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历史中的个体仿佛盲人摸象

像是进入一个平行宇宙，许知远与梁启超已相处到第十年。随着这套传记从最初的三卷本扩充为五卷，他仍在拍摄《十三邀》、录制播客“游荡集”的间隙对抗逐渐消散的雄心，坚持这项“业余者的尝试”。

文段中的时间线行至梁启超的三十岁。维新失败，他不得不开启流亡海外、为变革筹措资金的一段岁月。期间，他的思想也因为新的经验同时大量涌来而发生着各种变化。个中因果，需要大量史料作为铺陈。许知远在处理新问题的过程中，也完成了第一卷的修订，以更流畅的行文勾勒作为青年变革者的梁启超，在登台之初时代的轮廓（“修订比想象的更折磨人”）。

“历史中的个体仿佛盲人摸象，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偏差，也可能在命运轮转中重新回到轨道上”。随着书写的持续，许知远发现撰写梁启超和他的同代人，为时代舞台搭建更具体的图景，“其实是一种反抗，对面是日益抽象化的世界、各种浅尝辄止的情绪”。对比刚开始的2016年，这种心境在当下变得更加迫切与显著。

“细节帮助我们构造更复杂的观念语境，同时更让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理解和贴近彼此。”以下内容节选自修订后的梁启超传记第一卷，《梁启超：维新（1873-1898）》第十五章密谋。

文中，许知远以更丰沛的细节描绘1898年9月18日，戊戌变法前最惊心动魄的一夜。命运的推背感如此强烈。各群体中的佼佼者们无论准备到何种程度，只能迎接即将到来的风暴。

…… 谭嗣同前往袁世凯寓居的法华寺，徐世昌可能随行，梁启超则前往关帝庙。他们该乘坐骡车从正阳门进入内城。没有路灯的北京即将陷入黑暗，显露出另一种面貌:“夜晚的街道空无一人，也没有任何照明，街道的两旁 堆砌着灰色的矮墙，一眼望不到头，让人压抑得有些透不过气来，感觉自己仿佛是这个消亡的世界上唯一存活的生灵。偶尔也能碰上一两个中国人，手里提着一个灯笼，从黑暗中忽闪出来的模糊的轮廓看上去好像穷困迷途的魂魄一般；他们也在找路，所有人都没有足够的光线。” （[德]海靖夫人:《德国公使夫人日记》，第 53 页）

法华寺位于报房胡同。它原是明代一个大太监的府宅，后改为寺庙，明宪宗钦赐法华寺碑额。到清代，它更是见证了混乱与屈辱。1860年，恭亲王的京师巡访处设在这里，他与外来者谈判，由此展露的才干把他推向了权力中心，也获 得“鬼子六”的绰号。再后来，这里成了京城文人乐于选择的居所，寺里的海棠院尤受欢迎。

9 月14日入京后，袁世凯一直住在这里，几日来，既充满喜讯，也令人不安。他不仅蒙皇上召见，还意外地升任侍郎。京城政治气氛诡谲，人人都觉得变局将至，却不知会怎样爆发。袁世凯早已察觉到北京的混乱。在天津时，他认为 朝廷“政令甚糟”，还听闻皇帝“病甚沉”的传言。他高兴受到保举，但还是与康党保持距离。抵京后，他在钱恂家中提到自己将推荐张之洞入京，失衡的中枢需要这样的重臣。

1895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请将钱恂提前调回国，此后钱恂入张之洞幕府，任洋务文案等职务。后通过张之洞保荐，获光绪帝召见。

9月18日，袁世凯更为繁忙，他一早就前往贤良寺拜会李鸿章，“久谈兵事”。李中堂刚刚意外地被驱赶出总理衙门，引发官场与外交界的一片猜测。饭后，袁前往庆王府，不巧的是，奕助正在颐和园面见太后。傍晚，他接到小站军营的电报，说多艘英国兵船在大沽口游弋；荣禄也传来电报，说已调聂士成的十营兵到天津，驻扎在陈家沟，要袁迅速回防。但袁世凯要等待皇帝面训，暂不能回津。当晚，他与幕僚起草给皇帝的奏疏，回信荣禄，秉烛拟稿时，听到外面有人说话，守门人持名片来，说是一位军机大人求见。袁世凯“急索片视，乃谭嗣同也”。谭大人不候传请，直接来到客堂 （袁世凯:《戊戌日记》，见《戊戌变法》一，第 549—550 页）。

很有可能，这是他们首次见面。袁世凯比谭嗣同年长六岁，个子矮小，体格壮实，走路的时候还有些轻微摇摆，看似貌不惊人，有些人却觉得他“充满魔力和智慧的善于明察秋毫的眼睛总能吸引人的注意” （ [美]斯蒂芬·麦金农:《中华帝国晚期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1901—1908)》，牛秋实、于英红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16 页）。谭嗣同有文人少见的武人气，袁世凯则是具革新思想的新军人，他们是各自圈内的异类，是皇帝新宠、城中的话题中心。

“余知其为新贵近臣，突如夜访，或有应商事件，停笔出迎。”袁世凯日后写道。谭嗣同先是恭贺他荣升，接着要他进入内室，说是有密语要说。袁支出仆从，两人进入内室。在照例久仰之类的寒暄过后，谭嗣同说袁世凯的面相有“大将格局”，又问起20日的请训情况。袁世凯说正在拟折请训，因英国船来到天津附近海面，他想急速回去防备。谭嗣同却说，中国真正的忧虑不是外敌，而是内患。接着，他说荣禄正在密谋废掉光绪，对袁本人也颇有猜忌。袁这次超升，多亏康有为等人的努力。谭嗣同拿出一份名片状的草稿，打开一看，竟是皇帝的口吻：荣某废立杀君，若不除掉他，上位不能保，性命也不能保。皇帝在袁世凯请训时会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回小营，带兵前往天津，宣读朱谕，将荣禄正法，并即刻代任直隶总督，然后昭示天下，封禁电局铁路，再派遣一部军队入京，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紫禁城。

荣禄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外祖父，慈禧太后的亲信和重臣。从甲午战争后到庚子事件前后，荣禄主导编练新军，统带武卫五军，以大学士管理部务，位居首席军机大臣，气势煊赫，权倾一时。

读到此处，袁世凯已“魂飞天外”，诘问谭为何要围颐和园。谭的回答定让他飞往天外的魂魄更回不来：“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他安慰袁，除去慈禧的任务会交给湖南赶来的好汉，还不无威胁地要求袁世凯一定要答应下来，“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或者反过来，“公之性命在我手”。袁世凯试图说服谭，“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何况还有董福祥、聂士成以及淮军、旗兵各种军队驻防，而新军只有七千人，另外“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袁对谭说需要半个月以上的准备，才能答复。谭等不了这么长时间，为了增加说服力，他真的拿出了一份朱谕。袁世凯日后回忆，“乃墨笔所书，字甚工，亦仿佛上之口气”，他也发现上面并无杀荣禄、围颐和园的字句，只是要杨、刘、谭、林四章京 （章京是清代的武职称谓，光绪皇帝在9月5日任命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为四品卿衔在军机处“参预新政”，由此，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被称为“军机四章京”。）另议变法之策。谭嗣同转而声称，这并非原诏，怪林旭误事，未把原件给他。袁世凯日后称，此刻已识破谭嗣同的谎言，却要保持谨慎，谭不仅是天子近臣，且情绪愈加激动，“几至声色俱厉”，且“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

为和缓气氛，袁世凯建议将时间推迟到天津阅兵之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他还许诺，一定劝荣禄请皇上前往天津。这似乎说服了谭嗣同，后者再次强调袁世凯的重要性：“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谭又谈起皇帝与太后不合的原委，并发下狠话：“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若这个场景属实，袁世凯定再度被震惊。夜已深，袁称还有奏折要写，请谭嗣同离去。

在《十三邀》第三季第五集、第六集《寻找谭嗣同（上、下）》，许知远曾试图寻找法华寺的遗址

对于那个夜晚，袁家一位老仆多年后回忆说，“有一天—下午八点多钟，忽然有一个人求见袁大人”，门上拦不住，此人直入袁的书房。关于当晚的会面，“大人精神很不安。那个人态度很严肃，一手拿着手枪，一手拿着一个簿子，请大人在簿子上签名。大人开始有为难的样子，最后还是签了”。老仆还记得，袁世凯等那人走后，就匆匆前往某亲王处。不久，老仆听说，“那个人就是谭嗣同”。 （袁克齐:《回忆父亲二三事》，见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 年，第 69—70 页）

当谭嗣同在法华寺与袁世凯争辩时，梁启超一直在烧酒胡同的关帝庙等着他，老朋友容闳也住在这里，维新者常用的另一个聚会之所。康有为则在南海会馆收拾行李，准备离京。一整天，康闭门谢客。夜晚，朋友们还是来了。杨深秀说，人人纷传将有大变，米面价格已经大涨，董福祥的军队会从北门进入，居民纷纷迁居避难。李岳瑞提到英国有七艘军舰停泊在大沽口，可能要与俄国交战。康有为拿出李提摩太带来的瓜分图，众人再次沉浸在悲愤中。很可能，康有为再次确认了围园计划，要他们上折，请调袁世凯的军队入京勤王。

杨深秀，戊戌六君子最年长的一位，结识康有为后成为同党，遇害时仅49岁。

9月19日子时，城门再度打开时，康有为入城，与梁启超、谭嗣同在关帝庙会面。当谭嗣同复述见面场景后，他们或许都意识到，行动失败了，也还抱着最后一丝侥幸，等待袁世凯再次面见皇帝。

吃完早饭，谭嗣同回到浏阳会馆。经过这惊心动魄的一夜，前来探访的毕永年发现，正在梳头的谭嗣同“气恹恹然”，说袁世凯既未应允，也未彻底拒绝，“欲从缓办也”。毕追问袁世凯是否可用，谭回答，他与康有为争辩过数次，康坚持用袁，他也无可奈何。毕永年感到大势已去，劝谭嗣同“亦宜自谋，不可与之同尽”，当日下午，他从南海会馆搬出，“不愿同罹斯难”。 （毕永年:《诡谋直纪》，见汤志钧:《乘桴新获》，第 28 页）

康有为的活力并未受损。这天早晨，他去拜会李提摩太，与三年前一样，这次也只是匆忙一瞥。康告诉李提摩太，局势险峻，他打算马上去上海。他说起宫廷矛盾，希望李提摩太能找到英国公使，去营救将陷入困境的皇帝。李提摩太也保持着一贯的天马行空，以为自己将出任皇帝的顾问，将提出与英、日、美结成联盟的解决方案。傍晚，康有为回到南海会馆，一面砖墙恰好倒塌。这个不祥征兆比皇帝诏书、失败劝说更有力地提醒他，危险正在逼近。他从来是个迷信的人，决定即刻离京。

图为李提摩太全家1887年在山西。自1870年来到中国，直至1916年辞别中国，他在华传教整整45年。1895年10月，康有为和年轻的梁启超去拜会了李提摩太，双方相见恨晚。

康梁的忙碌与密谋，已为一小部分维新者所知，但他们很少真的认为会发生，或许不过是康门的另一次大言。刘光第沉浸于繁忙与抱怨中，他说“新旧两党，互争朝局”，自己则“无新旧之见，新者、旧者均需用好人”，他感到寒心，“惟圣恩高厚，急切不忍去也”。军机章京的任命反加剧了生活的困窘，“隔数日须往颐和园住班。老骡不行，又要买马，又要添皮衣，非狐皮不行，且定要貂褂” （刘光第：《京师与厚弟书》，见王夏刚：《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第217页）。严复前往张元济的通艺学堂，演讲“西学源流旨趣，并中西政教之大原”，令他意外的是，竟有数十人到场，还有一些京官。士大夫似乎真对西学产生了些许兴趣。 （《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31页）

9月18日，颐和园内一切如常。戏演了一整天，戏目中有《丹桂飘香》《庆安澜》，著名的义顺和班也演了六出戏。下午2点左右，皇帝起身，返回紫禁城，带着开懋勤殿未果的挫败。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第83页）

很可能当晚，慈禧读到了杨崇伊的奏折，它可能由庆亲王亲自送来。奏折从攻击文廷式开始，追溯了文之前的罪行，例如“昌言用兵，遂致割地偿款”，还说他创办大同学会，“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说文廷式会带来新的混 乱，对外勾结叛民孙文，对内则“奉康有为为主，得黄遵宪、陈三立标榜之力”，几个人在湖南“专以讪谤朝廷为事”。康有为之流更“不知何缘，引入内廷，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最危险的情况正在到来，他听说伊藤博文不日到京，“将专政柄”，若真如此，“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戊戌百日志》，第564—565页）

奏折中满是错误与猜测，文廷式从未创建大同学会，他在上海参与的是同文学会。杨崇伊理解慈禧心理，作为珍妃与光绪最信任的人之一，文廷式一直令慈禧恼怒不已。这封奏折是多日运作的结果。按照翰林蔡金台的说法，杨崇伊原想和其他重臣共同上奏，却四处碰壁。他找到王文韶，后者告诫他“无牵老夫”；他去找张次山等九人，没有一位愿意响应。这不表示这些人更有政治原则，更可能是出于恐惧，不知这件事会引发怎样的后果。在另一种说法中，杨直接找到庆亲王代奏他的条陈，请太后训政。庆亲王刚刚面露难色，杨遂要拂袖而去，声称这并非他个人意思，庆亲王连忙拉住他同往颐和园。

1890年代的颐和园

不管怎样，这份奏折确实击中了慈禧的心，或许也帮她释放出心中积郁已久的不满与猜忌。她尤为担心关于伊藤博文的传闻。她决定临时回城，先乘船从颐和园抵达广源闸西码头，在万寿寺拈香，进膳后稍作休息，乘船至倚虹堂，再 乘轿子从西直门入城，穿过西安门，抵达西苑的仪鸾殿。

整个戊戌年，慈禧只有六次回到紫禁城，两次为了探望病危的恭亲王，一次是咸丰的生日，一次为咸丰的祭日，还有一次是光绪的生日。傍晚，她到达西苑，庆亲王通知光绪，后者连忙在瀛秀门跪迎。

9月20日的紫禁城，并无特殊。皇帝在勤政殿接见了伊藤博文，这桩大肆张扬的会面只持续了两刻钟，除去礼貌性问候，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交流。当日，维新派仍在继续上折，杨深秀建议，“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合成一邦。在 附片中，他还请求挖掘圆明园中可能窖藏的金银，以作练兵之款。一位叫恩裕的官员上奏，请皇上下旨给孙家鼐，并转饬梁启超，务须不惜重金，聘请精于西学、通华语、识华文的西人主持译事，而以精华文、通西学的中国人辅佐之，专译西书。 （《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36、1039页）

袁世凯一早赴宫门请训完，乘坐11点40分的火车返回天津，“同城文武各官咸往迎迓，一时颇为热闹”。康有为的离去冷清得多，清晨4点，他把一切行囊留给康广仁，“在火车上买了一个包房，一直到塘沽”。 （《中国的危机》，载《字林西报周刊》1898年10月7日，见《戊戌变法》三，第512页）

一场风暴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