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江西6旬老人“碰瓷”军车，首长见后惊讶：原来是你这个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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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北京，一个穿着破旧短袖的老人，拦住了一辆军车。

他脸色坚定，眼里满是执着。

司机猛踩刹车，警卫冲上前去，气氛一度紧张。

可车里那位首长下车后，盯着老人看了几秒，突然脱口而出：“原来是你这个小鬼！”一场跨越数十年的重逢，就这样发生在了最高人民检察院门口。

事情要从江西泰和县说起。

那一年，63岁的肖成佳看到了报纸上的一则消息——黄火青出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他愣了几秒，随后扔下手里的锄头，跟家里人说：“我要去北京！”家人拦不住，他揣着几十块钱，踏上了千里迢迢的北上之路。

到了北京，他才发现，找人比想象中难得多。

最高人民检察院门口的警卫不让进，理由很简单——“这里不能随便进。”肖成佳急了，说自己是黄火青的老部下，可警卫一点都不动摇。

折腾了半天，他灵机一动，说自己要上厕所。

警卫看他可怜，勉强让他进去了，但警告他不能乱跑。

进了院子，他四处张望，根本不知道黄火青的办公室在哪。

这时，一辆军车缓缓驶来，他心里一动：能坐军车来的，肯定是大官！于是，他猛地冲到车前，张开双臂拦住去路。

司机一脚刹车，场面一度紧张。

警卫、工作人员全围了过来，车里的官员也下来了，皱着眉问他：“你干什么？”

肖成佳一五一十地说出了自己的来意——他是当年的红军战士，跟随部队长征，后来因战斗负伤，与队伍失散。

这些年，他一直想恢复自己的红军身份，可相关部门告诉他，必须要有人作证明。

他的战友早已天各一方，唯一能证明他身份的，就是黄火青。

这话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有人赶紧去请黄火青的秘书，几分钟后，他被带进了办公室。

门一推开，肖成佳一眼就认出了那个熟悉的身影——黄火青，已经年过七旬，但眉宇间依旧有当年的神采。

他激动地上前一步，紧紧握住黄火青的手：“老首长，我是肖成佳！我是三号花机关！”

黄火青怔了一下，随即眼神一亮：“原来是你这个小鬼！”

时间回到1935年，长征途中，肖成佳是个12岁的“红小鬼”，在第五军团做宣传工作。

因为识字，他常在队伍里演话剧，最拿手的角色就是《花机关》里的“三号”。

战友们都叫他“三号花机关”。

黄火青当时是九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对这个活泼的小战士印象深刻。

后来，在娄山关战役前夕，部队需要派一个排去阻击敌人援军，肖成佳被点了名。

第一次指挥作战，他咬紧牙关，带着战士们埋伏在小路两侧。

天刚蒙蒙亮，敌人出现，他一声令下，枪声大作，敌军慌乱撤退。

这一仗，他立了功，可右手也中了一枪。

再后来，西路军在甘肃遭遇重创，他负伤被俘，关押了一年，家人东拼西凑拿出30块大洋，才把他从牢里赎了出来。

从那以后，他隐姓埋名，回乡务农，再没跟部队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他试图恢复身份，但没有战友作证，身份迟迟得不到确认。

回忆翻涌而来，黄火青眼眶微红。

他突然问：“你还记得我教你们唱的歌吗？”

“记得！”肖成佳立刻挺直腰板，开口唱起了那首在雪山草地间回荡过的《杜娘歌》。

黄火青也跟着哼了起来，声音有些沙哑，可那份战友情谊却从未改变。

那天，两位老人聊了很久。

最终，黄火青亲自写了一封证明信，盖上公章，交到肖成佳手里。

拿着这封信回到江西后，肖成佳的身份终于得到了恢复，党籍也重新接上，每个月还能领到一笔可观的补贴。

多年后，媒体记者去采访他，他的儿女笑着说：“要不是提前通知，估计他又跑去和老战友打麻将了。”

有人说，历史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文字，更是那些被遗忘的名字、被掩埋的故事。

肖成佳的一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沉浮，而他的坚持，也让自己未曾被时代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