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循财：新加坡年轻人最担心的，是比不上父母，社会竞争激烈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大谈年轻人的焦虑和压力，这个“亚洲第一”的经济强国，也开始“凡尔赛”了。

在2025年的新加坡国庆群众大会上的演说中，新加坡总理黄循财说：“今天新加坡年轻人最大的担忧是可能比不上父母，同时社会竞争又越来越激烈。”

在这场演讲中，黄循财还特别提到了三个经济体，分别是我国、日本和欧美，而与之对应的三个关键词则分别是：内卷、宅家、安静离职。

最后黄循财总结说，当压力大于希望的时候，年轻人会选择退场。

这句话从新加坡总理的嘴里说出来，难免给人一种“凡尔赛”的感觉。公开资料显示，目前新加坡的人均GDP高达9万美元，位列亚洲第一，甚至比中东富豪卡塔尔还要高出一万多美元。

这个以华人为主的亚洲金融中心，表面上看起来的确也光鲜靓丽，但正如黄循财自己所说，新加坡年轻人的压力和社会焦虑，也在逐渐扩大。

尽管新加坡是全球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新加坡年轻人也面临着独特而严峻的挑战。黄循财在演讲中提到的“可能比不上父母”的担忧，在新加坡社会也尤为突出。

经济压力是新加坡年轻人面临的首要挑战。

尽管新加坡人均GDP位居世界前列，但新加坡的生活成本同样高昂。一个10平米左右、没有窗户的组屋房间月租可以高达1200新币（约6000人民币），而税收月薪5000新币的年轻人在扣除基本生活开销后，仍然所剩无几。

这种高生活成本与收入增长缓慢的矛盾，也让年轻人难以达到父母辈的生活水平。许多新加坡年轻人发现，即使努力工作，也难以实现父辈那样的稳定工作、自有住房和养育子女的传统人生路径。

社会竞争的加剧，也进一步加重了这一压力。新加坡国内市场有限，人才济济，但资源和机会相对有限。高学历人才在新加坡也面临就业压力。

而外国人才的涌入也挤压了新加坡本地人的发展空间。这种内外双重的竞争压力，也让新加坡年轻人不得不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来维持自己的职场优势。

但同样的，他们的付出和回报同样也不成正比。

调查显示，2019年到2025年间，新加坡员工平均周工时从45小时增至62小时，薪资仅增长12%，远低于房价涨幅。

价值观冲突也是新加坡代际困境的重要因素。新加坡老一辈的价值观是怕输精神，将竞争心态和怕落后的思维方式视为社会进步的动力。

但新加坡年轻一代开始质疑这种无止境的竞争文化，认为它牺牲了个人生活和心理健康。这种价值观差异也导致新加坡人对“成功”的定义出现分歧，加剧了年轻人的身份认同危机。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黄循财在演讲中提到的几个例子，其中就有我们。

我国的内卷背后也有非常深层的因素。

2025年的数据显示，我国38个城市的房价收入比超过15：1，这意味着年轻人要不吃不喝15年才能买一套房，尽管这个比例和过去几年相比已经有了大幅下降，但叠加就业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强，也反过来加剧了内卷化。

另一方面，工作环境的恶化也让一些人开始抛弃了内卷，转而另一个极端。996的工作制仍然普遍存在，职场竞争异化为无意义的“内耗”，下班后还必须秒回工作消息，周末还要随时待命。

这种无孔不入的工作也彻底模糊了工作和生活的边界，导致年轻人身心俱疲，而这种所谓的无法过上父辈那样的生活，不仅仅发生在新加坡、日本，甚至也发生在我国。

当然，这几个例子当中，陷入最深的应该是日本。

日本的宅家现象背后，是经济停滞与就业压力的主要结果。日本的经济困境直接导致一部分年轻人退出劳动力市场，依赖父母生活，日本内阁府调查显示，2024年日本宅家人数达146万人，其中大多数为男性，他们整天待在家里，不工作、不出门，沉浸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中。

反过来，欧美在这一点上，也许是做的最好的。

欧美的安静离职，其实也是对工作文化的一种温和抵抗。

安静离职指的并不是员工真正辞职，但员工会放弃超越自我的想法，只完成份内工作，它是对“生活重心是工作”的喧嚣文化的反抗。

欧美员工不再认同过度工作的价值观，而是设立了明确的边界，不让工作打扰生活。

从中日再到欧美，所有的社会现象背后其实都有一个普遍的压力和焦虑。即一个向下流动的社会里，年轻人可能再也达不到父辈那样的成就。

在今天这样一个技术不断迭代的情况下，事实上有太多人已经被时代所“抛弃”。技术加剧了代际差异，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年轻人在技术适用和创新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但这种优势也带来了新的压力。

那些掌握技术的人，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同时也吸收了更多的财富。今天的我们面临着比三十年前更大的财富差距，差距背后，马太效应不断扩大，焦虑和压力也随之而来。

技术进步的确是大势所趋，但这种趋势让财富进一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自动化、全球化和灵活就业的兴起，都让传统职业路径变得不再稳定。

年轻人难以获得父辈那样的工作保障和职业发展预期，经济安全感下降，这种结构性变化导致努力也难以实现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这也催生出了部分年轻人的各种退场行为。

这不仅仅是社会难题，同时也是所有年轻人面临的个体难题。

这不仅仅需要更理性的收入分配机制，同时也需要建立更人性化的工作文化。而社会和家庭，也需要给年轻人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正如黄循财所说，当压力大于希望时，年轻人就会选择退场。而要想改变这一趋势，我们就需要重建希望，让年轻人看到通过努力也能够实现更好的未来。

这不仅仅是新加坡所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是全球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