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因牛李党争引发的科举风波，最终导致了大唐的覆灭

大唐长庆元年三月，唐穆宗辛丑科科举考试正式开始，这是唐穆宗李恒即位后的首场科考，因此不仅满朝文武，就连藩镇势力也暗中关注着这场关乎大唐人才选拔的核心事件。所以唐穆宗对此十分重视，一再叮嘱礼部按才录取，可让唐穆宗做梦都想不到，有唐一代最严重的一次科举舞弊案就发生在这次考试。

唐代的科举考试的核心权力掌握在 “知贡举” 手中，“知贡举”负责命题、阅卷与录取全流程，可谓是位高权重，唐穆宗左思右想，决定由钱起的幼子钱徽出任“知贡举”，此人虽然是世家出身，但为人嫉恶如仇，仕林风评甚佳，因此朝野上下对钱徽还是比较认可的。唐穆宗对钱徽本寄予厚望。

而就在开考前，宰相段文昌与翰林学士李绅（写“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位）联袂而来，给钱徽递上一个条子，意思就是照顾一下自家的子弟，一个是山南东道节度使令狐楚要为其子弟谋一个进士名额，这是宰相段文昌的嫡系，而李绅则收了淮南节度使王播的厚礼，需关照其亲族。面对两位手握实权的同僚，钱徽是左右为难，最终只能模棱两可含糊应承。

等到放榜之日，段文昌和李绅却发现自己推荐的人选落选，取而代之的是郑朗、苏巢、杨殷士等 14 名士子。两人顿时颜面尽失 ，因为“收礼不办事” 的事情传出去，这二人的官声就臭大街了。为了挽回颜面，段文昌径直面圣，表示钱徽收受贿赂，此次科举存在重大舞弊。

段文昌的指控极具针对性：“上榜的士子多为士门子弟，这些人平日不用功，此次却能高中，其中必有猫腻”。段文昌还提出：“郑朗是给事中郑覃的弟弟，苏巢是前宰相李宗闵的女婿，李宗闵在朝中威望甚高。而且杨殷士的兄长杨汝士是此次科考的 “副主考”，难免让人质疑徇私舞弊 。

唐穆宗听后也是吃惊非小，随即召来宰相李德裕、李绅与元稹三位重臣问询。李绅自然站在段文昌一边，元稹素来痛恨科场请托，早年就弹劾过 “行卷舞弊” 的举子，李德裕二十年前便与李宗闵结下过梁子。三人一致认为此事必须一查到底。于是唐穆宗下令，14 名中榜举子即刻复试，考题由他拟定，考官由翰林学士白居易、贾餗担任，确保公平，公正，公开。

考试完毕之后，当即批卷，可结果却令人震惊，14 人中举的人中，仅有 3 人勉强符合要求，其余 11 人的答卷，白居易评语是：“辞律鄙浅，芜累甚多”。意思就是不及格。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要追责，唐穆宗下旨：“主考官钱徽被贬为江州刺史，副主考杨汝士外放为开州刺史，李宗闵因 纵容亲属舞弊”被贬为剑州刺史”。

这场科场舞弊案核心不是在于录取谁，谁受贿，其核心在此事成为 “牛李党争” 全面爆发的标志 —— 李宗闵是 “牛党” 的核心领袖，他的失势让牛党元气大伤；而力主严惩舞弊的李德裕，作为 “李党” 领袖，自此主政朝局四十余年。”

早在十二年前的元和三年，一场特殊的考试便已埋下了牛李党争的种子。当时的唐宪宗为平定藩镇，宪宗急需敢言、务实的人才，为此特设 “贤良方正科”，以 “直言极谏” 为选拔标准，鼓励士子针砭时弊。

在众多考生中，伊阙县尉牛僧孺、前进士李宗闵、陆浑县尉皇甫湜三人脱颖而出，三人成绩得到了主考官韦贯之的高度认可。韦贯之将牛僧孺定为第一，唐宪宗本已认可这份榜单，却不料宰相李吉甫（李德裕之父）得知后，竟然拒绝签字，还称此次考试存在 “私弊”。

李吉甫认为：皇甫湜是复核官王涯的外甥，很有可能徇私，更重要的是，宪宗当时主张武力削藩，而牛僧孺却反对，这无异于否定皇帝的成绩，在李吉甫看来，这些士子 “借直言之名，行攻讦之实”攻击朝政，若不严惩，恐动摇朝政根基。

宪宗一听有理，于是将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取消成绩，且 “永不叙用”，主考官韦贯之被贬为巴州刺史，复核官王涯外放为虢州司马。这一判决引发朝野哗然，许多大臣认为李吉甫是 “挟私报复”，宪宗在压力之下，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

经此一役，以牛僧孺、李宗闵为核心的 “牛党” 雏形初现，而以李吉甫、李德裕为代表的 “李党” 也随之形成。两派的分歧，不仅在于 “削藩与否” 的政见之争，更源于截然不同的出身背景的差异，李德裕出身 “赵郡李氏”，这是门阀世家，属于 “五姓七家” 之一。 李德裕不经科举，凭借父亲李吉甫的功勋入仕，初任秘书省校书郎，最后做到西川节度使，但必须指出的是，李德裕全凭政绩晋升，所以在他看来，科举会形成 “座主门生” 的利益集团。

而牛僧孺、李宗闵则是典型的 “庶族士子”。他们没有门阀背景，科举是唯一的入仕途径。唐朝科举录取率极低，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庶族士子”只能抱团取暖，所以牛党成员格外重视 “座主门生” 关系。牛僧孺及第后，拜宰相权德舆为师；李宗闵则与杨嗣复、杨虞卿兄弟结为盟友，这些在李党眼中，这便是 “结党营私”，是对科举公平的破坏。

而唐朝的的科举制度并不完善，已陷入严重的 “势门垄断”。李德裕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这种对科举制度的不同认知，让牛李两党在每一次科考中都针锋相对，而科举制度，也逐渐沦为党争的 “角斗场”，而科举制度的倒退，直接堵死了底层士人的上升通道。山东人黄巢便是其中的代表 —— 他多次参加科举，却因无牛党背景，每次都名落孙山，而落榜后的愤怒最终化为颠覆大唐的怒火。

科举制起于隋而成型于唐，它的第一大作用是打破了贵族对官场的垄断，使“寒门出贵子”成为现实，因而收获了一片赞誉声。可实际上，直到唐朝结束我们都没有看到“寒门出贵子”的盛大景象，真正的贫寒之家，靠科举出人头地仍然是遥不可及的梦。

在唐朝289年的历史中，产生了141名状元和830名进士，合计971人。下面我们来扒一扒，这971人里有多少人是出身寒门？先说明一下，这里的寒门，是指经济上贫穷、政治上前几代都无官职的家庭。141名状元里，只有5人出身寒门，但这种所谓的“寒门”其实并不“寒”。《新旧两唐书》中记载的830名进士中士族大姓有589人；小姓有109人；余下是寒门有132人。这132人平均到唐朝的289年中，平均2.2年才有1个寒门子弟考中进士，何其可怜！而且，严格地讲，这132人也不能算寒门的，因为他们几乎都是“两代无官的书香门第或名宦之后”。

尤其是中唐以后的五姓七望的重新崛起，与它们利用了科举制、掌握了科举权有密切关系。比如五姓七望中的范阳卢氏，中唐之后，每年有大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累计考中进士的人数居然超过百人。这一现象，让人深思。这一方面说明这些贵族们已经适应了科举考试，形成了通过读书而做官的风气；另一方面还说明，他们利用了贵族的身份和“朝中有人”的便利，挤上了科举这条穷人的“独木桥”，比穷人家的子弟考上容易得多！如此，则穷人想出头，寒门想出贵子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回望中晚唐的科场风波，我们会发现：科举制度本是为打破门阀垄断、选拔贤才而设，但当日渐沦为党争工具时，它便不再是王朝的 “续命丹”，反而成了加速灭亡的 “催命符”。这一历史教训，至今仍引人深思。

我是清水阿娇，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