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坐冷板凳三十年——中国第一位历史学女博士黄爱平剪影

甘坐冷板凳三十年

——中国第一位历史学女博士黄爱平剪影

文 / 孟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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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收到清史专家黄爱平先生邮来的一套沉甸甸的著作：《清学沉思録》（北京燕山出版社，2025年4月版）上、下两卷，81万余字，先生还在卷首扉页题字：“孟东明先生指正”，在她签名之后署的时间是八月二日。

——这让我颇为汗颜和不安！

不说别的，先生这套皇皇大著，乃“获得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项目（著作扉页第一页署言），能获得如此专项支持，决非等闲项目！我辈仅是一介从事新闻三十余载的耄耋之人，对历史虽为喜欢，但不甚了了，撰写清史泰斗之《戴逸传》，纯粹是机遇所赐矣！爱平先生要我予以“指正”，岂不是要折煞吾也！

黄爱平教授（二排左七）到江苏常熟参加戴逸学术馆开馆典礼

要说能结识黄爱平先生还是在戴逸先生交我为他于办几件小事之后的事。

在“戴逸学术馆”落成典礼和《戴逸文集》首发式举办时，黄爱平先生都恭敬有加地莅临会议并作发言，讲述恩师对她的教诲和指点、帮助——在这一来二去之中，我才如梦初醒：

也就是说：黄爱平先生先后师从戴逸先生近6年时间，是

并且，当年戴逸先生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首批博士生指导教师时，（据统计，戴逸先生共指导博士生30人），

后来，黄爱平又留在了人大清史研究所工作，以至成为国内国际著名清史学者，还曾担任清史所副所长，又受聘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专家——这种追随戴逸先生的历史、步履乃至缘份，岂非冥冥之中的安排啊！

，江苏人（1926.9.10—2024.1.24），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新中国清史学科奠基人，当代中国少有的能兼通清代前后期历史的清史大家。曾担任中国史学会会长（第四届、第五届）。2002年8月，受命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 如今《清史》工程接近尾声，中国的24史将变成25史 ）。2011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笔者在与爱平先生的接触中，还有一件小事。

新世纪以来，北京出版社秉持“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这一理念，选择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等领域著名学者的经典著述，编纂出版《大家小书》系列丛书，以弘扬传统文化，普及历史知识。

征得戴逸先生的同意，黄爱平先生从戴逸先生不同时期、不同选题的数百篇文章中，精选出21篇，编成一书，并为之撰写《理念归宿、精神依托与生命安宅》一文作为导读。戴逸先生非常满意，亲自定名为《清史寻踪》。

其后，北京出版社将戴逸先生《北洋海军》列入《新编历史小丛书》出版，黄爱平先生又应邀为之撰写导读文章《一部简明北洋海军史的拓荒之作》。再之后，黄爱平先生还为北京出版社牵线搭桥，促成了戴逸先生新著《清史三百年》的出版。

这三部先后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著述都畅销一时，在学界和社会产生了很好的反响。当戴逸先生把其中的《清史三百年》一书赠予笔者时，笔者随之萌生一个想法：恭请先生签名赠书给曾出力关心戴逸先生的朋友们。戴逸先生当场表示：没有问题！

随后，笔者至北京出版社门市部买了近三十本《清史三百年》，戴先生竟完全按我的意思逐一把常熟市的领导、朋友的大名写好，并署上自己的名字，钤上名章，随后由本人逐一给常熟方面相关人士呈去……

据考，“板凳甘坐十年冷”之语是由南京大学教授韩儒林先生依据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做学术研究的“二冷精神”（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于1961年创作出来的，比喻学者要有专注持久、甘于寂寞的精神。

现在，一定会有文友提出：说黄爱平“甘坐冷板凳三十年”，是否有夸大其词之嫌？

黄爱平，新中国第一位历史学女博士

实际上，（见《清学沉思录》卷前），就已经很好地诠释了这种甘坐冷板凳精神的治学境界，并明确表示出对黄爱平的嘉许和勉励。

黄爱平的副导师、协助戴逸先生做指导工作的王俊义先生（1937-2024。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参与清史研究所的创建工作，还担任过清史研究所所长，后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退休之后参与国家《清史》工程纂修工作）为黄爱平著述作序，不仅以《淡泊宁静潜心治学的结晶》为题，而且在文中追溯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一语的来历，指出爱平教授（见黄爱平：《清学沉思录》第3页），认为这正是爱平教授得以治学成功，并成为人文学科杰出学者的重要因素。笔者翻阅黄爱平《清学沉思录》一书，深感两位先生所言不虚。

那么，黄爱平先生究竟是怎样治学的呢？

获得硕士学位那年，黄爱平刚满29岁，她所面临的婚姻家庭、生儿育女、照料父母诸多问题件件紧迫，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学业发展的势头驱使她激流勇进。她毅然决定报考博士研究生，并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第一届博士研究生。

黄爱平，1955年出生，广西桂林人，瑶族，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即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师从戴逸先生和王俊义先生研究清史，先后于1984年、1987年获硕士、博士学位。

黄爱平师从先生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清史研究开始起步之际。戴逸先生主持清史研究所的工作，一方面带领全所人员开展清史研究，引领学术风气，另一方面着手培养人才，擘画清史研究的宏伟蓝图。在这个历史时期介入清史研究，只要看准方向，付出努力，都有可能抓住研究先机，取得学术突破。黄爱平与其导师先生深入探讨之后，先是确定了清代学术思想文化领域的研究方向，继而选择“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作为其博士论文的选题。

人所共知，《四库全书》是整个清代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文化工程；如果再展开来说，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浩大的文化工程，其动用的人力、物力以及汇聚的包罗万象、浩如烟海的珍贵古籍，都是史无前例的。

戴逸先生在课堂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乾隆帝下令在全国各地征访图书典籍。次年正式谕令编书，将各地征访得来的典籍，与清宫内廷收藏的图书，特别是从明代所编大型类书《永乐大典》中辑佚出来的珍本，全部汇集起来，统一进行编排，由此拉开了清代官方一项大规模文化工程的序幕。

为编纂《四库全书》，清廷专门设置了四库全书馆，集中全国数百名一流学者，开展对图书典籍的辑佚、校阅、编目等工作。经过长达九年的努力，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编纂完成。

全书共收录古代典籍3461种、79309卷，并依据中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法，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再于部下分类，类下划分小目。正是因为全书采用四部分类法，类目明晰，条理秩然，收录范围又十分广博，包罗内容全备，所以乾隆帝亲自将其命名为《四库全书》。

为收藏这部规模浩大的《四库全书》，乾隆帝还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先是在北方建造了四座藏书阁，这就是位于京城皇宫内的文渊阁、京郊圆明园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和盛京（今沈阳）故宫的文溯阁。随后又在南方建造了三座藏书阁，即江苏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汇阁和浙江杭州的文澜阁。

与此同时，四库馆募集数千名誊录（抄写人员），先后将《四库全书》抄成七部，分别收藏于七座藏书阁中。每部《四库全书》计36000余册，装成6144函，约8亿字。

可以说，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浩大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集中保存了中国古代丰富浩瀚的文献典籍，也全面展示了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因此，《四库全书》历来有“典籍总汇，文化渊薮”的美誉，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当然，清统治者为维护统治，控制思想，消除潜在的威胁和隐患，在修书过程中也采取了禁书和毁书的极端措施，并由此造成了多起文字狱，给当时的学术界乃至全社会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也因为如此，学界多年来对《四库全书》否定较多，甚至认为乾隆帝征书、编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禁书、毁书，在征书、编书的幌子后面藏着禁书、毁书的阴谋，等等。

可见，要梳理《四库全书》纂修的全过程，弄清其来龙去脉，还原其历史真相，。而要达到这一目标，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说，黄爱平选择“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用现今的语言来说绝对是“高、大、上”的，但同时也蕴藏着极大风险：万一历经了三、五年研究还没有成果可言，博士学位岂不是鸡飞蛋打了？！所以，课题研究的起步和切入至关重要。

天无绝人之路，人没绝地之途。

黄爱平经过再三斟酌，决定以甘坐冷板凳、实干加苦干的精神，破解“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的难题……

故宫博物院西侧的一片原皇家建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旧址所在地（按新址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祈年大街9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简称“一史馆”，是收藏管理明清两朝及前代王朝档案资料的重要机构，共藏有77个全宗，约1000余万件（册）档案，其中绝大部分为清代档案。

为了发掘利用第一手档案史料，黄爱平花了整整八个月的时间，每天开馆时她是第一批的入馆者，下午闭馆时，又往往是最后一位离馆者——八个月间，从早到晚，埋头苦干，查阅抄录有关编纂《四库全书》的档案史料，往往弄得精疲力竭，身心交瘁，真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与此同时，她还把目光投注到参与纂修《四库全书》的馆臣及相关学者的文集、奏疏、笔记、信函、年谱和官方实录、政书、方志等文献的搜集，尽可能做到“竭泽而渔”。

在此基础上，黄爱平先生对《四库全书》纂修的全过程，从时代背景、编纂缘由、机构组成、书籍采征、编辑校勘、删改禁毁、缮录收藏、刊刻补遗，到分类编目、撰写提要等诸多方面，不仅都一一作了缜密的考证和翔实的论述，而且还澄清了不少学术界长期莫衷一是乃至谬误的问题。

正由于此，

黄爱平先生对《四库全书》纂修的全景式研究，带来的又一系列成果就是对其间涉及的重要问题和关键人物，在进一步的专门探讨中深化了相关研究，

比如，《纪昀与〈四库全书〉》《翁方纲与 〈四库全书〉 》《文渊阁与 〈四库全书〉 》《翰林院 〈四库全书〉 底本考述》，以及《论 〈四库全书总目〉 的目录学成就及其思想内容》《 〈四库全书总目〉 的经学观与清中叶的学术思想走向》《试论四库提要对清前期官方经学的解读与评判》等，都与《四书全书》研究密切相关，对四库学的深入发展功不可没。

黄爱平先生对《四库全书》纂修的研究不仅深挖而且努力穷尽掌握第一手史料，给人的启示是非常深刻的。以《翰林院〈四库全书〉底本考述》为例，黄爱平先生所撰此文犹如当下的电视剧本生动形象：

在中国史学界，以往学者们多认为清宫翰林院庋藏的《四库全书》是当时另行抄录的一部副本，因有“第八部《四库全书》”之称。尽管有学者指出“翰林院所存只系各书底本，并未另有抄本”，惜语焉不详，并未引起学界重视。

黄爱平先生在爬梳大量原始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从四库馆制定进呈书籍发还措施、发还部分珍本及存目书籍，到《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部分底本的遗失抵换；从乾隆帝最初下令再抄一部《四库全书》以备翰林院收藏，到最终接受四库馆总裁的奏请，将抄录《四库全书》所用的三千余种底本作为副本存贮翰林院，作者抽丝剥茧，缜密考证，基本厘清了翰林院底本的来龙去脉以及与之相关的进呈书籍发还情况，从而证实翰林院收藏的《四库全书》确系当时抄录“北四阁”“南三阁”《四库全书》所用的底本。

又如《翁方纲与 〈四库全书〉 》一文，黄爱平先生仔细梳理档案记载，认真查阅翁氏本人著述，广泛参考有关论著资料，从专职纂办各类图书典籍、参与管理文渊阁《四库全书》、参与覆校文溯阁《四库全书》等方面，详析揭示了翁方纲在四库馆担任的工作及其为《四库全书》纂修做出的贡献……

——正是这些从源头史料入手的爬梳考证，研究分析，深化了《四库全书》的研究，推进了四库学的发展。

，如为撰写《万斯同与明史纂修》《王鸿绪与明史纂修》《明史稿本考略》等文章，她废寝忘食地辗转于北京各大图书馆，甚至万斯同、王鸿绪的家乡江浙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大海捞针似地搜访各种相关文献资料，查阅诸多不同版本，在此基础上进行精心考证，爬梳对照，排比分析，找出问题所在乃至症结异同，从而以充足的证据和有说服力的论证，推翻了学界某些已有的定论，达到了超越前人的研究高度。

比如，在中国史学界曾有王鸿绪“窜改”“攘窃”万斯同《明史稿》的说法。这种说法，对王鸿绪来说，可谓罪莫大矣！而黄爱平先生的系列论文，不仅拨乱反正，辨析正名，而且肯定了王鸿绪对《明史》纂修的贡献——这不仅在当时可谓是一鸣惊人的论断，而且至今仍然为学界所认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又比如，《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 〉 辨析》一文，作者从传稿编排、传目设置、文字体例以及修改情形入手，结合史馆分工状况、有关文献记载，以及史稿书法体例等，对天一阁博物馆珍藏的12册《明史稿》作了深入的考辨分析，判定其为万斯同多次修改的未定稿；

在此基础上，进而将天一阁本《明史稿》与国家图书馆藏313卷《明史纪传》及416卷《明史》相互比勘，详加辨析，认为天一阁本《明史稿》系二者之底本，并且从天一阁《明史稿》到313卷《明史纪传》，再到416卷《明史》，构成了一个前后因袭、彼此衔接、相对完整的万斯同修改稿系列，由此基本解决了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万斯同《明史》稿本问题，得到学界的重视和好评。

“新时代背景下的清学研究暨第六届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与会学者合影，右五为黄爱平教授，右六为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兼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2022年12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由此可见，黄爱平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始终注重将文献学与学术史、思想史和社会史相结合，从而形成了成功的治学之路。

在这条道路上，她，脚踏实地，刻苦自励，从当年的一个青年才俊，成长为一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

她先后入选北京市“培养跨世纪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国家教育委员会首批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荣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奖、北京市优秀教师奖。

其主要代表作等，也都屡获各种优秀著作奖，或入选“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或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都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2016年，她被聘任为首批“中国人民大学杰出人文学者特聘教授”，2017年入选“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2019年被评为首届“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师德标兵”……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愿黄爱平先生剑锋长出，香溢四海！

参考文献：

黄爱平：清学沉思录，北京燕山出版社，2025年4月版

王俊义：淡泊宁静 潜心治学的结晶——写在《清学沉思录》出版之际（见黄爱平著《清学沉思录》1—8页）

，江苏人，1939年生，《工人日报》原常务副总编，笔名蔚然。曾任上海《少年报》负责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报主编、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北京科技记者编辑协会理事长等。著有常熟乡贤、史学大师之，科普作品《蘑菇云升腾记》（在海内外连续出版7个版本）等。曾策划、组织了反对伪科学、伪气功、封建迷信的宣传报道，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受到国家领导人、多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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