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林徽因怼，被张爱玲讽刺，被鲁迅瞧不起，为何他们都讨厌冰心

上世纪初的中国文坛佳人辈出，既有笔锋犀利、愤世嫉俗的鲁迅，也有冷眼看红尘的张爱玲，亦不乏兼具才情与风骨的林徽因。

而在这其中，有一位特立独行的女子——冰心，她不写哀伤，不谈时弊，只在文字中反复书写“爱与美”。

但这位本应被众人敬仰的才女，却屡屡遭遇文坛同仁的冷眼：林徽因赠她一箱老陈醋，张爱玲言辞犀利，鲁迅更是讥讽她“惜羽毛”。

那么，为何在那样一个充满乱象的时代，冰心偏偏成了群口相讥的对象？

文坛一股清流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变革翻涌如浪，各路文人亦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各自挥舞手中的笔杆，或悲悯民众、或抨击制度、或怒吼时代。

而在众多笔杆中，一个写“母爱”的女子，却显得像是跑错了舞台，她就是冰心。

在那个“文以载道”的年代，大多作家的文字是沉重的，是用来“震聋发聩”的。

他们在贫民窟里搜集故事，在兵荒马乱中寻找题材，他们愿意将自己搅进泥沼，也不愿写一个不疼不痒的梦。

冰心的选择，则像是逃离，她不忍将孩子眼里的世界染上灰尘，不愿让读者看到悲剧中的撕扯与鲜血。

她始终在讲“爱”，讲“自然”，讲“希望”，她笔下的世界有花、有月、却少有愤怒与刀光。

于是，在众人追求沉痛与激烈之时，她的安静与温和，反而成了一种“异类”。

但她不是不懂时代的疾苦，只是选择不写，对别人来说，这是一种回避，对她来说，却是一种坚守。

她不肯把笔染上苦难的颜色，更不愿把愤怒卖给读者，可这在战火纷飞、家国飘摇的背景下，显得太柔软，甚至有些“不合时宜”。

另外，文坛不是慈善堂，许多作家看不惯她这种“写白日梦”的风格，且对他们而言，文字是要承担责任的，不能只是“哄小孩”，他们在战斗，而她在吟唱。

这样的分裂，使得她在文人圈中变得越来越孤立，也就有了鲁迅以及张爱玲、林徽因等人对她的种种评价。

鲁迅的评价

说来也有意思，鲁迅和冰心并未有过剧烈的正面交锋，也未见过激烈的论战，却总能从鲁迅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他对冰心的“不以为然”。

若说近代中国文坛最具杀伤力的一支笔，那非鲁迅莫属，他的文字从不拐弯抹角，不做修饰雕琢，而且“刀刀见血”。

他批旧制度、骂假道学，连同行都常常不放过，而且，鲁迅的目光犀利，最擅长从人群中挑出“伪善”的面孔，毫不留情地揭开面具。

而冰心，恰好就站在他极不喜欢的“温良恭俭让”一侧。

他对文字的期待，不是温情脉脉的抚慰，而是电闪雷鸣的警钟，他认为写作，是为人“治病”的过程，哪怕要割开皮肉、饮血疗伤，也必须如此。

他最忌讳的，就是那种“粉饰太平”的言语，而冰心，恰恰给人一种“不愿看丑”与“执着于美”的感觉。

她用极致柔软的目光看世界，即使身处动荡，也总能从某处拾起花瓣，写下希望，她对母亲的歌颂，对童真的守护，对自然的亲近，在鲁迅眼中，几乎等同于“无用”。

在鲁迅看来，这样的反应，不但小题大做，还近乎做作，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在那个山河破碎、人民饱受压迫的时代，还有人能写出“阳光温暖”的诗句，能对着“母爱”反复吟唱。

他怀疑这种风格是否只是对现实的逃避，是不愿直面苦难的自我安慰。

更重要的是，鲁迅对“文人”的身份有极强的使命感，在他看来，文人不该只做“说好话”的人，更不该只做“讲故事”的人。

他希望作家要有胆量戳穿假象，要敢于揭露真相，要能在沉默的社会中发出不合时宜的吼声。

所以，冰心的温和与克制，鲁迅是无法共情的，这或许也是鲁迅不肯称赞冰心的原因。

他敬重有斗争精神的笔，不太容忍过于“洁净”的文风，他要的是“锄奸匕首”，而非“安神香料”。

所以，他可以骂郭沫若，也能怼胡适，但对冰心，更多的是避而不谈，只在夹缝间写下一两句讽刺，留下的是一种冷处理的“边缘态度”。

可也正因如此，这段“批评关系”才显得意味深长，冰心并未因此改变风格，鲁迅也始终没有直接对她“开炮”，两人的沉默与冷淡，本身就是最强烈的对话。

张爱玲的评价

民国的文坛，是一张四方桌，桌上坐着的不是温吞的说书人，而是一群锋芒毕露、各怀乾坤的笔者，而在这张桌子上，张爱玲和冰心从未真正“坐”在一起。

外界常误以为，只因两人都是女性作家，便应有共鸣、有惺惺相惜，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张爱玲从不认为她与冰心是一类人。

张爱玲的文字，像一面打磨得极致的镜子，照见了人心最深处的斑驳与裂纹，她冷静，甚至冷酷，从不回避生活的沉重与丑陋。

她擅长描写女性如何在家庭与社会双重压力下挣扎生存，那些看似绵软的句子，却藏着尖锐的钩子，直戳人心。

而冰心，则仿佛活在另一片天地，她描绘的母爱，是圣洁无瑕的；她歌颂的童真，是一尘不染的。

两人风格上的巨大鸿沟，也注定了她们难以彼此认同，张爱玲更愿意与苏青这种“敢写、会写”的女性作家并肩同行。

苏青的作品有市井气，也有锐气，她能写小人物的悲欢，也敢讽中产的虚伪，她和张爱玲一起被称为“海上双璧”，两人互赏、互挺，文字气味相投。

相比之下，冰心被张爱玲看作是“温吞水”，不是因为她不写实，而是她“不敢深”。

张爱玲眼中的冰心，是那种只愿写桃花不写落花的人，只爱讲抚慰不讲撕裂，她觉得冰心的文字太过洁白，以至于让人觉得虚幻，不可信。

这种看法并非出于嫉妒，也不是恶意中伤，而是审美与思想的根本不同，前者冷静分析，后者情感主导；一个在冷色调中找真相，一个在暖色调中讲希望。

张爱玲也许从未公开“攻击”过冰心，但她几次谈话中提到“不要拿我和冰心比较”，已道出她的态度。

所以，她宁愿和苏青在尘世中摸爬滚打，去体察市井百态，也不愿走进冰心那一方净土。

这样的立场，并非张爱玲的偏执，而是她对文学功能的深刻理解。

她要用文字拆掉虚伪的面具，不是堆砌美丽的窗帘，而冰心笔下的一切，总是太完好，反而像一出过度排练的舞台剧。

最终，两人如同两道平行的光束，在文学史上留下各自的轨迹，却永远不会交汇。

林徽因的评价

在民国文坛的众多女子之中，林徽因与冰心，既是光芒万丈的存在，也是一对彼此看不顺眼的“同道”。

世人常将林徽因称为“建筑界的玫瑰”，也有人称她为“民国最美才女”。

而且，她的美与才并行不悖，她的朋友圈里，不乏徐志摩、梁思成、金岳霖等“重量级”人物，交际广泛、姿态从容。

而冰心，则是另一种存在，她自小接受传统家教，又在国外获得新派思想的洗礼，却始终保持着保守与克制，她对待感情，始终讲究节制；对人情世故，也极为谨慎。

这两位女子的关系之所以恶化，但友情的种子尚未发芽，就被一场“诗意的讽刺”提前扼杀在土壤中。

事情起于一场“探病风波”，1930年代，林徽因因病住院，常有文人雅士前往探望。

其中以徐志摩最为频繁，他时常手捧花束，带着一脸痴迷的神色而来，这情景被传得沸沸扬扬，最终传到了冰心耳中。

冰心虽不言语，却在某天悄然写下了一首诗，名字就叫《我劝你》，诗中并未指名道姓，却字字句句暗藏对“某些女性交往不慎”的不满。

诗中提醒“身已为人妻者”要分清距离，莫沉迷浪漫情愫，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此诗一出，文坛顿时哗然，知者皆能心领神会，纷纷猜测这是冰心在“敲打”林徽因。

林徽因当然也听说了，她虽未公开回应，但心中自然气不过，这种“暗箭伤人”的方式，在她看来，是一种缺乏坦荡的刺痛。

这场“诗意警告”没有就此结束，几年后，冰心又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

这篇文章讲述一位交际太太热衷于在家中招待文人雅士，各路男士频频登门，与女主角若即若离。

文人总爱在字里行间藏暗喻，读者亦擅长从文字里掘彩蛋，一时间，文坛之人几乎一致认定：这又是一记冰心向林徽因发出的文笔冷箭，虽未点名，但巧合过多，足以引发揣测。

林徽因并非软弱之人，她不言不语，却干脆地寄出一箱山西老陈醋作为“回礼”，有人说这是她的幽默，也有人说这是赤裸裸的讽刺。

一个送诗，一个送醋，两位民国女作家，用各自独特的方式，完成了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

这场“醋意”背后，隐藏的不只是文学之争，更多的是价值观的对撞。

林徽因活得热烈，也活得张扬，她崇尚自由，敢于追求情感，在她看来，与异性交往本无可厚非，只要坦荡即可。

而冰心则始终谨守“男女有别”的分寸感，认为女性应端庄持重，对感情要洁身自好。

因此，她们所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女性立场：一个拥抱情感的复杂，一个坚守理想的纯净。

而若放在今日，也许她们只是彼此欣赏不同风格的作家，但在当时，这种观念上的分歧，注定了她们难以和解。

直到多年后，林徽因病逝，冰心也老去，那场关于诗与醋的争执，才慢慢被时间淹没。

在那个文人们大多以笔为枪、以文为剑，争先恐后地揭露黑暗、质问现实时，冰心却始终守着一方温柔的世界，将爱、童真与自然静静写进文字中。

或许正是因为这份不合时宜的“安静”，她成了张爱玲眼中的“格格不入”，成了鲁迅笔下“惜羽毛”的人，也成了林徽因情绪里那个“酸涩”的存在。

但站在今天再回望，我们不难发现，冰心之所以被排斥，并不是因为她没有才情，而是她用另一种方式回应了时代的灰暗。

而这正是文学的可贵之处：它可以是火，也可以是光，而且，无论是剑走偏锋的呐喊，还是低声细语的温情，都是那个时代给予我们的宝贵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