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特辑】红星何以照耀中国 ——斯诺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

红星何以照耀中国斯诺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

黄 黎

摘 要:斯诺在中国生活了13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目睹了中国人民的苦难,也看见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磅礴力量。斯诺与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有过亲密接触,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明白了中国共产党人何以赢得人民支持与爱戴的原因。

关键词:《密勒氏评论报》;一二·九运动;陕北;《西行漫记》

在“兰德诺”号轮船上的斯诺

斯诺(1905—1972),全名埃德加·帕克斯·斯诺,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他在中国生活了13年,写出传世名作《红星照耀中国》,为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贡献。正如他生前所说:“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

在斯诺所著《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里,红星的光芒始终穿透历史迷雾,照耀着中华大地。在1936年的陕北,这位美国记者看到的不是国民党宣传中的“匪徒”,而是一群让中国重燃希望的人。毛泽东在窑洞油灯下与他长谈,粗布棉衣上满是补丁;周恩来徒步穿行于险恶山路,行囊里只有几件换洗衣物。这些细节颠覆了斯诺对于“领袖”的认知,他们不是高高在上的掌权者,而是与土地和人民血脉相连的践行者。当他亲眼目睹红军战士在荒原上开垦农田,为老乡修补屋顶、挑水扫地时,终于明白“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是口号,而是融入骨血的信念。他也忽然懂得:红星照耀中国的光芒不仅仅是靠枪杆子点亮,而是源自千万双攥紧的拳头、千万颗向着光明的心。这种与人民共生的力量,正是红星能穿透黑暗、照耀中国的真正答案。

一、寻找“东方的魅力”

1928年,斯诺怀着巨大的好奇心,揣着从纽约股票交易中得来的800美元,挎着一架旧柯达照相机,在开往东亚的“兰德诺”号轮船上充当一名临时水手,横渡太平洋,寻找“东方的魅力”。

1928年7月6日,斯诺搭船抵达“东方巴黎”上海。原本上海只是作为自己环球旅行的一站,计划停留6个星期。没想到这里却成为改变他一生的起点,并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到上海,斯诺便赶赴位于外滩的大北电报公司六楼,向密苏里同乡、上海《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主编约翰·本杰明·鲍威尔递交了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的推荐信,开始协助鲍威尔编辑该报的一期《新中国专辑》。

《密勒氏评论报》以报道、评论中国和远东的政治经济时事为主。1923年6月,创办者汤姆斯·密勒去世,继任者鲍威尔把该刊英文名称改成“The China Weekly Review”(中国每周评论),但考虑到读者对原中文名称已经习惯,在新英文刊名下仍保留了《密勒氏评论报》这一中文名。斯诺的到来给《密勒氏评论报》带来了新的气象。他以敏锐的目光和犀利的笔触推出了一些政治评论。1928年12月末,斯诺北上至济南采访,客观报道了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五三惨案(济南惨案)的真相,尖锐抨击日本侵略中国的政策。1929年上半年,斯诺沿着沪杭、沪宁、津浦、京沈、沈哈、京绥等铁路线,作了近13000公里的旅行采访。文章连续发表在《密勒氏评论报》上,诉说着中国大地上的苦难。

斯诺在华采访时的旅行箱,以及他所拍摄的中国纱厂童工。

1929年3月21日,斯诺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中国到处是“苦难和民族的痛苦”,需要“社会改革运动的战士”和“特殊的理想主义者”。6月,斯诺在萨拉齐(属今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目睹连续两年旱灾造成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悲惨图景,大为震惊,写下题为《拯救二十五万生灵》的5000字现场报道,呼吁中外社会救援,先后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他记录了街道两旁挤满的快要饿死的男女老幼,“他们手里攥着小木碗、空罐头盒或破旧的茶壶,等待救世军的施粥棚开门”,愤愤写下“他们的捐助,最后都落到了省里军阀的腰包里,而军阀们则把这些钱用来互相交战,把国家弄得更穷了”。[1]斯诺将这次经历称为“一生中的一个觉醒点”。他来到中国本是想寻找“东方的魅力”,但眼前人性被侵害、被摧残以至灭绝的景象使他震惊,让他对这片土地的未来生出更复杂的忧思。

夏秋交替之际,斯诺再度踏上采访征程,奔赴东北报道中东路战事。在沈阳,经澳大利亚记者威廉·亨利·端纳引荐,他与张学良会面。这次访谈让他敏锐察觉到时局的暗流涌动。在随后写出的新闻纪事《满洲走哪一条路》里,他大胆预测日本将在短期内寻找借口对东北发动进攻,字里行间满是对中华民族危机的深切忧虑。1931年11月9日,斯诺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社论《中国人请走后门》,抨击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斯诺连续针砭时弊的新闻报道引起了上海西方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势力的联合打压报复。他转而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西南地区和东南亚继续旅行采访。

斯诺这一时期的作品,无不饱含悲悯之情。在这条寻找“东方的魅力”之路上,他看到了中国人民深重的灾难,见识到了多种战争、贫困、暴力和革命的景象。在《中国洪水纪实》的结尾处,他写道:“我爱她,同时也深深地为她感到悲哀。我在中国看到如此深重的苦难,其中有许多渗透到我的血液里了”,“我认为,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使他们恢复生存的希望”。[2]从这时起,斯诺已经决定留在这片土地上,为中国、为中国人民奉献自己的力量。

二、战火中喜结连理

1931年夏,埃德加·斯诺和海伦·福斯特在上海市中心一家美式咖啡馆初相见,彼此深深吸引。在给海伦的第一张照片上,斯诺写下了几行字:“For Peg from her stooge Ed.”海伦·福斯特(Helen Foster)是她婚前的名字,笔名是尼姆·威尔斯(Nym wales),Peg是海伦的小名之一。

斯诺和海伦来自美国,都有记者身份,在太平洋彼岸的异国他乡有很多共同语言,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斯诺曾在给父亲的信中这样写道:“患病期间,唯一使我高兴的事情,就是有一位‘迷人的同胞’‘可爱的女孩’陪伴在身旁。”海伦则在家信中说:“我现在有一个男朋友,我太喜欢他了”,“他确实很有才华,有一种惊人的冒险精神”。

正是因为具有冒险精神,九一八事变后,斯诺随中外记者团前往东北采访战事实况。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由所占上海租界向闸北一带进攻,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斯诺再次成为亲历者。他当晚便迅速发出了第一篇关于这场战争的目击报道,在美国一些大报和英国《每日先驱报》头版刊出。淞沪抗战历时33天,十九路军之所以能以劣势装备,抵御住优势装备的日本陆海军的联合进攻,是与各界的积极支援分不开的。斯诺亲眼看到,为支持十九路军抗击日军,宋庆龄积极动员上海市民捐款,为官兵缝制棉衣,并与何香凝带着慰劳品到前线慰问;宋庆龄还组建伤兵医院,亲自给伤兵喂药、喂水、喂饭,有时通宵达旦守护在生命垂危者的床边。随后,斯诺根据东北和上海的实地采访发表报告通讯集《远东战线》,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他在书中这样写道:“明天他们的军事理论将是:为了保卫热河,需要占领华北。昨天他们的军事理论是:为了保卫日本关东‘租借地’,必须占领满洲。更早一些,他们的军事理论是:为了保卫本国,必须占领朝鲜。真是帝国主义的美妙逻辑!”

海伦也在回忆录《我在中国的岁月》里记录了这段经历,称淞沪抗战是她人生中遭遇的“第一次战争”。在给家人的信件中,海伦用“悲惨”和“陌生”来形容当时的上海,字里行间都是忧心忡忡。

战争的残酷让两颗年轻、渴望和平的心越靠越近,战火中的爱情弥足珍贵。1932年12月1日,斯诺的第二次求婚取得成功,随即在圣诞节结婚,赴南洋度蜜月,同时作旅行采访。旅途中,这对新婚夫妇带了一堆书,轮流读给对方听。

斯诺在北平留影及他撰写的《远东前线》

1933年3月,斯诺以“统一新闻协会驻北平代表”的身份,携海伦到北平赴任,在北平煤渣胡同21号一座四合院内安了家。他们虽然几年前来过北平,但还是被古都的壮观与古朴所震撼。斯诺这样描述:“北京是亚洲无与伦比的、最雄伟、最吸引人的都市。它是一个具有将近三千年连绵不断历史的文明古国的中心。市内的紫禁城宽敞美丽。有几分像巴黎,而有着玫瑰色墙壁的寺庙宫殿却又给人以古色古香的感觉。”[3]

北平安家后,斯诺夫妇开始了“介于新闻与学术之间”的生活。他俩有时外出采访,为美国《纽约日报》新闻社、英国《每日先驱日报》等媒体提供新闻稿,更多时候是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为此,斯诺决心学习中文。他虽然自认为没有语言天赋,但一直充满热情:“我充其量只认识一千五百个汉字,但这已足以使我能够阅读一些‘白话’文章了。这样我就不完全是一个‘瞎子’了。”[4]

三、一二·九运动前后

1934年初,斯诺应邀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正是在这里,斯诺夫妇爱上了安静的未名湖。为教书方便,他们在附近租了一处坐西朝东的院子,里面有一个占地1英亩的花园和一座小型游泳池,站在房子的窗口可以远眺颐和园和西山风景,而且房租每月仅40美元。

斯诺写信告诉姐姐:“在院角我有一个书房,在窗户前我能看到颐和园,我能看到西山落日,柳树映衬着天空,在城市外面,蓝天清澄。”斯诺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我努力在燕京大学做一个中国青年记者班的老师,每周教两个小时。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益的体验,我正在寻找各种新的观察中国人生活的视角以及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的视角。”

在燕京大学,斯诺担任新闻撰述学、旅行通讯等课程的教学,利用自己的美国人身份,收藏了许多“禁书”,如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苏联小说和反映中国红军的小册子,为进步的青年学生提供精神食粮。斯诺夫妇的家被学生们称为“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的窗口”,燕京大学的张兆麟、陈翰伯、黄华、龚澎、龚普生、李敏,清华大学的姚依林、黄敬、陆璀与东北大学的宋黎等热血青年,都是常客。

从斯诺夫妇的家步行到燕京大学只要10分钟,不远处还有清华大学,许多中国学生和教授都居住在附近。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斯诺夫妇隐约感觉到,看似平静的中国大地正酝酿着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与此同时,美国出版商哈里逊·史密斯给斯诺预付750美元,约他写一本关于红色中国或其他主题的书。

1935年夏,斯诺被英国伦敦《每日先驱报》聘为特约记者,遂辞去燕京大学教职。他从海淀搬到城里,租住在盔甲厂胡同13号一处教会的四合院。虽已搬家,但学生们仍从燕京大学追到这里。陈翰伯记得,斯诺家的院子不大,但清静幽雅。院中落叶点点,几盆菊花,陈设得错落有致。阳光透过明亮的大窗子,把小客厅照得暖洋洋的。

因为消息灵通,又支持学生爱国活动,学生们经常拜访斯诺,把他的小客厅当成一个重要据点。一二·九运动前夕,进步学生曾在斯诺家中商量游行活动的具体步骤,并把游行路线、集合地点都告知斯诺夫妇。12月8日,北平学联拟写宣言,交斯诺夫妇连夜译成英文,以便及时向国外发送。9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日本侵略的一二·九爱国运动爆发。斯诺夫妇不顾军警水龙扫射与棍棒挥舞,举起相机,忠实地摄下了中国青年在寒风中的抗争姿态——那些被鲜血浸透的围巾、被水柱冲倒的身影,都凝成历史悲怆的见证。他们真实、生动、公正的报道,冲破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

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告民众书及海伦拍摄的一二·九运动游行队伍

中国青年以血肉之躯撞响民族救亡的警钟,而斯诺夫妇则以自己的勇气和良知为它注入了世界性的回响。当海伦镜头里那些年轻且坚毅的面孔在西方报刊上出现时,整个国际社会都听见了来自东方的沉痛呐喊。受斯诺影响,国际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也热情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当时有一批学生南下请愿经过天津,斯诺设法请他为这些南下学生在天津安排住宿。爱泼斯坦回忆道:“是斯诺让我与爱国的学生运动取得了联系,是他使我与像史沫特莱那样的外国进步人士相识,是他使我了解到正在发展的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同时也是他介绍我阅读毛泽东、宋庆龄和鲁迅的一些文章。没有斯诺,我会仍在黑暗中摸索。”[5]

一二·九运动前后,斯诺与宋庆龄、鲁迅等人广泛接触。他的思想开始受到左翼思潮的影响,同情并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传来,又给斯诺带来新的思考。

四、访问陕北苏区

1936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通过宋庆龄邀请一位公道的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去实地考察边区情况,了解中共的抗战主张。宋庆龄决定安排斯诺和马海德(即乔治·哈特姆)医生前往。两人分别从北平、上海出发,到西安后与王牧师(董健吾)秘密接头,由王牧师和红军驻西安联络员刘鼎安排他们赴苏区事项。

7月初,斯诺和马海德登上一辆持有特别通行证的东北军军用卡车驶向苏区。7月9日,到达红军东线前沿指挥部所在地——安塞白家坪。一位军官以温和文雅的语气用英语同斯诺打招呼,斯诺立刻意识到站在他面前的就是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在书中,斯诺这样写道:“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6]

1936年7月9日,周恩来在安塞白家坪的路上遇到刚到陕北的斯诺。

斯诺在安塞停留两日,和周恩来一同定下了一个长达92天的采访规划。7月13日,斯诺、马海德抵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陕西省志丹县(原保安县,1936年6月改名),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接待。红军给他们每人配发了一匹马、一支步枪、一套崭新的军服和一顶红军红星八角帽。为便于采访,斯诺的住处被安排在离毛泽东所住窑洞不远的山脚下。

15日,毛泽东请斯诺到他的窑洞里谈话。在这种涉及面甚广的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的关系,第一次面向一位外国人论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对外政策。16日夜里,毛泽东同斯诺谈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方针问题。毛泽东说,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需有3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3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在保安的日子里,斯诺都是晚上去毛泽东的住处谈话。在随后的几次交谈中,毛泽东还向斯诺询问许多关于美国政治、经济、地理、气候、人口的情况。通过这种交往,斯诺对毛泽东的认识逐渐加深,他看到了一位共产党领袖生活的各个侧面。他在书中写道:“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毛泽东的伙食也同每个人一样,但因为是湖南人,他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他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除了这种癖好之外,他对于吃的东西就很随便。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我听到他发表爱吃辣椒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7]

一天,斯诺看到毛泽东站在窑洞前,迎着和煦的阳光,显得格外伟岸、挺拔。斯诺迅速举起照相机,为更好地展现领导人的形象,建议毛泽东戴上军帽,但毛泽东平时没有戴帽子的习惯。斯诺灵机一动,立刻把自己那顶八角帽摘下来,请毛泽东戴上,调整好角度,按动快门,一张后来被广为传播的毛泽东头戴红军八角帽的照片,就这样拍下了。

斯诺在这里陆续访问了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以及德国顾问李德,还参观了红军大学,观看红军剧社演出。为全面了解红军,斯诺决定去红军前线进行战地采访。他在甘肃、宁夏地区访谈了不少红军将领,如萧劲光、杨尚昆、彭德怀、邓小平等。采访行程千余里,斯诺获得了丰富的红军资料。

随着采访的逐渐深入,斯诺对中国的未来找到了一些答案。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始,到1930年至1934年的历次“围剿”,即使辗转二万五千里,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主力也顽强地生存下来。他们不但活了下来,还在沿途撒下一处处火种,在绝境中锤炼出一大批精英力量,极大地提升了战略战术水平。从此,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逐渐了解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英勇斗争,认识到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赢得人民支持与爱戴的原因,以及最终取得胜利的必然趋势。

1936年,斯诺在陕北留影。

自斯诺访问陕北,把根据地的新鲜气息传播出去后,外国友人纷纷前来参观访问。继斯诺和马海德来陕北后,史沫特莱、尼姆·威尔斯、厄尔·利夫、托马斯·阿瑟·毕森、拉铁摩尔、菲力普·贾菲等新闻界人士也相继来到陕北。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见他们,向他们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阐述中共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预见抗日战争的规律。红色区域的大门慢慢地打开了。

五、红星照耀中国

1936年10月,蒋介石作好向陕北苏区发动新“围剿”的准备。斯诺在完成苏区采访计划之后,决定离开陕北,向全世界人民报告中国西北升起的这颗辉煌灿烂的希望之星。

斯诺返回北平后,马上奋笔疾书,将毛泽东在志丹县与他谈话的全文和对陕北的综述寄给一些英文报刊。同年11月14日、21日,《密勒氏评论报》分两期发表《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首次登载毛泽东与斯诺在志丹县的谈话,并配上毛泽东头戴红五星八角帽的照片。这一特大新闻像雷电一样震撼了整个宇宙。接着,上海《大美晚报》和《亚美》杂志、北京《民主》杂志、英国《每日先驱报》、美国《星期六晚报》《生活》《亚洲》《新共和》《太平洋事务》等报刊,相继刊载斯诺对中国苏区的报道。

1937年1月25日,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毛泽东的人物影像,这是中共领导人影像首次出现在美国杂志上。

在《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过程中,海伦一边帮助丈夫整理文字和图片资料,一边从精神上给予他很大支持和鼓励。1938年斯诺在上海复社出版中译本时,根据海伦在1937年去延安访问的记录,对《红星照耀中国》中关于朱德这一章节作了改写。斯诺在改写后说:本书第一版中关于朱德的一章,虽然根据我在西北时搜集的资料,而且是朱德的同伴们所供给的,可是其中仍然有许多错误和不确之处。幸蒙威尔斯女士给予合作,是我得在中译本里纠正这些错误。“关于朱德”这一章也证实了两个问题:一是斯诺1936年没有去过延安,二是《红星照耀中国》中有相当的比例是海伦在延安采访时的收获。斯诺曾经由衷地对妻子说:“海伦,若不是为了你,我1932年就离开中国了,是你使我在中国得到了一个彻底的富有希望的新生。”

1937年3月,在燕京大学美国教授夏仁德家中,斯诺向20多位曾参与一二·九运动的学生介绍苏区见闻,放映了所拍摄的纪录片,又把刚写出的几章英文稿拿给大家传阅。不久后他将访问苏区的部分报道和正在写作的《红星照耀中国》书稿交由王福时等爱国青年翻译为中文,先行编辑出版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

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由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正式出版,首次向世界展现中国红色政权的真实面貌,引起巨大轰动,仅一月就已发行5版。

1937年底,胡愈之得到斯诺寄来的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看完后便萌生了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的想法:“得到斯诺本人的同意,漂泊在上海租界内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这本书的中译本。”10多位文化教育界的救亡志士,将全书30万字拆分成若干部分,夜以继日地在一个月内将全书翻译成中文,书中的译者之一“陈仲逸”即胡愈之笔名。“斯诺除了对原著的文字作了少量的增删,并且增加了原书所没有的大量图片以外,还为中译本写了序言。”[8]

考虑到要在敌占区和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发行,为躲避书报审查,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用“复社”的名义出版。在印书没有经费的情况下,复社成员每人捐几十元,再向读者发预约券。书定价为2.5元,如果用预约券买,只需1元。

1938年3月,复社版的《西行漫记》第一版印2000册,书很快售完,不到一年就印了4版,仅几个月就轰动海内外;在香港和海外华人集中的地方,还推出许多重印本和翻印本,发行量高达80000册。

虽然,斯诺在当时还没有机会读到毛泽东写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但在书的末章引用了列宁的一段名言:“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9]

这也就是说,千百万人民群众,而不是少数领袖们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西行漫记》这一本书的总结。正如斯诺在给爱泼斯坦的信里所说:“这本书的观点和我所收集的材料,不仅是正确的和具有预见性的,而且还表明了八路军之所以能打胜仗是由于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是国内具有历史根源的、站在进步的一边的各种力量对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10]

《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初版与复社版《西行漫记》

《红星照耀中国》之所以成为经典,不仅因为它解开了红色中国这个当时最大的“谜团”,还在于红色中国的事业最终获得成功,成为中国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序言中指出:“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读者可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11]

这以后,《红星照耀中国》又被译成法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希伯来文、瑞典文、日文、印地文(天城文)、蒙古文、哈萨克文、荷兰文、塞尔维亚文等,行销世界各地。1938年春,毛泽东对一位德国记者说:“当其他人谁也不来的时候,斯诺来到这里调查我们的情况,并帮助我们把事实公之于世……我们将永远记得他曾为中国做过一件巨大的工作。他是为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人。”[12]正是在这本书的影响下,一批批爱国青年和外国友人奔赴延安。白求恩在给朋友的信里说:“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美国友人阳早和寒春也是在看了《红星照耀中国》后相继来到延安,并将一生献给了中国。

1972年2月15日,埃德加·斯诺在瑞士日内瓦病逝,留下遗嘱:“我爱中国,我愿在我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经中国政府同意,1973年10月19日,斯诺的妻子依照他的遗嘱,将他骨灰的一部分埋在美国,一部分带到中国。今天,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山坡上,可以看到一个不大的墓碑,上面镌刻着叶剑英的题词:“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埃德加·斯诺墓

注 释:

[1]〔美〕埃德加·斯诺:《拯救二十五万生灵》,上海《密勒氏评论报》1929年8月3日。

[2]〔美〕埃德加·斯诺:《中国洪水纪实》,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1931年12月6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1932年1月23日转载。

[3][4]〔美〕埃德加·斯诺著,宋久等译《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41页,第152页。

[5]潘光主编《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第3卷《杰出人物》,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9页。

[6][7]〔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1页,第66页。

[8]胡愈之:《中文重译本序》,〔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第3页。

[9]〔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9页。

[10]《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回忆斯诺》,载于刘力群主编《纪念埃德加·斯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65页。

[11]《一九三八年中译本作者序》,〔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第7页。

[12]《毛泽东和斯诺之间的真诚友谊》,《人民日报》1982年2月15日。

来源:文史杂志

作者:黄 黎(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