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寻求新“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战略影响

作者：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

中国宣布不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是一次高度策略性的政策宣示。它既是为应对外部压力与推动世贸组织改革作出的战略性让步，也是配合国内高质量发展与对外开放的一次制度性调整。

9月2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发展倡议高级别会议时宣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在世贸组织当前和未来谈判中将不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他同时强调了中方的三个“不会变”，即作为发展中成员的地位不会变，捍卫发展中成员正当权益的决心不会变，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立场不会变。这一表态并非简单让步，而是中国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进行战略定位调整的主动选择。

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的背景下，中国此举背后的战略考虑是什么？它将给多边贸易体系及地缘经济带来哪些深层次影响？

▲9月23日，李强总理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高级别会议并致辞。

本质而言，特殊和差别待遇是世贸组织体系为发展中成员设立的制度性安排，旨在通过更长履约期、灵活义务、技术援助等方式帮助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长期以“发展中国家”身份享有相关权利，然而，随着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部分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批评中国在某些议题上仍以发展中国家之名争取更宽松待遇，从而在谈判中产生了不对称与摩擦。

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持续质疑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要求中国放弃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的特殊和差别待遇。2023年3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不承认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决议，标志着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的操作从外交层面升级至立法层面。中国此举旨在从根本上消除西方国家对中国“搭便车”的指责，通过主动放弃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已做好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准备。

同时，中国此举也是出于推动世贸组织改革、修复多边贸易机制的战略考虑，以放弃争取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方式，为陷入僵局的世贸组织改革创造政治空间，降低与美欧在规则与义务层面的对抗成本。中国积极回应对其“非对称待遇”的指控，并通过主动作为，削弱他国 “要求更严格义务”的话语优势。这将有利于改善谈判氛围，并在技术转让、补贴规则等其他议题上获得谈判空间。

取消对新特殊和差别待遇的争取，也是配合中国高质量开放和国内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与近年来中国倡导的推动市场化、提高开放水平、优化产业结构的国内政策相吻合。中国将通过承诺更高规则标准，以竞争换创新，同时为吸引高端要素、推动技术合作提供制度性支撑。

声明中，中国仍强调其“发展中国家”身份和与“全球南方”共同行动的承诺。这表明，中国除了意图以放弃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做出示范性贡献，还将通过发展援助等其他渠道保持对发展中伙伴的支持，从而维护其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影响力，积极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官方声明强调的是在当前和未来谈判中不再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并非自动放弃世贸组织条约赋予发展中成员的全部既有权利。这意味着中国并未在法律上放弃“发展中国家”身份，同时仍可在既存协议框架下主张权利。但在新增谈判文本中，中国将回避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放宽条款，从而在实务上接受更多义务或更短的过渡期。

通过主动放弃新的特殊待遇，中国将贸易谈判焦点从“是否应享受特殊待遇”转向“如何完善多边贸易规则”，这将有利于掌握世贸组织改革的主导权。中国的声明有望打破长期僵局，为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客观化与标准化（如按GDP、人均收入、贸易份额等量化指标划分受益资格）提供推动力，加快规则现代化、争端解决机制恢复等议题的推进。

中国放弃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将给中美经贸博弈带来影响。短期来看，此举可作为缓和谈判立场的筹码，降低美国借“标签化”要求更多让步的正当性，有助于在双边或多边框架下达成务实安排。但其长期效应，还取决于双方在补贴、产业政策与国家安全审查等关键问题上的更广泛互动。若美方以此为由要求更严格的市场准入与透明度，则中国有可能在其他领域寻求对等或替代性权益。

欧盟和部分发达/新兴经济体长期主张建立“更明确的特殊和差别待遇资格标准”。中国的表态可能被视为积极信号，有利于与欧方在诸如绿色补贴、竞争政策等议题上展开更务实合作。但同时，也存在欧盟要求对中方已享有的特殊和差别待遇进行清理的压力。

中国宣布不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是一次高度策略性的政策宣示，它既是为应对外部压力与推动世贸组织改革作出的战略性让步，也是配合国内高质量发展与对外开放的一次制度性调整。该举措在短期内可改善多边谈判氛围，为恢复世贸组织功能创造条件，而其长期成效，仍取决于如何把政策信号转化为具体的规则变革，以及如何在放弃某些筹码的同时继续支持发展中国家，并维护中国自身产业转型的稳定性。如果配合更多规则和制度变革，此举无疑将成为推动全球贸易治理进入新阶段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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