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滕泰：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自有品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作者｜许小九

经济学家、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滕泰：

尊敬的各位嘉宾，非常高兴参加主题为“穿越周期，激活增长”别开生面的论坛。要“穿越周期，激活增长”既需要供给侧的力量，也需要畅通打开循环。在2021年，我最早发表一篇东西《新供给主题宣言》，提出了“新供给经济学”，在2015年党中央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新供给中提出的放松供给约束，减税，更新供给结构，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等学术主张已经放在供给侧政策当中。

从过去五年中一直写文章、呼吁“提振消费”，为什么在当前尤其今年中央国务院把大力“提振消费”作为今年的十大任务之首呢？因为当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就是内需不足（总需求不足）。所以“提振消费”不仅仅是一个短期的利周期的政策，也是一个长期的国家战略，无论从即将到来的“十五五”，还是到2035年“提振消费”都是一个国家战略。所以，提振消费既是短期利周期政策，也是国家长期政策以外，它不仅是经济增长手段，也是人类投资生产各种经济活动的目的，只有通过消费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既然消费如此重要，还需要会议不断论证呢？党中央、国务院虽然把“提振消费”作为之首，但是学术部门、地方政府对于“消费”的认识远远不到位。首先，在学术上到年底关键时刻大量学者呼吁搞投资，无论是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认为投资见效快，又形成需求又形成供给，中国搞投资在过去二三十年都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但是现在无论是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都已经严重过重了，投资的效益再逐渐递减。

在学术上有一个专业名词“过度投资陷阱”，由于观念、利益、体制的原因，我们到现在很多投资已经过剩的情况下，整体投资率还保持43%的水平，这个水平比发达国家高了1倍，其他的成熟市场每年把GDP20%到25%用来搞投资，我们是43%，比印度高了十几个点，假设投资率回归正常，每年可能能够节省十几万亿的低效投资和无效投资的钱，再把它用于提振消费。所以，谈到“过度投资陷阱”以后，就会涉及另一个概念“宏观消费压抑”，谈到“消费压抑”不是一个微观的家庭消费观念的原因，是在整个国家财富分配当中，家庭部门占比太少了。按照去年年底国家统计局统计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只有44%，跟这个数据相对应的是中国家庭消费的总额占GDP总额只有39%。加上17%的政府消费，中国总消费只有55%，无论是39%的家庭消费率，还是55%左右的总消费率，比发达国家都平均低20到30个百分点，这是宏观消费压抑现象。过去投资高速增长阶段、出口高速增长阶段，又随着这些年全球贸易的变化，随着后工业时代、后基建时代在边界上递减，“提振消费”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重要。

所以五年前（2020年）呼吁重视消费，呼吁发10万补贴时还没有引起重视，在2022年决策观念悄然改变，到2024年有1500亿的消费补贴，今年“提振消费”已经变成十大任务之首（3000亿消费补贴）。但是认识归认识，3000亿的消费补贴和将近50万亿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还是微不足道的，跟4万亿、5万亿、6万亿的给地方政府搞投资划债的钱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在将近30万亿元的一般预算公共支出当中，占比只有1%。所以我们提振消费的认识到位了，但是真正在行动上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力。

有人说你这么多年呼吁给老百姓发消费补贴，动辄几万亿，钱从哪儿来？我们刚才讲到了每年有几万亿的低效投资的钱和无效投资的钱可以省出来，每年各级地方政府给企业的那种生产补贴（提供免费的厂房，免费的办公楼，拎包入住，免便宜的劳动，还是直接给财政几千万、几百万、上亿的财政补贴），这些都应该取消。这些曾经成功的经验，地方政府给企业的生产补贴已经变成了企业过度“内卷式”竞争的一个资本，我们还每年有1.8万亿的出口补贴，这些都应该减少。如果每年能够减少几万亿的出口补贴、生产补贴和过度投资、低效投资的钱，（这些节省出来）都给老百姓发消费补贴，中国的“消费提振”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但是这个任务从我们学术界来讲的话远远没有完成。

我们还要继续推动全社会整个决策观念的转变，把过去“重投资，重生产、轻消费”的观念把它转过来，投资生产创造财富。刚才讲“新供给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动力确实是在供给侧，在于劳动的投入、资本的投入、资源的投入。同时还需要企业家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而带来真正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没有经济循环，没有畅通的经济循环，生产了搞了大量的投资，变成了烂尾楼，搞了上千上万个特色小镇空置在那里，或者生产很多产品卖不出去变成了库存，这都是造成经济增长下滑的重要原因。

如何提振消费？既需要财政政策的转型，同时还需要深化改革。比如说我们有一百多万亿的国有股权，国有资产（这是我们重要的体制优势），而且在前些年已经完成了国有股划转社保基金的这种改革的试点。所以未来能不能划转10%的国有股权到社保基金，就可以增加10万亿的社保基金的规模；如果化成20%就可以增加20万亿；长期如果划转50%就可以增加50万亿。所以很多学者提出来说，能不能把农村最低的养老金从一两百块钱提高到300块钱、400块钱、500块钱，这是完全有条件实现的。所以只有深化改革，提高居民的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社会保障程度，让他放心消费、敢消费、愿意消费，这个消费才能提振起来。提振消费，还需要货币政策要探索新的机制。在过去10年、20年这么长的时间以来，每一轮的适度宽松（宽松的货币政策）都是通过信贷投放来实现的。中央只要一决定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意味着向房地产多放钱，向基础设施项目多放钱，多放贷，向生产企业多放贷。但是现在你想放贷都放不出去，那些房地产企业可能不需要那么多钱，再不能盖那么多房子了，也没有足够的基础设施项目需要投资，制造业企业也不需要更多的贷款。

去年年底中央提出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怎么实现？可能未来要更多地通过房地产或者是股市这样的资产价格的上涨或者传导，乃至变成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带来财富效应，进一步提振消费这样新的一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所以去年以来（924以来），我们的决策部门无数次强调要重视稳住楼市，提振股市信心。所以未来的货币政策怎么样探索新的传导机制？按我个人的看法，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还面临着严峻的通货紧缩的风险，年轻人的失业率、就业的情况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了不让通货紧缩或者变成一个长期现象，为了尽快解决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我认为零利率乃至负利率可能是大势所趋。

谈到“零利率、负利率”，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实现零利率呢？资本不需要价格的吗？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一个伟大的智者叫查理蛋白质芒格也是这样想的。别人问他说你怎么看待“零利率、负利率？”，他说我完全没有想到，根据活了九十多岁的经验，我绝对不相信会有“零利率、负利率”，但是它发生了，我已经懵了，所以连芒格这样的智者都没有预测到。那我们也不要盲目去怀疑，中国会不会有一天走到零利率负利率时代。

2008年以后，为了引领美国经济走出危机，伯南克开始实施零利率政策，持续了八年才结束；2020年面对疫情又一次实行零利率政策，每次都非常好使，经济就好了，股市也好了，房地产也好了。日本政府全面实行了几次利率政策，但是不坚决，时间不够长，到2016年以后，干脆实行“负利率”，把利率定在“-0.1”的水平，持续了七八年的时间，日本股市走出了繁荣，日本房地产也开始逐步繁荣，日本经济走出了通缩，就业率创了新高；欧洲在2012年开始实行零利率，在2014年开始实行负利率，连续若干次降息，把基准利率降到“-0.5”，直到去年才开始回到正的。所以不论是面临欧债危机还是疫情冲击，欧洲的零利率和负利率政策也对欧洲的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为了不使中国的通货紧缩长期化，为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了推动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中国有一天必须实行“零利率、负利率”政策。在座的各位，我们怎么办？作为居民，作为储蓄者，作为企业、保险公司、金融机构决策部门，要怎么提前面对这个事情？当然了，推动消费繁荣除了财政政策要从建设财政转向民生财政，货币政策要探讨新的传导机制，有必要的情况下坚决实施零利率负利率政策，还要推动居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国有资产更大规模的发展。社保来提高居民的社会保障程度之外，企业也要在提振消费当中发挥重要作用。

企业在提振消费当中发挥什么作用呢？用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在2012年我发表的《新物质主义学院》里边有一句话，说乔布斯在创造苹果手机之前，世界对他的需求是零。如今我们再离不开智能手机，不仅如此，以智能手机为基础，还衍生了现在的网约车，互联网的购物，互联网金融，视频媒体等等，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100年前福特公司也做过一次调研，他问消费者说你需要什么样的汽车？消费者说我不需要汽车，我只需要一辆更好的马车。所以从短期来看，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居民收入不增长，消费很难提高。消费是边际消费倾向的函数，只有降息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总的消费才会提高。消费是税收的函数，减税让同样的老百姓的收入，可以买更多东西就可以增加消费。但是从长期来看，消费需求是供给创造出来的，是新供给创造出来的。所以，互联网、新能源可以创造新需求，新的产品和新服务也可以创造新需求，新的消费场景、新的生活方式都是由企业家不断创造出来的。所以，面对中国经济持续通缩的深度转型挑战，“提振消费”不仅仅是一个消费问题，是未来十年中国解决转型的一个关键点，事关财政政策的转型，事关货币政策的新机制，事关整个国家分配收入格局的变化，事关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也关系到在座每个人。祝愿中国经济能够成功穿越周期，激活增长，只有消费繁荣，中国经济才有未来，中国要走消费繁荣的道路。谢谢大家！

滕泰院长的深刻阐述，为我们勾勒出以“提振消费”为核心、穿越经济周期的宏观蓝图。这其中关于“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核心理念，恰恰为所有企业，尤其是致力于打造自有品牌的企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与存在的价值。

宏观政策的转变、财政与货币工具的发力，最终都需要在微观市场上找到承托点，而自有品牌正是承接这一历史性机遇的最佳载体之一。它绝非简单的“平价替代”，其本质是渠道商或品牌商深刻洞察消费者潜在需求后，所进行的主动供给创造。

因此，对于我们而言，建设自有品牌的意义从未如此清晰和重大：

它是破解“宏观消费压抑”的微观利器。通过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品牌能直接让利消费者，以极高的性价比提升居民的实际购买力，这等同于一次精准的“减税”，让同样的收入能换取更美好的生活体验，这正是“激活消费”最直接的实践。

它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企业级响应。一个成功的自有品牌产品（无论是一款创新的食品、一款设计精良的家居品，还是一种全新的服务体验）能够挖掘甚至创造消费者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渴望，开辟新的增长赛道，避免陷入传统领域的“过度投资陷阱”和内卷式竞争。

它是构建未来消费繁荣的信任基石。一个值得信赖的自有品牌则通过持续、稳定、高品质的产品输出，与消费者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连接和信任关系。这份信任，是消费者愿意为你创造的新供给买单的前提，也是中国经济转向消费驱动模式中最宝贵的微观资产。

结论不言而喻：投资和深耕自有品牌，不再只是一个降本增效的选项，更是企业顺应国策、穿越周期、贡献于中国消费繁荣时代的战略抉择。它将企业的命运，与国家提振消费的长期战略紧密地绑定在一起。此刻，每一个自有品牌的创新与成功，都是在为中国经济的未来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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