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宪庆：评议士林 公而无私——回忆郑先生主持学科评议会历史组的工作

自一九七八年，我除了听郑老的课和参加一点科研工作外，还负责历史系办公室及历史研究所工作。在几年的接触中，我深深为他的忘我革命精神和高贵品格所感动。

一九八一年暑假，南开大学领导关心郑老身体，安排他去北戴河休养。这时，教育部通知他赴北京参加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召开的学科评议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组织上考虑他的身体情况，征求郑老本人意见，他毅然地说：“这次国家召开的学科评议组会议，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是一项新的工作。以后我们就要开始有自己的博士、硕士了，这是建设国家实现四化的一件大事。我不能为休养影响工作。”当时教育部通知郑老为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并规定由召集人所在单位出一名学科秘书。郑老邀我同去担任学科秘书。当时我有些顾虑，心想经过十年“文革”浩劫，思想复杂，虽然是同行评议，但标准不好掌握，感到这项工作责任重大，容易得罪人，因此，我不大愿意前往。郑老就耐心给我做思想工作，解除了我的思想顾虑。

教育部和国务院学科评议组会议从七月十日开始到八月三日结束，前后共二十多天。建立学位制度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这次会议是学科比较齐全、专家最多、规模最大的盛会，有四十多个评议组，四百多名专家学者参加。这次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审核工作，是在材料面广、量大，缺乏经验，事先调查不够，时间又十分紧迫的情况下进行的。参加这次大会八十岁以上的专家教授有十人，郑老是其中之一。他每天除组织大家学习讨论外，休息时间还要研究汇报，仔细翻阅各校上报的大量材料。有次因连续工作和天气闷热，他身体发烧，这时我便劝他注意休息。郑老微笑着说：“不掌握一定的情况，没有比较，就很难在实际的评审过程中贯彻‘坚持标准，严格要求，保证质量，公正合理’的十六字原则。我的身体不要紧，坚持一下就顶过来了。”他就这样夜以继日地工作了二十多天，从没请过一次假。

这次历史学科评议组会，郑老先与吴泽教授负责，后与夏鼐教授负责；成员亦都是著名的专家教授，如邓广铭、吴廷璆、吴于廑、唐长孺、徐中舒、何兹全、戴逸等。其中有的和郑老一起共过事；有的是郑老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都对郑老十分尊敬。但他毫不以尊长自居、自专，而是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互相研究，磋商问题。为此，大家都能畅所欲言，充分发表各自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意见，真正发扬了民主和科学风气。尤其是在评审过程中，郑老对各校申报授予博士、硕士专业和指导教师的表报材料，认真组织审阅；对有的学校提出更改指导教师职称者，他细心向大家说明改变结果；请求了解情况的成员详细介绍有关材料。然后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审定学位授予单位的原则和办法》所规定的条件进行讨论酝酿，审核通过。他唯恐把各校具备条件的专业和指导教师遗漏掉，慎之又慎，工作做得细而再细。

评审以后，我发现南开历史系设置世界史专业多年，并数次招收研究生，硕士单位授予权竟未获通过；中国古代史一教授亦仅以一票之差而未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对此有些惋惜之情。郑老表示对本校的情况，咱们自己不好说，只能让其他成员审核评定。我回味着郑老的意见，联想他一贯作风，十分感佩。他一生学生很多，奖掖后学，为士林所共知。而他从不怀门户之私，对亲手授业的及门弟子，甚至对他们的文章都不推荐，还是一句旧话，由同行评定，让社会实践检验。这正反映了郑老一贯治学严谨，严于律己，公道无私的高尚品德。

会议对历史学科的专业目录，进行了详慎的研究、调整、修订和增补。对“考古学”、“中国古代史”、“世界地区史、国别史”、“专门史”等作了详尽注释，加强了系统性和科学性，初具了现在使用的历史学科专业目录的规模；完满地审核和通过了首批授予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的专业和指导教师。教育部和一些高校历史系的同志们认为是“恰如其分”,基本上“公正合理”,做到了严格掌握、保证质量。它为我国历史学科开始起步的学位制度健康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今后历史学科教育事业的发展将起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些成绩的取得，当然主要是由于党的方针政策得体和评议组专家的努力，但也渗透了郑老的心血。为了祖国历史学科的建设，郑老不以年高畏避，不顾盛暑酷热，竭力奋勉，克应重任，他这种兢兢业业的创业精神，这种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足为我们后人学习的楷模。

暑假结束后，郑老在天津市参加会议，带研究生到北京明定陵参观，去武汉参加纪念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十一月下旬又赴北京参加人大五届四次会议，几乎没有一点儿闲暇。在这些会议和活动间隙期间，他犹不顾疲劳，除了亲自撰写文章和坚持正常工作外，还作了两次“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研究中的问题”的学术讲座；多次亲自召开会议，研究成立“明清史国际学会”、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中心”等问题。在他主持下起草了两个报告，做出了相应规划和安排，并利用在北京开会的机会，向教育部长蒋南翔同志和社会科学院梅益副院长作了汇报，同时把他们热情支持的消息迅速通知系主任，嘱咐尽快请示学校上报教育部。谁知报告还没来得及呈上，他就离开了我们。八十二岁高龄的老人，不停息地连续工作，为了办好南开，为了我国的教育事业，耗尽了他的心血!

郑老逝世前三天，病情日渐加重，可是天津市总医院高干病房竟住不进去。郑老身为南开大学副校长、天津市政协副主席住的是一般医院的普通病房。他和家属毫无怨言。就是这样，在校系有关负责同志送他上车去医院时，他还心情不安地说：“兴师动众，这样不好。”此时此刻，他心中仍然考虑到医院的困难，想到因为自己影响工作，唯独没有想到自己。去医院途中，郑老深情地望着我，询问今年招考博士研究生的时间。一会儿又说咱校化学系由研究生指导教师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处理招考博士生的一些重要问题。他受着疾病的折磨，却仍然关心着为四化培养人才。我看着郑老消瘦的面孔，听着他的这些话，不由地掉下了眼泪。没有想到这竟是我听见郑老的最后几句话。

(原载《郑天挺学记》,三联书店，1991年4月)

中国大陆历史上的第一批历史学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