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酿成无数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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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末的欧洲，殖民热潮席卷全球，列强竞相瓜分非洲，追逐财富与荣耀。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King Leopold II，1835—1909），一位雄心勃勃却冷酷无情的君主，披着“人道主义”的外衣，将刚果盆地变为其私人领地——刚果自由邦（Congo Free State，1885—1908）。

这片2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约1500万，蕴藏象牙、橡胶和矿产，却在利奥波德的统治下沦为人类史上最血腥的殖民地之一。他的统治手段结合外交欺诈、军事暴力、强迫劳动和资源掠夺，辅以精妙的国际宣传，造成约1000万人死亡，社会结构崩塌。

1835年4月9日，利奥波德二世出生于布鲁塞尔，作为比利时首任国王利奥波德一世之子，他继承了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的血脉。自幼接受严格教育，精通法语、德语和英语，利奥波德展现出过人的智谋与野心。然而，比利时宪法限制国王权力，这个人口仅400万的小国无法满足他的宏图大志。1865年，30岁的他登基为比利时第二位国王，却对国内政治的琐碎事务不屑一顾，目光投向海外，渴望通过殖民扩张实现个人荣耀。

19世纪的“非洲争夺战”点燃了他的野心。英、法、德等列强在非洲划分势力范围，比利时因国力有限被边缘化。利奥波德敏锐地意识到，以个人身份而非国家名义获取殖民地，能绕过议会监督，独享财富。他选中刚果盆地，这片广袤而未被瓜分的土地，富含象牙和新兴的橡胶资源，恰逢全球工业对轮胎和电缆的需求激增。利奥波德以“人道主义”包装野心，伪装成反奴隶贸易的斗士，开启了刚果的噩梦。

1876年，利奥波德在布鲁塞尔主办“地理会议”，成立“国际非洲协会”（AIA），宣称目标是“探索非洲、消灭奴隶贸易、传播文明”。根据比利时皇家档案（Royal Archives of Belgium），他投入个人财富，资助探险和慈善活动，塑造人道主义者形象。然而，AIA实为利奥波德的私人工具，掩盖其商业动机。

1879年，他聘请探险家亨利·莫顿·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一个以暴力征服闻名的冒险家，勘探刚果河。斯坦利在1879—1884年间，与数百个刚果部落首领签订条约（《刚果条约集》，1884），以廉价礼物如布料、酒换取土地和劳役权。许多首领不识字，或对这些文字游戏的条条框框十分陌生，因此被误导以为条约仅为贸易协议，但实际上部落首领们签字之后，就将则将领土主权拱手让渡。

1884—1885年的柏林会议是利奥波德外交手腕的高光时刻。面对英、法、德等列强，他以反奴隶贸易为旗号，承诺刚果将开放自由贸易，保障传教士和科学家自由活动。根据《柏林会议记录》，他成功说服列强承认刚果自由邦为其私人领地，而非比利时殖民地。

这一独特安排使利奥波德成为唯一以个人身份拥有殖民地的欧洲君主，控制权不受比利时议会或国际监督约束。他在刚果设立行政中心（班扎-刚果，后迁至利奥波德维尔），任命心腹卡米尔·扬森担任总督，并通过私人公司如ABIR等运营经济，确保利润直接流入个人账户。

利奥波德的外交策略堪称狡诈。他利用欧美对奴隶制的道德关注，掩盖掠夺意图，规避了列强争夺刚果的冲突，为其暴行争取了近20年的“保护伞”

为维持统治，利奥波德组建“公共力量”（Force Publique），一支由约1.9万名士兵组成的武装部队（1900年数据），包括比利时、瑞典等欧洲军官和从刚果本地或邻国（如桑给巴尔）征召的非洲士兵。军官灌输种族优越感，士兵被训练为冷酷的执行者。根据传教士记录（John B. Murphy日记，1896），公共力量不仅是军队，更是利奥波德的私人暴力机器，负责镇压反抗、强制劳动和惩罚配额未达标的村民。

刚果部落因土地掠夺和强迫劳动频频反抗，如1895年的巴坦加拉起义。公共力量以极端暴力手段作为回应，屠杀数千村民，焚毁村庄，迫使幸存者屈服。《卡斯门特报告》（FO 10/807，1903）记录，1897年蒙戈地区反抗被镇压后，数万具尸体被抛入刚果河。公共力量还在村庄设哨站，绑架妇女儿童作为人质，迫使男性完成配额。

最臭名昭著的是“断手政策”。为确保子弹不被浪费，利奥波德要求士兵上交被杀者的右手作为证据。这导致士兵为凑数随意截肢，甚至从活人身上砍手。英国外交官罗杰·卡斯门特在1903年报告中描述，某村庄堆积的断手如“恐怖的纪念碑”，儿童和孕妇亦未能幸免。根据传教士威廉·谢泼德于1899年的记录：一位名叫Nsala的部落普通人因少交1公斤橡胶，其5岁女儿被砍去手脚，尸体被送回以示警告。这些暴行不仅震慑了村民，也摧毁了社区的生存意志。公共力量的恐怖统治确保了利奥波德的绝对控制，但代价是刚果人口的剧减和社会结构的崩溃。

19世纪末，全球橡胶需求因汽车工业而激增，刚果的野生橡胶藤成为利奥波德的“金矿”。利奥波德二世于1888年颁布《刚果自由邦法令》，要求每个村庄按月上交固定量的橡胶和象牙。村民需深入丛林采集，耗时数周，无法耕种粮食。未完成配额者面临鞭打（用河马皮鞭“chicotte”）、监禁或处决。《刚果改革协会报告》（1904）显示，村民劳动时间占生活80%以上，他们在这样的高压之下，完全形同奴隶。劳动强度比起黑奴盛行的时代，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利奥波德二世本人则通过这种强力汲取的模式，赚得盆满钵满，塔通过私人公司（如ABIR、Anversoise）控制橡胶和象牙贸易，利润直接归其个人。村民无偿劳动，仅换取微薄物资如盐或刀具。《卡斯门特报告》记载，每公斤橡胶国际市场价3法郎，而村民仅得0.05法郎，剩余被公司吞噬。公共力量监督配额，常用人质策略：扣押村民家属，迫使男性拼命采集。上文提到的1899年的Nsala部落的悲剧即源于此。

除了橡胶之外，土地与矿产资源，也成为利奥波德二世中饱私囊的“聚宝盆”：1885年，利奥波德颁布《刚果自由邦土地法》，宣布所有“无人”土地归其所有，剥夺部落的狩猎、农耕和居住权。刚果的森林、河流和矿藏被划为“王室领地”，村民被迫为殖民当局劳动。根据《卡斯门特报告》，90%的刚果土地被没收，仅留村庄周边狭小区域供自用。

同时，刚果的铜、钴、黄金和象牙被系统开采，橡胶种植园取代传统农业。村民被征为矿工或种植园劳工，劳动条件恶劣，死亡率极高。1900年，卡坦加地区的铜矿工人日均死亡率达5%。利奥波德通过税收（如人头税）和强制交易，确保村民只能向其公司出售产品，价格由殖民当局操控。

利奥波德二世之所以能够掩盖罄竹难书的罪行这么久，这与他的宣传手段是密不可分的，他深谙舆论操控之道，资助出版了《刚果自由邦年鉴》，宣称刚果实现了“文明与自由贸易”。传教士被要求报告正面消息，否则将被驱逐出境。1888年，他甚至花钱邀请《纽约先驱报》记者撰写赞美文章，掩盖暴行真相。除此之外，他还向欧美记者和政客行贿，压制负面报道。1890年代，他邀请外交官和学者参观刚果的“模范村庄”，这些村庄由公共力量精心布置，掩盖屠杀和奴役。他还资助反奴隶贸易会议，塑造人道主义形象，成功迷惑国际社会。

但真相，终有被捅破的那一天，1900年代初，传教士威廉·谢泼德和记者埃德蒙·莫雷尔的揭露打破沉默。莫雷尔于1904年成立“刚果改革协会”，出版断手照片和受害者证词，一时间舆论哗然，在欧美媒体界与政界引发大规模的抗议。

就在莫雷尔发布这些证据的前一年，英国外交官罗杰·卡斯门特的《卡斯门特报告》同样详细记录了刚果的屠杀和奴役，并称其为“反人类罪”。马克·吐温则于1905年发布小说《利奥波德国王的独白》以讽刺笔调揭露其虚伪。欧美舆论哗然，迫使比利时议会介入。1904—1908年，议会调查确认暴行属实，1908年11月15日，利奥波德被迫将刚果自由邦移交比利时政府，改名为比利时刚果。他销毁大量档案，试图掩盖罪行。

刚果自由邦的暴行导致这片土地人口减少约1000万，社会结构崩塌，文化遗产（如语言、习俗）被压制。刚果的伤痕延续至20世纪，第一次和第二次刚果战争（1996—2003）的动荡可追溯至此。2023年，刚果（金）仍为世界最穷国家之一，人均GDP约580美元。

1909年，利奥波德二世去世，享年74岁，未能面对国际审判。这位独夫民贼，竟然落了一个善终的结局，更为讽刺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可谓“赢得生前身后名”。因为在在比利时，他被部分人视为“建设者国王”，因其推动布鲁塞尔城市化。但历史学家一致谴责其刚果暴行，视其为殖民暴力的象征。直到2020年，全球范围内“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如火如荼，促使比利时移除利奥波德雕像，时任比利时国王菲利普首次为殖民罪行致歉。

纵观利奥波德二世在刚果一系列罄竹难书的罪行，演绎了什么是“虽有君而无父，虽有官而如盗。”善意的旗帜，膨胀的贪欲以及那粉饰太平的手法，三管齐下，对这片土地敲骨吸髓数十年，果真，为君王者的贪欲与伪善，可酿成数以千万计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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