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对周恩来感情有多深？周恩来逝世后，毛主席的反应令人心疼

【1976年1月9日，北京】“主席，周总理走了……”值班人员的声音带着颤抖。话音刚落，屋内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唯有老式座钟的秒针嚓嚓作响。毛主席缓缓合上眼皮，两行热泪无声滑落，手指却仍紧紧攥着那份还没批完的文件。

老人不说话，可胸口剧烈起伏，氧气管跟着抖动。张玉凤想上前扶，他挥了挥手——“让我静一会儿。”窗外长安街寒风刺骨，灵车已经在医院门口就位，十里长街挤满自发来送行的群众，悲恸像潮水般压向这间灯光昏暗的小屋。

消息不是突然降临。过去的三年里，写着“周恩来病情”的白纸黑字几乎天天摆在主席床头。1972年5月，第一份确诊报告拿到他手里时，他盯了足足二十分钟，最后叹了口气：“不行，也得行，想别的办法。”手术方案被他一押再押，陈毅元帅的前车之鉴让他对大刀阔斧心存顾虑。“电灼也好，中药也罢，只要能稳住，就去做。”这是当时他给医护组下的死命令。

为了减少环节，主席干脆让护士把报告直接送到总理住处与钓鱼台。“伤口出血多少？今天是多少？”他常把数字背得滚瓜烂熟。自己半夜突然醒来，第一反应也是摸旁边小桌——有没有新的记录。老伴儿、同志、依靠，这三个角色在他脑中重叠，任何一个出事，国家都会掉链子，他更会失去精神支柱。

两人的交情并非朝夕而成。1926年3月，中山舰炮声震动广州，毛、周同赴李富春家商量对策，第一次长谈到凌晨。毛主席后来回忆那夜：“此人沉得住气。”周恩来也自言“见识了湖南人的刚烈”。四年后，他们又在中央苏区并肩，毛出主意，周来调和，于纷乱中逐渐磨合。遵义会议之前的争论最激烈，之后的握手却最真诚，连会议记录员都感叹“真是扭成一股了”。

共和国成立后，一个治大政，一个理庶务。毛主席说过：“周恩来办事，我放心。”的确放心。可70年代开始，这份放心逐渐被不安替代。主席自己的身体也每况愈下，心脏、眼睛、呼吸系统轮番告急。1974年他在长沙疗养，却不停追问总理进展，甚至叮嘱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务必短些，总理站不了太久”。同年秋天，他让木工师傅依照自己沙发尺寸多做一张，“一并送给恩来，他坐着省力”。

外界只看到他偶尔会见外宾的影像，却不知道一个本应卧床的老人硬撑着把会见顶下来，是想替总理分担。“我不见，他们又得劳烦恩来。”这是他给警卫的解释。不得不说，这种体贴多少带点固执，却是真实的惦念。

1975年冬，手术刀已无法阻止癌细胞蔓延。周恩来仍坚持批文件、谈外事。邓颖超劝他，他笑着摇头：“我怕浪费时间。”手术室灯光一次比一次亮，麻醉味道一次比一次重。12月，毛主席已经预感大势不妙，连夜让人翻阅周恩来过去在井冈山写的信，翻到一半，泪水打湿纸页，字迹模糊，他又让秘书重新誊抄，“我还要看”。

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心脏停搏。医院电话响起时，毛主席正努力把一篇电报举高——他的手已没什么力气，却还是下意识想站起来。医生忙按住他，他却低声说：“放我一下。”那一刻，他像被什么击中，整个人陷在椅子里，仰头看着天花板，嘴唇动了几下，却没有声音。

三天后，灵车开往八宝山，群众哭喊着追随。有人把棉衣脱下，盖在车窗上；有人高举黑白照片，泪水砸在相纸上。邓颖超心疼他们，让司机快一点，可队伍太密，车根本提不上速。广播里反复播放《哀乐》，风吹动黑纱，天空低得像要坠下来。

悼词定稿时，工作人员小声读给毛主席听。读到“他把毕生心血献给了党和人民”一句，老人突然失声痛哭，肩膀剧烈抖动。那之后，他很少再主动说话，夜里让人把周恩来照片放在床头。“别拿走。”他交代，“让我看看。”怕他情绪激动，照片后来换成较模糊的复印件，他却一下子就发现：“这不是原件。”

同年春天，主席病情陡转直下。医生轮班守护，他却偶尔挣扎着要翻文件，“国家离不了人。”工作人员不得已帮他托着纸张。手抖，字也跳，他仍一页一页看。有人劝他多休息，他闭着眼答：“国家有故人，故人已故，不能再误事。”这句话带着湖南腔，嗓音沙哑，却震得屋里所有人红了眼眶。

9月9日凌晨，这位共和国缔造者走到生命终点。遗体告别厅里，工作人员将两人的遗像并排摆放。细看，两人曾在延安拍的那张合影，本就肩并肩。也许，半个世纪的并肩就是他们最真实的注脚。没有多余抒情，也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句实话——“周恩来不在，我很难受。”这句出自毛主席的低语，被护卫记录在日记里，字迹发抖，却再无法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