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我与历史不是一见钟情，而是日久生情

澎湃新闻讯，据家属消息，著名历史学家柯文（Paul A. Cohen）于当地时间2025年9月15日，在美国波士顿逝世，享年九十一岁。

柯文，1934年出生，美国韦尔斯利学院亚洲研究及历史荣休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1955年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与史华慈。研究兴趣包括清史、中国思想史、中西关系史、历史编纂学、批判性历史与公众记忆的冲突。代表作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1974）、《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984)、《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1997)、《与历史对话：二十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2008)、《历史与大众记忆：故事在危机时刻的力量》（2014）、《走过两遍的路：我的中国历史学家之旅》（2019）。

我并非生来就是历史学家的料。后来怎样成了历史学家，是个一波三折的故事。我生于1934年，在纽约州长岛北岸的大颈（Great Neck）地区长大。高中时我数学学得最好，职业测试说，我大概会成为工程师那类人。我父亲威尔弗雷德（Wilfred）及他的几个兄弟，还有我祖父约瑟夫（Joseph）都从事男装制造业。父亲以为我也许会对工厂的生产加工感兴趣，所以在我大概16岁时，有一天他和我坐螺旋桨飞机从拉瓜迪亚（La Guardia）机场到费城——父亲公司的工厂设在那里，而业务和销售办事处则在纽约市。我们花了一天时间检查男士正装、休闲西装、西裤的生产机器，跟工厂工人、经理聊天，然后返回机场，坐上飞机，到家正赶上吃晚饭。孩提时代以来，我对商业整体抱着消极的态度——似乎全是挣钱而已。（1954年初，父亲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人生的前17年，你一直轻视金钱，视金钱如粪土，认为富裕如同犯罪。”）费城之行后不久，我就告诉父母不想从事制衣行业，他们一向了解我的喜好，因此对这个决定并不感到奇怪。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我上高中时，有些女性在家庭之外还有工作，偶尔也听闻一些女性在事业上相当出色。但当时与现在截然不同，比如，今天美国法学院、医学院男女新生平分秋色。虽然我的一位姑姑曾是纽约市公立学校的西班牙语老师，还有一位姑姑是颇有名气的舞蹈家、编舞家，但就像我母亲罗斯（Rose）以及她那个时代的许多女性其实并没有自己的职业。除了参加一些志愿活动，婚后大部分时候我母亲就是一位家庭主妇。作为她唯一的儿子，我自然要有远大宏图，既然选择不做男士成衣，那么未来做什么就全凭自己选择了。

多年以后，我才完全明白自己有多幸运，一生中能自由自在地选择想做什么，不用承受外界的压力。父亲虽然对我没有继承家族衣钵稍感不快，但他依然明确告诉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支持我的一切决定，若是我需要的话，也会在金钱上伸出援手。他年轻时并没有这样的机会，能给予我这些，他喜不自胜。大学第二年春季学期，他写信给我：“一定要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能做到这点的人，太少了……若是你能对一件事产生兴趣，用一年时间完成一个使命，只为满足自己当下的意愿和好奇心，只因为做了这件事情，你自己会感到满足，我会由衷地为你高兴。不要做别人眼中正确的事。”在另一封信中，父亲讲述了自己在我这个年纪时的经历。他高中毕业时，祖父并没有欣然接受他去上纽约市立学院（City College of New York）的想法，因为祖父“秉持着那种老观念，即男孩子高中毕业就得马上就业”。所以父亲在信中写道：“孩子，相信我，那一年白天去市立学院的时光对我来说是很奢侈的。每晚晚饭时，我不能提任何有关大学的事情，因为你祖父不想听。所以第一年结束后我决定还是工作。于是我改上了三年的市立学院夜校，每天工作，一周才挣8美元，其中辛苦自然不必多言。”

父亲忆起一战结束后，他从海军退役还没48个小时，军装还在身上，就去祖父公司在纽约市的办事处报到。父亲坐在样品间，只是想着过来看看。但祖父当时日夜加班拼命工作，向旁人嘲讽父亲：“瞧，他坐在那儿跟国王似的。”祖父当即叫父亲周一早上来报到。父亲常对我说，当时从海军退役后，他的梦想是去读医学院，做外科医生。但他说，对于从事服装业，他无怨无悔。他和兄弟中尤其能干的伊西多尔（Isidore）最终成为男装业佼佼者。不过他也谆谆告诫我：“我并没有为自己做主的机会。”

父亲多财善贾，所以后来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弥补了青年时的遗憾。他是纽约州曼哈塞特（Manhasset）长岛北岸大学医院（North Shore University Hospital）的创办人、理事，曾任主席；纽约州新海德公园镇（New Hyde Park）长岛犹太医院（Long Island Jewish Hospital）创办人、理事；纽约市布朗克斯县（Bronx）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附属医院创办人、董事会成员。他虽然没有对我这样说，但我相信他参与三家大医院的事务，一定是希望间接地满足自己未竟的医生梦。他也是大颈地区犹太教改革派主要会堂伯特利会堂（Temple Beth-El）的主席，为许多犹太慈善组织捐款。除了这些社会活动外，他还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业余画家，多次成功举办个人画展。他用绘画收入成立了威尔弗雷德·P.柯恩基金会，资助青年艺术家和艺术生。

能够给予我他自己年轻时没有的自由，让我塑造自己的人生，是父亲最心满意足的事。他对女儿们也一视同仁。我最小的妹妹艾丽丝（Alice）开了一家古董店，一开始在曼哈塞特，后来在纽约州绿港（Greenport）；大姐芭芭拉（Barbara）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硕士学位后，在纽约开了一家私人诊所，担任心理社工，还是纽约州新罗谢尔市（New Rochelle）一所学校的注册家庭治疗师。1992年父亲去世时，我已年近六十，研究中国历史已数十载。为他致悼词时，我特地感谢了他的宽容大度。如今我垂垂九十矣，了解许多同辈与父亲关系的故事后更加深刻地懂得：像他一样慷慨支持子女的父亲实在是少见。

1952年秋天，我进入康奈尔大学，读工程系。入学之后，视野马上开阔了；第一学期末我就转到了文学科学院。大学后两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芝大前几年在前校长罗伯特·M.哈钦斯（Robert M. Hutchins）的影响下，引入新型课程设置，这使我得以接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那些多种多样的课程，以及数门学科融合课，而不用选择某个专业领域。但在本科学业接近尾声时，没有专业却成了大问题。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般认为健康男性要服两年兵役，可我却一点儿都不想服兵役。在芝大的第一学年（1953—1954年）对我来说是关键的一年。我热爱芝加哥的学术环境，人生中第一次爱上了读书。虽然仍不知晓未来要做什么，但我清晰地认识到，那一定是能给予我智识乐趣的事。这意味着我要继续读研究生，而当时如果要想申请兵役延期，这也是最简单的办法。然而有一个问题：本科没有专业，能接收我的研究生项目有限。

于是忧心忡忡的我在芝大的最后一学年，探索了许多需要继续读书的职业路径。我喜欢艺术，数学也很好，似乎可以做建筑师。但跟芝加哥的一位年轻建筑师约了一顿午饭后，他告诉我，初出茅庐的建筑师往往前十年都在设计楼梯间，于是我在清单上划掉了这个选项。我也向往心理学，掂量了一下要不要做心理治疗师，但想到读医学院要很多年，也就打消了这个想法。找个合适的职业一再受挫，我越来越心灰意冷，想着不如就举白旗，毕业去部队待几年算了。我写信给当时在哈佛大学读大三的好朋友艾伦·勒波维茨和丹尼尔·斯特恩（Daniel Stern），讲述了自己的沮丧心情。他们马上打电报给我，大意是“别从军，春假来哈佛一趟吧”。

于是我去了。当时丹尼尔正在修一门东亚文明入门课，他十分看好这门课，尤其是它开启了崭新的学术大门。看过课程大纲后，我也心驰神往。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我找到这门课的两位教授之一、日本历史专家埃德温·O.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跟他解释了自己的情况，问他既然哈佛东亚研究文学硕士项目是跨学科项目，没有特定专业要求，那像我这样背景的学生有没有机会申请到。他叫我申请。虽然当时我还没拿到芝大本科学位，暑期仍需修一门课，但最终获得了试录取资格，1955年秋季进入哈佛。

那时我对历史依然知之甚少，但有意思的是，最令我着迷的不是历史，而是亚洲，尤其是中国。我第一次走出北美来一场短期旅行是在1954年夏天，去欧洲待了几个月，此后文化之间的差异就深深吸引着我。这个兴趣牵引着我靠近一个自己几乎完全陌生的国度和文化。这之前我唯一了解到中国的机会是赛珍珠（Pearl Buck）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我们通常以地域理解文化差异，因此，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自传中这样评价田野调查的特殊性：“陌生的经历让你的所有感官比平素更加敏感起来，对比较的喜爱更加深刻。”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还可以从时间的角度理解文化差异。英国历史学家大卫·罗温索（David Lowenthal）在他的一本书中，借用了L.P.哈特利（L. P. Hartley）小说《送信人》（The Go-Between）的开篇首句——过往即“他乡”，他的想法亦是文化差异与历史密不可分。入学哈佛不久，我拜在著名中国历史学家费正清门下，他是除赖肖尔之外东亚文明入门课的另一位老师，而同学们戏称上这门课是“下水田”。我很快了解到，在哈佛不仅会专修中国研究，更会研习费正清所长的中国历史。

这是半个多世纪前的故事了。

我与历史不是一见钟情，而是日久生情。我日益意识到对历史的理解，包括我与费先生的理解可以非常不同。历史这个激动人心、充满智识挑战的学术领域与我情愫渐生。

（本文原载于历史学研究通讯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