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查处的贪腐案件中,贪官的司机常以“特殊身边人”嵌入腐败链条。他们凭借与官员朝夕相处的亲密关系,成为权力变现的重要纽带,扮演关键角色,其作用之隐蔽、危害之深远,折射出“身边人”监督缺位的治理痛点。
权力掮客:搭建权钱交易的“桥梁”
司机因长期伴随官员左右,其身份自带“权力背书”,极易成为行贿者攀附的目标,进而化身连接官员与利益方的“权力掮客”。他们主动承接请托、转达诉求,甚至直接以官员名义“打招呼”,在权钱交易中收取好处。
浙江省江山市贺村镇原驾驶员宁某某深谙此道。2015年至2022年,他凭借与镇党委副书记周建慧的密切关系,精准把握对方因职务平调产生的消极心态,主动充当“中介”。某建材公司老板因工业用地转让审批受阻时,通过宁某某请托周建慧,最终顺利完成转让并获利15万元,宁某某从中分得7.5万元,随后将3万余元转交周建慧。
此后,从建房审批到工程项目承接,宁某某始终在前端对接请托人,周建慧在后端利用职权落实,二人形成稳固的利益共同体,累计共同收受财物达68.3万元。
这个案例中,司机无需直接掌握权力,仅靠“领导身边人”的身份标签,便足以撬动资源分配,成为权钱交易的“润滑剂”。
利益中转站:隔绝直接接触的“缓冲带”
为规避查处,许多官员刻意避免与行贿人直接发生往来,司机则成为天然的“利益中转站”,负责贿赂财物的收受、保管与转移,形成贪腐行为的“安全屏障”。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局长孙颖的专职司机叶民武,便是典型的“财物传递者”。他不仅频繁帮干部向孙颖转送红包,还在定安涉黑团伙首要分子王世开与孙颖之间牵线搭桥,代为沟通工程请托事项,协助孙颖收受王世开所送的500余万元 。
这种“间接交接”模式,使官员与行贿人保持“安全距离”,企图掩盖贪腐痕迹。
司机的介入让贪腐流程更具隐蔽性,增加了案件查处的难度。
隐蔽提款机:实现权力变现的“工具人”
部分官员将司机打造成“白手套”,授意其成立公司或开展业务,依附自身权力垄断资源、承接项目,再将非法获利转化为个人可支配资金,使司机成为随时支取利益的“隐蔽提款机”。
南京水务集团原党委书记单国平对司机赵某的“培养”极具代表性。他将赵某视为绝对信任的“自己人”,从接送孩子上学到变卖收受的烟酒礼品,均交由赵某操办。为实现权力变现,单国平专门安排赵某成立公司,依托国企平台代理销售供水管材、承揽工程分包业务,十多年间非法获利4800多万元。单国平则将该公司当作“钱袋子”,从酒店消费卡充值到炒股、买房、装修,所有开支均由赵某代为支付,累计受贿260多万元。
在这类模式中,司机沦为官员权力变现的载体,看似合法的经营活动实则是腐败的外衣。
信息情报员:精准围猎官员的“探路者”
司机作为官员的“贴身侍者”,能第一时间掌握其行程安排、工作动态、个人喜好甚至决策倾向等核心信息,这些“情报”成为行贿人精准围猎官员的关键筹码,司机也由此扮演“信息情报员”角色。
原景德镇市委书记钟志生的司机李岚丰,便是凭借“贴身优势”掌握核心信息的典型。他跟随钟志生从鹰潭到九江再到景德镇,全程参与其工作生活,对其日程安排、权力范围了如指掌。即便后来被安置为市委直属事业单位一级主任科员,他仍能利用掌握的信息,精准判断可“打招呼”的领域和对象,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收受贿赂。
2025年3月,李岚丰因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被依法提起公诉,其犯罪基础正是长期积累的“信息资本”。
这些案例表明,司机掌握的“软信息”实则是权力寻租的“硬资源”,能直接决定围猎行动的成败。
司机在贪腐案中的多重角色,本质上是权力失控与监督缺位的产物。长期缺乏有效管理的司机群体,逐渐沦为权力异化的“衍生品”。
遏制“司机腐败”,既要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督促其管好“身边人”,更要完善机关事务管理制度,打破司机与官员之间的利益绑定,让“特殊身份”回归“服务本职”,从源头斩断权力寻租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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