样的胜利。当时曾国藩的母亲过世，他本来在家为母丁忧，但为了响应皇帝号召，出山组建了湘军。湘军与清朝经制的八旗、绿营军不同，八旗、绿营算是世兵制，从旗人、军户中征兵，父子相继，世代为兵，而湘军不同，是高薪招募人来当兵，算是雇佣军。这样的军队优点很明显，将士兵职业化，可以加强训练，诱以重金，鼓励士兵卖命；同时将领层层招募士兵，改变之前兵将不识的尴尬局面。曾国藩对这支部队寄予厚望，希望以此打败太平军，收复金陵城。为此，他排除了同僚排挤陷害的阻力，顶住了皇帝乱发命令的压力，克服了各种困难。没想到，出战不利，在湖南北部连败三场。于是，曾国藩率水陆两军退保长沙，想在湘潭和太平军来一场决战。

正在这时，他获得情报，说有一股太平军在长沙北边的靖港镇驻扎，兵力薄弱，防守松懈。曾国藩一听来劲了，现在湘军正需要一场胜仗，兵力薄弱，防守松懈，不正好适合偷袭吗？本来他们都已经做好了湘潭的战略：分两拨进行，先由一支部队进攻，然后曾国藩再亲率剩余部队跟上。获得这个情报后，曾国藩临时改变计划，自己率部队先打靖港，然后获胜后再去支应湘潭。结果，实际情况根本不像情报所说的那样。太平军兵并不少，准备也没有不充分，他们早就架好了大炮。曾国藩率领的四十艘战舰和八百多名陆军正好成了炮靶子。那些曾国藩辛苦打造的战舰不是被太平军击沉，就是被火烧毁，还有用完后的就被太平军抢去了。陆军也吓破了胆，溃不成军，纷纷后撤。曾国藩很是着急，他竖起帅旗，拿着长剑，大喊：“过旗者斩！”可是，士兵水勇哪里还受他的约束，纷纷绕过大旗，向后逃去。兵败如山倒，大势去矣。

曾国藩手拿着长剑，迎着猎猎南风，望着远处辛苦打造的战船被火烧尽、被敌掳去，看着近处日夜训练的士兵溃不成军，心里不是滋味。他双腿一蹬，跳进了河水中。有人说曾国藩自杀，是因为他有自杀倾向。由于史料有限，我们也不可能让曾国藩做心理学量表，判断他真的有自杀倾向。不过，那个时代却有一种自杀倾向，这可能对他产生影响。当时，文臣武将在败阵之际选择自杀，几乎成为流行之举。在曾国藩这次自杀之前，有两场规模比较大的战争——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据学者统计，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仅官至一、二品的高级将领就有十七人舍身殉命，比如大家熟悉的民族英雄、六旬老将、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守卫虎门时，就选择自杀式战斗；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在定海城破后，跳水自杀殉节。而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更有不少清军守将和文官随着城池陷落而选择自杀，或跳河投井，或自刎上吊，也有些人明知不敌，却甘愿力战而亡。

当武昌第一次被攻破时，湖北巡抚、按察使、学政，以及武昌知府等各级主要官员连同他们的家人都选择了自杀；还有不少武将选择自杀式战斗，守城将领杨光普死得尤为惨烈，他看到城破兵散后，依旧匹马独战，当力竭后，自断脖颈，据说其头落地有声……根据史料统计，当时“文武官员自巡抚、学政、司、道、提、镇，以至府县下级同时殉难者达百员”。金陵城破时，相似的集体自杀再度发生，死的人就更多了。当时为什么形成如此明确的自杀倾向呢？原因很复杂，概而言之主要有两点。

第一，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观密切相关。儒家中孔子倡导“杀身成仁”，孟子强调“舍生取义”，他们认为死亡虽是生理生命的终点，却是道德生命的起点，在关键时刻主动结束生理生命以“成仁取义”，正是儒者追求的“立德”，是第一等功。墨家重“侠”，更强调即将“受辱”时，可以毫不犹豫自杀，史载墨者“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道家对生死的态度较为超然，老子讲“死而不亡”，庄子说“死生存亡之一体”，让人们不以生喜，不以死悲，生死有命。三者生死观相互融合，在漫长的历史中让很多人面对死亡时可以从容以对。

第二，当时的自杀倾向与清代的法律制度也有不小关系。《大清律例·兵律》对主将守城作战的规定极严格、要求极高，如果城陷阵败，很可能按军法处置斩首或斩监候，也就是死缓。若如此，不如临阵力战或自杀殉节，还会被朝廷优抚，自己可能被赐以“忠”“节”等谥号，家眷子孙也会领到丰厚抚恤金。因此，守城之臣，统兵之将，大多都不会轻易临阵而走，不少选择力战而亡。这种自杀现象对曾国藩来说并不遥远，也发生在他的亲朋好友之中。就在曾国藩这次试图自杀的半年前，他的好友安徽巡抚江忠源在庐州城破后，投水自杀，年仅四十二岁；第二年，曾国藩的老师湖广总督吴文镕在黄州遭受太平军劫营而兵败，跳塘自杀，年仅六十二岁。那么当曾国藩面临相似情景时，他没有理由不效仿师友，去尽忠以求问心无愧。

刚才我们是从社会思潮方面分析，但是这也并非曾国藩自杀的必要条件，曾国藩并不是总督、巡抚，只是皇帝任命的“帮办团练”，无守土之责，靖港一战虽然战阵溃散，但远没有达到军法上规定的“失城陷寨”的程度。何况“胜败乃兵家常事”，曾国藩不能不懂这个道理。那为什么曾国藩还要自杀呢？这就要看曾国藩所处的境遇和他个人的心理状态了。

如何去判断一个古人的心理状态呢？这很难，古人不会给我们诉说衷肠的。我们得看看他个人有没有留下什么日记、书信，以及时人对他的描写，从这里面透露出的蛛丝马迹进行推测。《曾国藩年谱》记载“公愤欲自裁者屡矣”，《清史稿》载，“国藩愤，自投水中”，都出现了“愤”字，“愤”应该是对他当时心绪的高度概括，那么“愤”到底包含了哪些心绪呢？曾国藩在丁忧期间夺情出山，置孝之大节而不顾，戴孝从军，很有一种背水之战的感觉。他花近两年的时间训练湘军，想以此剿灭太平军，挽回心中大“道”，同时“立功”扬名。可不曾想，开战即败，一败于宁乡，二败于岳州，三败于靖港，一连串的失败消磨了自信心，他亲手训练、招募，自以为能够对抗太平军的陆军水师，居然不堪一击。如此，更拿什么来御敌呢？

在这里需要强调一下，太平军的战斗力真的很强，在此之前清军几乎没有胜过，因此曾国藩才另起炉灶，创立湘军，想以此挽回大局，结果现在是这个局面。那么恐怕大局真是自此决裂，自己捍卫的“道”也自此湮没。压力、怀疑、绝望等多种情绪，在他目睹士兵溃散、战船被毁的情形时一涌而出，相互激荡交融，让他只求一死而泄愤。而且，他创立湘军本就不被人所理解，如今吃了败仗，湘军更是成了长沙街头巷尾的笑话。曾国藩跳水自杀不成，被人救起，收拾残兵回长沙，结果湖南提督鲍起豹坚决不给他开城门，甚至污蔑他引狼入室。已经成了落汤鸡的曾国藩，再遭这样的待遇，由愤生恨，他恨官场的冷酷，愤百姓的无知。这种心境仿佛是茫茫大海中的一座孤岛，没有人理解自己，更没有人支持自己。

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名作《自杀论》中提到过：“自杀人数的多少与政治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成反比。”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对群体的归属感降低，从群体中获得不到支持和保护时，他容易陷入沮丧、绝望而难以自拔，进而自杀以解脱。曾国藩遭到湖南官场的排挤，无疑让他愤恨和孤独，是促使他采取自裁手段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他第一次跳水被救，收拾残兵回营后，并没有打消自杀念头。他顾不得换洗衣服，顾不得清理头发的泥渍，趴在桌子上写遗言，交代后事。这些“临终之言”留了下来，成了窥探当时曾国藩心理状态的难得资料。综合分析，我们似乎了解了他到底是在愤什么。他的愤有三层含义：

一是，对母“不孝”。没有完成为母丁忧一直是他的心结。本想通过战绩以忠补孝，结果一败涂地，对不起母亲之灵。二是，对己“不明”。曾国藩自以为在这危难之际，可以凭借才能澄清天下，力挽狂澜。结果一连三败，贻笑天下。看来真是过于自信，没有认清楚自己的实力，没有自知之明。三是，对上“不忠”，愧对皇帝。他在湖南衡阳练兵多日，耗银无数，不久前皇帝让他驰援湖北、安徽，而他以准备不足为由，拒不出兵，坚持自己的行程表，导致安徽、湖北等地重镇的丢失。一切能让他如此勇敢地拒绝皇帝，残忍地坐看好友、老师无援战死，就是指望旗开得胜，干别人干不了的事情。

皇帝不久前朱批里的那句话仍历历在目：“将来你在战场上能出成绩，那自然是好事，要是出点差错，岂不被人笑话？”如今，不幸被皇帝言中了，慌张狼狈，如落汤之鸡，似丧家之犬，被整个湖南官场耻笑。自尊心如此之强的曾国藩如何能忍受呢？对母不孝而生悔，对己不明而生惭，对君不忠而生愧，再加之对官场的愤恨，曾国藩此时各种心绪相互冲撞，迫使他在激动自杀没死成后，又想着自杀，以逃避或者结束这段难挨的时光。

我们可以继续以涂尔干的《自杀论》中的观点来分析，曾国藩的自杀很矛盾，既属于“利己型自杀”，又属于“利他型自杀”。说他“利己”，是因为曾国藩无法忍受因战败而产生的负面情绪，以及不与他以为的“污浊”官场合流的孤独感；称其“利他”，是因为曾国藩自觉融入了传统礼教文化中，受传统生死观影响，义务地甘愿献身。因此，他自杀时才表现出一而再，再而三。既然死得如此坚决，为什么曾国藩没有死成呢？同样是三个原因，一是因为运气，他跳水后及时被人救起；二是传来了湘潭大胜的消息，湘军将领塔齐布率领的部队在湘潭那边的胜利是史无前例的，让曾国藩重燃希望，觉得自己的部队还是大有可为的。

另外，曾国藩活了下来，还得益于朋友亲友的劝谏。左宗棠连夜从长沙的城楼上吊着绳子下来，来到了曾国藩的大营里，看到他满身泥渍，觉得滑稽可笑，先对曾国藩一番冷嘲热讽，骂他像一头落水的蠢猪，然后又劝慰道：“事尚可为，速死非义”，事还有没有成，你怎么能死呢？正巧此时曾国藩的父亲寄来了一封信，大意是：“你这次带兵出战，是在为国杀敌，并不是单纯保卫家乡湖南。兵事有顺有逆，你能打得出湖南，便不惜此行，一切都值得，到时候任你战死还是自杀，都死得其所；如果死在湖南境内，我连哭都不会哭你。”

亲友的劝谏肯定让曾国藩重新审视生死。其实他内心中也充满了遗憾和不舍，从他给皇帝的遗折中也可以看出，他说：出师未捷身先死，留下自己未完成的志向，他一万年也不会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