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自杀后，68岁的父亲再没了赚钱的动力 | 人间

他和妻子的心力少了一大半，于是砍掉了三分之二的树，这算一种寄托，忙起来，生活能少一些痛苦。

配图 | 《山海情》剧照

春生从十几岁就开始赚钱，大半辈子都没赚到，他原以为自己命里和钱无缘，没想到临到老年，他对钱已无所求时，钱却不请自来。

1955年，春生出生在山东省潍坊市一个偏远的农村。他是家中的独子，按说应该集宠爱于一身，可他自出生就生活在两种极端的环境中，父亲在家时，家里的气氛格外紧张，时不时会传来父亲的咒骂声和母亲含混不清的求饶声，父亲不在家时，家里又异常安静，就像一座孤寂的坟墓。

春生父亲没有一技之长，常年靠给人做点儿零活维持生计，因而脾气暴躁，稍有不如意，便会对春生和春生母亲破口大骂，甚至拳脚相加。春生母亲是半哑巴，不挨打的时候，她总是坐在连墙面都黢黑的屋子里发呆。

1961年，春生6岁，母亲由于频繁拉肚子无钱医治，草草离开了人世，至今病因未知。

母亲走后，父亲对春生更无好脸色，时常骂他是“拖油瓶”“讨债的”，春生实在无法忍受，没多久就离家出走，过上了沿街乞讨的日子。

那几年农村还没从三年饥荒中恢复过来，春生在外也是勉强过活，运气好时能讨到一块玉米饼，运气不好，只能吃树叶、啃树皮，可是哪怕在外有饿死的风险，他都没有动过回家的念头，他恨父亲，恨他的无能，恨他的暴躁，恨他间接害死了母亲，更恨他把自己带到了这个世界上。

1967年，春生12岁，姑姑找到了他，告诉他父亲走了。春生回到家里，在村民的帮助下，将父亲草草安葬了。他站在坟前，看着眼前的黄色小土丘，想起父亲曾经暴躁时青筋四起的脸，心里一半麻木一半悲伤，这一半悲伤又分为两半，一半为父亲，一半为自己。

安葬好父亲后，两个姑姑开始商量如何安置春生，她们都是背朝土地的农民，家里各有三个孩子，如果再添上一张嘴，而且是一个半大男孩的嘴，谁的家庭都负担不起，于是决定给他找一户领养人家。

巧合的是，邻村有一对夫妇，四十来岁，膝下无儿无女，正需要收养一个孩子，但有一个条件，孩子必须要改姓。

于是，春生不再姓“王”，自此之后，他唤做“国春生”。

春生的养父曾经是国民党士兵，养母是养父从四川带来的婆娘，养父母家比春生的亲生父母家要富裕，可春生并没有就此过上安稳有依靠的日子，他在新家里，与其说是孩子，不如说是一个年轻的劳动力。

春生每日里像陀螺一样忙碌着，一开始做一些小活，做饭、刷碗、打扫院子、捡拾干草，后来等到十四五岁，就开始在生产队赚工分。

春生第一次出远门，是养父让他去100多公里外的垦利推油。那时候生产队每年都会买油，冬天烧柴炭使用，每户需要出一个劳动力，推着上面用绳子绑着蓝色圆筒的木制手推车把油运回来。春生几乎是推油的人里年龄最小的，一路上他双手紧紧握着两个把手，用尽力气尽量保持平衡，扭扭歪歪，磕磕碰碰，回来时双手都磨出了密密麻麻的水泡，可是养父母全然不在意。

吃饭时，春生也被差别对待，养父母吃白面条，春生吃黑面或者红薯面饼子。春生成年时虽然身高超过170cm，但瘦得像玉米地里的秸秆，加上破破烂烂的衣着，时常会被人当作讨饭的。

1975年，春生20岁，终于有了离开家独立生活的机会。离养父母家40多公里的一个国营盐场招工，需要十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可想要去的人挤破了头，春生的条件并不占优势。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亲生父母那边大姑家有个儿子，比春生大九岁，是盐场的中层小领导，他得知春生的情况后，主动提出帮忙，春生得以顺利招上了工，后来这位表哥也一直帮扶着春生这个无依无靠的弟弟。

在盐场工作，春生每月有不到40元的工资，其中一半要交给生产队，以弥补人力空缺，可即便如此，春生依旧觉得，自己终于有了安身立命的保障和依靠。

工作后春生很少回家，他努力攒钱，想满足自己心里埋藏着的心愿——盖几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盖房并不难，只需要买材料，村里的大队会帮忙找人干活，春生只要给帮忙的人提供饭食就可以。于是，春生工作几年后，拿着自己攒的钱和借的钱，开始动工盖房。房子盖好了，是一处简易的土坯房，但春生很满意，他只是想要有一间房，一间属于自己的房，有家了，就再也不用看人眼色了。

房子就像是金字招牌，吸引来了不少登门说媒的人，最终，春生相中了邻村的方姑娘。

方姑娘比春生小三岁，家里有5个兄弟姐妹，方姑娘的父亲70年代初就去世了，母亲种着几亩菜园，靠卖菜养活六个子女，只有一个女孩6岁时因意外坠井夭折，其他5个都健健康康活了下来，春生觉得，这样的母亲教育出来的孩子，一定是会过日子的人。

就这样，春生在社会日新月异的80年代初，结婚了。他看见了社会上的变化，以前偷偷种点儿粮食和菜，都会被别人戴上“投机倒把”的帽子，可越来越多的人开辟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有些人竟然还做起了小买卖。春生的心也像春天的草一样，开始松动活泛起来。

春生进入国营盐场后，一直干着晒盐的工作，每天都在日光的暴晒下，很是辛苦，干了大概有十年，又一次在表哥的帮助下调整了岗位，开始给晒盐的工人做饭，工作轻松了许多，一周还可以休息一天，他计划利用这一天，倒卖花生。

为什么卖花生？春生在集市上观察了许久，发现本地种花生的少，好卖，而且花生容易储存，存放时间久，他可以悄悄地把囤积的花生放在宿舍的柜子里不被人发现。

他从一个卖花生的小商贩口中得知，临朐的花生品质好而且便宜。

临朐距离盐场大概90多公里，春生此前从未去过，为了能在休息日办完花生的进货，星期天凌晨一点，春生骑着自行车出发了。

在月明星稀、空无一人的小路上，春生感到他的心涌动着一股难以抑制的热潮，他在这股热潮的引领下骑了8个小时，进入临朐后，顾不上吃早饭，一路打听找到了批发市场，如愿见到了个个饱满红润的高品质花生，他在一家店里花了50元批发了100斤花生后，匆匆吃了几口随身带的烙饼，便兴冲冲往回赶。

又到周日，天还未亮，春生就带着花生赶去了集市，只为占个好一点的摊位。

春生的摊位处于集市两条街道的交叉口，人流量最大。卖相不错的花生很快吸引了不少顾客，不到中午，他已卖出去三十多斤，可是当他转身回头看那只装着花生的白色编织袋时，他突然发现有些不对劲，卖出三十多斤，按说还剩下三分之二，可是剩下的竟然和卖出的差不多体积，他突然打了个寒战。

春生找到附近的一个地磅，一称，花生竟然只有不到五十斤了。春生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一定是店家看他是外地人，在秤上做了手脚，少了差不多快20斤。

卖完剩下的花生后，春生便不再去进货，改卖鸡蛋。春生的妻子在家闲着没事，养了十几只鸡，到了下蛋的时候，一天十来个，一周就能积攒下不少鸡蛋，春生一般两个星期回家一次，把妻子攒的鸡蛋拿到集市上卖。

当时，已经有不少人开始做小买卖，卖花生的多，卖鸡蛋的也不少，为了多赚点钱，春生决定骑着自行车去县城里卖鸡蛋，春生家的鸡蛋小巧圆润，很快就吸引了一波城里人，最终不到两小时，春生的二十斤鸡蛋就都卖完了，一斤一块二，足足卖了24块钱，春生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才涨到50来块钱。回家的路上，春生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刚扬起风帆的舵手，对未来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

回到家，春生就将赚来的钱交给了妻子。生活的教训又来了，当时没有电话，等到他下次回家时才知道，卖鸡蛋竟然收了一张20元的假钞，于是这一趟刨去成本，基本上没赚到什么钱，这件事让春生暗自生了许久的闷气。

自此，他就只在本地卖鸡蛋，再也不敢去外地做和赚钱有关的事情了，这就像条件反射，一伸手就会遭受痛击，渐渐地，连往外伸手也不敢了，后来的春生越来越小心谨慎。

1988年，村里要修路，春生家的毛坯房正好在规划的路上，根据村里的要求，必须拆除，村里给补了一块地，但是不负责盖房子，于是春生和妻子商量了一下，决定拿出全部的积蓄，大概有2000元，又跟亲戚朋友这家500，那家300，借了大概5000元，盖起了三间红色的砖瓦房。

1990年春天，春生一家搬进了新房子，此时，春生的大女儿4岁，小女儿还不满1岁。为了尽快把借的钱还上，春生又开始动起了赚钱的心思。

90年代开始，大家的钱包越来越鼓，从填饱肚子开始向填好肚子转变，于是海鲜买卖开始火了。他打听到村里的一个大哥在海上捕捞鱼蟹，觉得是个机会。

同村的大哥知道他身世可怜，于是答应，每次出海回来，他可以去那儿批发一些鱼虾螃蟹。春生还是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后座放上一个大箩筐，到了那儿，挑上满满一箩筐活蹦乱跳的螃蟹，然后带到附近的集市去卖掉。

其实当时也有虾和鱼，但是保守的春生不敢把生意做大，一是他顾不过来，二是怕又出什么纰漏，于是固定只做螃蟹的买卖。大哥给他的批发价是5元一斤，春生能卖到8元一斤，每斤能赚3元。

春生感觉自己终于找到了一条发财之路，可卖了没几次，春生的发财梦就破碎了。

同村大哥在的那条捕捞船在一次出海后再也没有靠岸，船上的所有人不知所踪。就这样，春生的买卖又夭折了。

自此，春生放下了赚钱的执念，老老实实在盐场给工人做饭，他一个人负责十几个人的伙食，从采购、买菜、做饭到售卖，工作虽不轻松，但什么事都能自己决定，也算自在，时间久了，春生就慢慢习惯了这种不受人管束的工作环境。

2000年左右，企业人员调整，春生被调到机关大食堂，主要负责给领导做饭，他自由自在的好日子就这样到头了。

如果是想要和领导攀关系的人，这份工作求之不得，可是春生从小执拗，更不会溜须拍马，于是经常和领导发生一些小摩擦。

有一次，几个领导从外面喝酒回来已是半夜，他们把春生喊起来，想让他做几个小菜，春生的脾气上来了，他坐在厨房门口，阴沉着脸，就是没有开火动勺的意思。

次年的正月十五，春生妻子过生日，大女儿读高三，过完十五就要返校了，春生想下班后回去和家人过一个团圆节，可是领导不放他走，理由就是晚上有可能还需要他做饭。最后春生把领导晾在了身后，骑着摩托车突突就走了。

春生的执拗终究为他的职业生涯埋下了悲观的伏笔，2005年，原本效益不错的国营盐场，遭到市场环境不好和经营不善的双重夹击，有些人必须提前退休，用工人的说法就是“内退”。正式退休需年满55岁，每月退休金大概有2000多元，但“内退”满50岁就可以，每月退休金只有600多元，收入减了三分之二，很多人都不愿意走这条路。

春生这一年正好50岁，“内退”指标出来后，领导第一时间就找他谈话，意思是如果他不走，就要被调到最基层做晒盐工人，也就是春生刚入职干的那份工作。春生早就干得不顺心，心想：回家就能正儿八经赚钱了，于是，也不再过多纠缠，果断选择回家。

春生20岁进入这家国企，工作了30年，别人都是光荣退休，他却带着一肚子火回家，春生的妻子后来常说：“这事儿怪不得别人，就是他性子太倔，不会跟领导来事。”

回家那天，春生身上只多背了一个军绿色背包，背带已经磨得有些发白，背包的底部破了几处小洞，洞口还伸出来几根短线头。

50岁的春生，也许因为长期在室内工作，竟然找不到一根银发，村里的人每次见春生，都会感慨道，“真不装年纪。”春生自己也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儿，刚回家第二个月，就开始张罗起赚钱的事。

他买了200只小鸡仔，放在院子南侧的一间平房里，每天早上起床，顾不上吃饭就钻进鸡棚，给小鸡喂食、倒水，查看每只小鸡的生长状况。对于养鸡，春生是有些自信的，毕竟多年前家里养过鸡，积攒了一点经验。

可是，过了一个来月，一只小鸡仔突然不明原因死掉了，接着是第二只、第三只……小鸡死亡的数字开始指数上升，春生赶紧去兽医站拿了些药，放在鸡饲料里，还对鸡棚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消毒，但这依然没能减缓鸡仔的死亡速度，短短一个月时间，300只鸡仔只剩下了40几只。春生第一次见识到了鸡瘟的可怕。

养鸡没赚到一分钱，还赔进去几千块。春生看着存折上减少的数字，心里又急又慌，当时大女儿读大一，小女儿读高一，家里正是用钱的时候，他这个做父亲的，必须得马上赚到钱。

村里很早就有人种果树，春生一次听同村人聊起，“苹果的价格一直很稳定，而且人什么时候都得吃水果。” 于是，春生又决定种果树，妻子提出反对，这些年她看到村里种果树的乡里乡亲风里来雨里去，常年泡在园子里，比种粮食作物辛苦多了，可是春生常年不在家，不知道种果树的辛苦。最终，他没有听从妻子的建议，包了六亩地做果园，买回来300棵树苗。

他雇了三个壮劳力，把园子里的土全部翻了一遍，然后把树苗一棵棵种了进去。可后来的事情却让春生傻了眼，他以为种果树很简单，种上树苗，平时浇浇水就可以坐享丰收了，但种果树一年都不得闲，除草、打药、施肥、修剪树枝，最要命的事，果树一般六七年才开始结果，八九年才进入大产量期，这意味着，钱年年得投进去，回本却遥遥无期。

两次赚钱失败的经历，让春生备受打击，他以为只要肯干、苦干就能赚到钱，却忘了创业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亲戚朋友建议他可以去集市上卖炒瓜子或者冰糖葫芦，成本低，能赚点小钱，但春生在国营企业干了这么多年，多少有了点要面子的意思。毕竟，村里人都知道他是公家单位退休的，再出去摆摊，脸面上多少有点挂不住。

就这样，存折里的钱像手里的沙子一样，一点点流失。一个夜晚，面对着妻子，他终于卸下了男人坚强的伪装，坐在沙发上，双手抱头，号啕大哭起来。

妻子看着春生终日郁郁寡欢，于是自己拉下面子，去找三姐帮忙，三姐夫是附近一家民营钢铁厂的副厂长，给春生找点活干应该不难。很快，三姐有了回应。三姐夫给春生在工厂食堂找了一份厨师的工作，一个月工资1200元。

如果刚退休，就让春生重操旧业，他肯定不干，但是经历了养鸡和种果树的双重打击后，春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他又重新穿上“白大褂”，戴上白帽子，进入到他无比熟悉的环境中去了。

春生虽然不合适创业，但绝对是个好员工。他工作认真仔细，不怕苦，不怕累，除了做饭，还主动帮忙刷洗餐具，从来不偷奸耍滑，后来食堂经理把采购的工作交给了他，如果换作别人，肯定要捞一点油水，但春生很正直，他把食堂的工作当作自家的事情，记账很仔细，连买了几个塑料袋都要规规整整地记在本子上。

2012年，春生重操旧业的第5年，工厂效益变好，吃饭的工人从原来的100多人增加至300多人，春生的工资也从最初的1200元慢慢涨到了2700多元。

这一年，大女儿大学毕业已经两年，考上了县城里的公务员，成了公家人，婆家也定好了，男孩在医院工作，父母是县城里的双职工，对此春生很满意，婚礼定在次年的春天。

春生和妻子商量，开春就要张罗大女儿的婚事，再加上果园里树苗逐渐变大，活计也多了起来，妻子一个人忙不过来了，他决定辞了厨师的工作，安心种果树。

春生种果树虽然是半路出家，但是他家果树的长势在村里可谓数一数二。春生不仅干活认真，也爱学习，一把年纪的他当起了“小学生”，没事就往邻居的果园里跑，事无巨细地请教老果农，这还不够，他还让女儿帮他在网上买了相关的书，晚上就趴在书桌上，带着400度的老花镜，一手压着书页，一手握着笔，写写抄抄。

妻子常对两个女儿说：“你爸小学都没毕业，要是多读两年的书，肯定比现在过得好。”

果树在春生夫妻俩的精心料理下，长得枝繁叶茂，结的苹果就像一个个小红灯笼一样，圆润又有光泽。每年秋天，外地客户来采购，都是先收春生家的苹果。

2015年，苹果的行情很不错，往年收购价都在1元/斤左右，那一年涨到了1.5元/斤，春生的果园一共收了四万多斤苹果，卖了有六万多块钱，刨除农药、化肥、人工、电费等费用，一共赚了四万多。

年底的时候，夫妻俩把手里的钱盘算了一下，这一年春生的退休金已经涨到了2800元，加上卖苹果的六万多，竟然也差不多年入十万了，这是春生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他的心终于不那么沉重，就像一朵包裹得紧紧的花骨朵，终于一瓣一瓣舒展开来。

同年，小女儿研究生毕业，顺利考入了体制内。很快，小女儿的婚姻大事在2018年也解决了，对方是部队的军官，本来夫妻俩还有些担心，毕竟一结婚就要异地，难免以后会生变数，可是小伙人长得周正，是那种过日子的踏实人，夫妻俩也就彻底放了心。

小女儿回门宴安排在县城的一家高档饭店，仪式结束，宾客散尽。春生和身旁的小女婿唠起了家常。他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紧紧攥着女婿的手，絮说着自己从年轻到现在的经历，动情处竟然抽泣起来，把坐在旁边的两个女儿惊到了，毕竟这些年，她们从未见过父亲的眼泪。

不过在人来人往的大厅里，两人并没有觉得尴尬，反而很理解父亲，她们能够读书，都是靠父亲和母亲一滴滴汗水换来的。

说着说着，春生情绪有些激动，竟然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眼泪混着鼻涕布满了他那张皱纹纵横的脸。

最后，春生擦了擦鼻涕和眼泪，重重地说了一句，“到今天，我的任务终于完成了。”

两个女儿结婚后，春生彻底卸下了重担，女儿们时常劝他不要再种果园了，忙了大半辈子，该歇一歇了，可他不忍心自己精心照料了多年的园子荒废，再加上已经习惯了每天忙忙碌碌，突然停下来感觉浑身都不对劲。

无论赚没赚到钱，春生一直都极度节俭。种苹果这几年，每到秋末初冬，他都要去几十公里外的集市卖苹果，常常凌晨三点多钟便从家里出发，路灯还未亮起，只能靠零星的车灯和头顶上投射下来的散淡月光才能勉强看清路，途中还要时不时躲避疾驰而来的货车，这对于60多岁，还有些色盲的他并不安全。

农村集市上早点格外丰富，热乎乎的包子，黄灿灿的炸油条，还有火烧、麻球、方糕、鸡蛋饼等，只要花上两块钱就能吃到一顿舒心的早餐，可是春生从来不买，每次都从家里带一个八月十五剩下的月饼，坐在摊位前的马扎上，大口大口地吃，吃完抹干净嘴边的饼渣，再打开保温杯，吸溜着喝上几口，就心满意足了，而这保温杯是小女儿给他买的，就是为了能让他在集市上卖苹果时喝上一口热水。

无论是亲戚朋友，还是邻里乡亲，都很羡慕他这两个争气又贴心的女儿，两个孩子逢年过节都会给他买礼物，衣服、手机、收音机、保健品……虽然每次春生都有点生气地说，“又买东西，多浪费钱。”但心里不无欣慰，妻子总说他，“嘴硬！”

虽然女儿给他买了很多东西，但大多数他只是放着，并不用，尤以衣服为甚。

春生的衣服衣龄都不短，长的十几年，短的也有四五年。他觉得，衣服够穿、能穿就可以。衣橱里“贫富分化”极其严重，旧衣服已经洗得有些发白，肩膀、下摆的位置因为常年磨损边缘都起了很多小毛刺，有些地方还出现了星星点点的小孔洞，而新衣服还挂着吊牌，放在崭新的衣服袋子里，偶尔有重要的场合，在妻子的监督下，他才勉为其难穿一次。

春生如此节俭，主要是被没钱吓怕了，小时候沿街乞讨，吃了上顿没下顿，后来盖房子借钱，经历了一段战战兢兢的还债日子，及至中年，两个孩子上大学，他却因为只能拿到微薄的退休金，而像突然掉入沙漠里的人一样，连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所以，有了钱，他不敢乱花，更不敢挥霍。

本以为一家人的日子就这么平淡幸福地过下去，但是2023年2月，大女儿因抑郁症离世，老天爷给了春生一家一记重重的雷劈。

他最后一次见大女儿是在过年时，一家人像往年一样一起吃了顿热热闹闹的团圆饭，大女儿虽然自新冠以后睡眠不太好，但整体的精神状态看着还可以。年后，果园还有半个月才开工干活，他便跟着妻子去小女儿家帮忙带孩子。

2月的一天傍晚，他还在吃饭，小女儿接到一通电话，接完电话，他就看到小女儿的手在抖，她用一种颤抖的语气说：“爸，我姐住院了，咱赶紧回去，我现在就打车。”

他有些不太好的预感，一般的病，家里人不会要求他们连夜跨越300多公里回去，但是他不敢问，一是害怕得到最坏的结果，二是害怕妻子承受不住，她这几年一直有基础性心脏病。

他和妻子迅速收拾了几件简单的衣服，小女儿把2岁多的外孙托付给了附近的朋友。在漆黑的夜里，就着春寒料峭的北风上了车。

一路上，车里安静得可怕，他设想过最坏的结果，植物人或者瘫痪，但是他没想到，等到他们到医院时，大女儿早已离开了他们，家里的亲人们早已给她穿上了枣红色的寿衣，他看着女儿紧密的双眼和嘴唇，不明白，为什么活生生的人就这么没了。

根据尸检，大女儿是当天下午3点走的，而他这个做父亲的，在女儿死后的几个小时内竟然没有任何感应，还像往常一样在菜市场悠闲地买菜，晚饭时还喝了一点小酒，那是他们一家这辈子最悔恨的一个下午。

大女儿的离世要了春生夫妻俩半条命。葬礼结束，小女儿计划带他们准备暂时离开老家的伤心地，他和妻子商量了一番，一个女儿走了，赚再多的钱都没有了意义，于是决定将果园转租出去。

可是现在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没人愿意承包，思量再三，春生还是不忍完全舍弃，他和妻子的心力少了一大半，于是砍掉了三分之二的树，这算一种寄托，忙起来，生活能少一些痛苦。

这几年苹果的价格还不错，靠着这三分之一的果树，每年能收入个两万左右。春生的退休金年年跟着政策涨上一些，现在能领到近4000元。前几年，春生花了十万元给妻子买了社保，如今妻子每个月也可以领到1700多元退休金。

意外的是，十几年前，春生退休后工作的钢铁厂搞股份融资，在妻子的百般劝说下，他借了一些钱买了几万的股份，买后的第二年，钢铁厂就由于污染问题陷入了经营危机，投进去的钱就像扔到海里的硬币一样，杳无踪影。可谁知，最近几年工厂成功转型，还上市了，所以当初投进去的钱又自己漂起来了，每年年底都能领到一笔一万到两万元不等的分红。

春生从十几岁就开始赚钱，大半辈子都没赚到，他原以为自己命里和钱无缘，没想到临到老年，他对钱已无所求时，钱却不请自来。可是女儿的离世、佝偻的身躯、染上双鬓的头发，多少让这钱失去了一些意义。

过去几年里，每到过年春生都要给外孙们包一个大红包，多则两万，少则一万，这在农村是绝无仅有的阔绰。

大年初二那天，外孙们会穿着崭新的红衣服，早早地来拜年，他们站在春生面前，奶声奶气地喊：“姥爷，过年好！”

这时，春生就会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红包，厚厚的，像一块红色的砖，一一递到孩子们的手里。孩子们开心地接过红包，转身递给身后的妈妈们，而他坐在那里，就像一个农夫，看着秋收的田地，眼神里满是欣慰与满足。

可是这样的场景，自此春生只能在回忆里或者梦里再见了。

编辑 | Terra 实习 | 永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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