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周总理视察大寨，见到郭凤莲后问：你学不学习毛主席著作？

“老陈，1973年9月8日上午八点半，你们虎头山的风大不大？”车里，周总理侧身问陈永贵，语气里带着久别重逢的轻松。窗外是蜿蜒山路，车厢里却一派期待。六年没来，他想亲眼看看大寨的第三次变化。

车队停在村口时，住在窑洞里的孩子们已经排成一行，他们认得那位总理——那是能一口吃下玉米面窝窝头却仍夸“香”的老人。和前两次一样，大寨人没摆排场，窝窝头、小米稀饭、囫囵剁的辣椒酱，还是那股黄土高原的味道。不同的是，桌旁多了几张陌生面孔：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夫妇以及外交部的翻译。周总理用并不标准的西语介绍：“La comida típica de Dazhai——这是地道的大寨饭。”

短暂用餐后，总理提出直接步行上虎头山。“坐车？不合适。我得用脚丈量大寨才踏实。”75岁的他刚做完手术，医生嘱咐少走动，但他摆手，“大寨的‘自力更生’不能只挂嘴边。”陈永贵听罢，只得放慢脚步陪同。山路窄，石缝里野草旺盛；临近陡坡，周总理扶住一截枯枝当拐杖，汗珠顺着鬓角往下淌，却不肯停。

转过一道弯，一块巨石横在路中央，表面被水磨得发亮。周总理指着石头冲郭凤莲发问：“你看，是人的力量大，还是水的力量大？”这段对话后来广为流传，但当时气氛并不庄重，甚至带点儿较真。郭凤莲脱口而出“人的力量大”，随后补了一句：“水要用几千年，我们三次大会战就能制服狼窝掌。”总理哈哈一笑，那笑声把身后的客人都带乐了。

继续攀爬，他忽然停下，又问郭凤莲：“你学不学习毛主席著作？”这问题并非考核，更多是关切。郭凤莲回答得爽快，“学哩，早晚都学。”一句方言，把虎头山顶的风吹得更硬朗。总理满意地点头，却补上一句：“有成绩别忘了虚心。”这句话轻轻落下，却像笃实的黄土，埋在很多大寨人的心里。

到达山顶，墨西哥总统站在观景台边，惊叹眼前梯田：“这不像机械化修出来的，更像人工雕刻。”陪同翻译转述后，周总理用慢条斯理的普通话答：“靠的是肩膀、箩筐和信念。”他没有说“艰苦奋斗”四个字，可在场每个人都听出了那个味道。

山脚集合时，总理悄悄把口袋里准备好的半截窝窝头递给秘书，“拿回北京给孩子们尝尝——让他们记住粮食得来不易。”这样的细节没人提醒，他自己主动为之。不得不说，这种节俭如今看仍让人动容。

时间线拉回1965年。那年5月，他第一次带阿尔巴尼亚外宾来村，陈永贵紧张得语无伦次，周总理却慢条斯理吃完四菜一汤；1967年，他又带越南总理范文同到访，把吃剩半个窝窝头裹进手绢带走。两次举动，在村里传成佳话，也让大寨人对“节约”二字有了具体参照。1973年这第三次到访，村民们学聪明了：将窝窝头做得比拳头略小，方便携带。

下午四点，返程前的送别场面热闹却不混乱。周总理把墨西哥客人引到一旁，指着远处正在垒渠的几个青年，“十几岁就能扛百斤，他们是真正的主人。”他并不喜欢把功劳归给某个人，“集体、群众、实践”这三个词，他反复强调。外宾似懂非懂，但由衷点头——黄土地给出的答案无需翻译。

当车队拐出村口，尘土扬起，陈永贵擦了把汗，有人问他：“总理下次什么时候来？”陈永贵沉默片刻：“只要他身体许可，他一定来。”谁都没料到，这竟是最后一别。1976年1月8日清晨的噩耗传到太行山区，大寨人自发披麻挂孝，郭凤莲久久站在虎头山顶，望着那条总理爬过的山路，什么也没说。

回看那一年，国内形势复杂，国际局势多变。周总理仍坚持把外宾带进普通农家，因为他清楚，中国的底子是农业，根也在农民。凭个人感受，我始终认为，这种“务实展示”比任何高谈阔论更能解释中国道路。大寨经验后来被争议、被反思，但“靠自己，改穷样”的劲头，放到今天的乡村振兴里，依旧有生命力。

史料只记录年份、数字，真正的温度却来自这些被握过的粗糙大手、山路上溅起的尘土以及那半截窝窝头。周总理留给大寨的，不只是三次握手的回忆，更是一份对基层中国深切的信任——只要人心聚成一股劲，再硬的黄土，也能长出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