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言郭文景歌剧《红高粱》看文学与音乐的关系

歌剧是演唱的艺术，唱词是歌剧的基石。一部传世的歌剧往往是文学家和作曲家珠联璧合，情投意合，并形成化学反应的产物。古往今来，四海之内不乏先例。

莎士比亚的剧作《奥赛罗》引得罗西尼和威尔第先后为同一主题创作歌剧，莎翁的《暴风雨》还催生出英国当代作曲家托马斯·阿戴西作于2004年的同名歌剧。法国作曲家柏辽兹、古诺和意大利剧作家兼作曲家博伊托都根据歌德的诗剧《浮士德》创作过歌剧。日本作曲家黛敏郎根据三岛由纪夫小说《金阁寺》创作的同名三幕歌剧用德语演唱，1976年在柏林德意志歌剧院首演，此剧被广泛视为日本歌剧的代表作。

如果把文学比作太阳，那音乐就是大地。阳光滋养大地，孕育气象万千，五颜六色的花朵和深浅各异的翠绿从土壤里探出头来，随风而动，阳光下的大地变得姿态万千。优秀的文本固然可以是作曲家无限灵感的源泉，但决定性因素还是音乐。

一个鲜明的例子是两位歌剧巨擘根据莎士比亚《奥赛罗》创作的歌剧，一位是罗西尼，一位是威尔第，两作首演前后相隔71年。2015年，我在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欣赏了在歌剧院历史上145年未曾上演的罗西尼《奥赛罗》，指挥为汤沐海，演唱中有秘鲁男高音胡安·蒂亚戈·弗洛雷兹。这部歌剧带有作为出色喜歌剧作曲家的罗西尼标签式的深刻烙印和时代风尚，配备了三位戏份相当的男高音同台竞技，唱段技巧高深，花腔铺满音乐，炫技满满，华彩不断。

威尔第的《奥赛罗》由博伊托创作剧本，在与罗西尼歌剧同样数量的角色配置前提下，把戏剧重心集中发力于奥赛罗—雅古—戴斯德梦娜三角关系的心理描写、正邪斗争和音域反差上。雅古从罗西尼笔下的男高音化身为威尔第笔下浓墨重彩的男中音，听众头一次在音乐中感受到这个暗黑大反派的诡计多端和无可救药，并以此反衬出男高音演唱的奥赛罗的悲剧色彩和女高音演唱的戴斯德梦娜的纯情无辜。可以说，罗西尼未能十足焕发的莎士比亚荣光在威尔第笔下大放异彩——文豪有了与他旗鼓相当的歌剧著作。

西方如是，中国如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孕育出无数跌宕起伏的文学著作，衍生出传统戏曲、经典文学、主流创作和银幕佳作，它们又给予作曲家灵感，其中一系列带有“红”字的剧作尤为具有代表性。根据《红岩》改编的歌剧《江姐》被誉为中国歌剧中的里程碑之作；钢琴伴唱《红灯记》为京剧艺术与西洋乐器的结合指明道路；歌剧《红楼梦》在中美两国巡演且都有口皆碑；《红色娘子军》的芭蕾音乐及歌剧《红珊瑚》的主题曲都经演不衰。

受到激励的还有外国作曲家。德国作曲家克里斯蒂安·约斯特曾为上海民族乐团创作关于外滩的民族管弦乐。他与中国的缘分最早可以追溯到1991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电影表达的故事让他深为震撼。经过十多年的创作，他于2015年写成了德语歌剧《红灯笼》（Rote Laterne）并于同年三月在苏黎世歌剧院完成首演。

由此，人们的目光自然而然地转移到同样是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莫言的同名小说滋养出了话剧、电影、电视剧、地方戏曲（如晋剧）和舞剧等，也许在舞台艺术的呈现上就差一部歌剧。

9月27日，郭文景创作的民族歌剧《红高粱》于北京国家大剧院的首演，吕嘉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及合唱团等演出。莫言不仅是故事原著，也是剧本作者。一位是高产且部部精彩的作曲家，一位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国家大剧院委约两强亲力亲为打造歌剧，不仅是强强联手，更是星光熠熠。剧院内摆满了招贴和红高粱特许纪念品销售，连咖啡厅都推出了甜品——一款红高粱联名款的红彤彤的蛋糕。

首演夜的幕间休息时，作曲家和文学家被层层粉丝围住索要签名，坐在满满当当的池座和楼座的听众纷纷站起来掏出手机，用五倍光学变焦拉近抓拍两位创作者的身影。这一切犹如让人置身于一场顶流偶像的粉丝见面会。

歌剧能拥有如此广泛而热烈的受众，两位“顶配”的主角光环必不可少，国家大剧院的地标身份及多年推广歌剧的努力也多有回报、加持。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用音乐表达文学给人的出其不意感。

《红高粱》本是田间俗事一出戏，让人们津津乐道的也是发生在田夫野老间的爱情纠葛，以及女主角反抗旧俗，追求真爱的刚正不阿。洋洋洒洒演出时长约三个小时，共计八场的歌剧中，给我的感觉是爱情纠葛既不是主线，也不是主角。田头故事上升为深明大义，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史诗。

让我最为难忘的恰是歌剧中写意的部分，都发生在主角牺牲后的场景。歌剧并没有随着女主角九儿壮烈牺牲，在对侵略者的血海深仇中落下帷幕，而是加了一段九儿“复活”后在天堂回看世间，并与余占鳌及其他两位主角有一段温情的四重唱，类似于“安魂曲”。此类处理方式带有国家大剧院制作歌剧的强烈印记。

2009年，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第一部现实主义题材歌剧《山村女教师》，便是在女主人公杨彩虹殉职后加了一段极具现代风格的女声合唱，意在升华。此番《红高粱》第六场，女二号凤仙和男二号罗汉等惨遭鬼子毒手后，合唱团同样有一段类似于圣咏的合唱。

这段“红高粱赞美诗”的素材来源自山东梆子，郭文景为其铺垫了极为感人的旋律线条，继而纵观整剧，音乐几乎每每要达到煽情爆发时就又被拉回到一板一眼的板腔体，他似乎无时无刻不在彰显歌剧标题前的“民族”二字而丝毫未有懈怠。

作曲家的棱角和才情在这个场景倾泻而出，随着定音鼓敲起急促的渐强音型，游击队群像在舞台后方慢慢升起，舞台顿时呈现出犹如八一电影制片厂开头的肃穆厚重感又极具压迫感。在这个场景中，抗日英雄的英魂高耸屹立，和平的来之不易深刻透彻，不失为全剧高潮。

文学启发音乐，音乐彰显文字。郭文景以自己铮铮铁骨般的创作风格让文学著作跃然纸上。此作也延续了他音乐创作历来与文学的水乳交融。他的前五部歌剧，不管是基于老舍同名著作的歌剧《骆驼祥子》，还是在上海大剧院首演的《诗人李白》，或是基于鲁迅小说的室内歌剧处女作《狂人日记》，均用音乐表达文本，用音符刻画人物，部部都是文学与音乐紧密结合的匠心独具之作。

《红高粱》是他契合“民族歌剧”特定审美的首作，希望这部歌剧历久弥新，常演常青。

来源：唐若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