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曾宪植儿子为劳改中的母亲求情，毛主席批复:接回北京

【1975年8月，南方某劳改农场】“妈，我带您回家！”叶选宁低声喊，眼角的泪珠还没擦干。

曾宪植正挑着粪桶，闻声一愣，随后笑了，很淡，却把儿子心里最脆弱的那根弦一下拉断。四周静得只剩蝉声，十来名女劳改对象默默侧过头，似乎谁都不好意思多看这一对母子。

晚上住在临时工棚，儿子翻来覆去睡不着。昏黄灯泡下，他写下一封八千余字的长信：把母亲在广东、上海、香港和延安的履历、她对革命的贡献、她如今的身体状况统统摊开，最后一句话写得极狠——“母亲若再留在此处，我便陪她一起种地。”信寄往中南海，落款只是三个字：曾国藩后。

毛主席收到信，是在三天后清晨。秘书回忆，主席边看边用湖南口音自言自语：“阿曾，咋弄成这样？”批示只有四个字：“接回北京”。简单，干脆，像当年井冈山时他的行军口令。

干部乘车南下，把曾宪植母子接回京城。路过衡阳车站，她靠在车窗，和儿子闲聊：“我十六岁第一次坐火车，就是去武汉考黄埔女班，那会儿手里连张站票都没有。”语气轻飘飘，仿佛谈的不是自己。

说到黄埔，得倒带到1926年。那阵子，“女子投篮”在街头茶座都算奇闻，而她偏把篮球打成了省冠军；打完球直接报名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五个月后女生队被迫解散，别人打包回家，她死活不走，转去军医处，一头扎进革命队伍。

也是在军医处，她遇见叶剑英。第一句话不可思议：“特立先生说，你三分球最准？”两人都笑了——那时没几个人知道什么叫三分球。缘分就这样生根，但革命从不允许儿女情长。婚礼极简，两只搪瓷缸子当喜杯，一张党组织批条当证书，第二天就分头执行任务。

党内决定派夫妻俩赴苏联进修，名额却只余一人。曾宪植把护照推回去：“你去，我留下。”叶剑英劝不动，独自远行。她就在华南大学念书，白天作实验，夜晚练京剧，擅唱武生，师长笑她“女唱男腔”。

上海学生运动，她举着大旗领队示威，被捕；组织花了好大劲才把她捞出。随即又被派到日本。谁知刚下船就再进牢房。日本宪兵请来“中国通”审讯，她抬头一句：“曾国藩是我家祖上。”中国通先楞后敬礼，第二天竟把她当贵宾送出监狱。她顺势完成学业，写了本女学生视角的社会调查，稿子回国后在地下刊物流传很广。

1931年归国，夫妻久别重逢不到半月，又分头行动。她奉命去香港，任务极隐蔽，得“扮丑”——脸抹土、鼻梁贴胶布，自己在镜子前都差点认不出。叶剑英去延安，两人通信全靠暗号。1938年，香港短暂停火，他们才见了一面，孩子就在那年怀上。

可战火说来就来。她抱着刚满月的叶选宁躲空袭、找联络，信断了。1941年赶到延安军委大门前，门口卫兵一句“叶参谋长的女儿真乖”让她脚底发凉——原来丈夫另有家庭。她转身带着儿子离开，从此一心奔忙妇工战线，再没为个人感情掉眼泪。

1946年南京局，邓颖超缺个得力助手，曾宪植顶上。她身份特殊，既能和民主人士喝咖啡，也能与缝纫女工同住棚屋。有人回忆：“看她办事，两袖清风，像一把刻刀，板着脸就能把繁琐掏空。”

1950年9月，中南海怀仁堂大院，毛主席参加妇联组建大会。人群中，他忽然提高嗓门：“阿曾！”众目睽睽，主席笑眯眯：“娘子军里混进曾国藩家的人啰！”曾宪植立正回答：“主席，再强的湘军也得服咱娘子军。”掌声哄起，这段小插曲在北京传为佳话。

然而命运并不眷顾。特殊年代，她被划为“问题人员”，下放农场。她不敢给老友写信，只在深夜对着星空练京剧，嗓子依旧亮。队上农妇说：“那女同志唱‘夜深沉’时，吓得狗都不叫了。”

儿子那封求情信成为转机。她重回北京，住进一个旧四合院。不久重新参与妇联资料整理，白天编档案，晚上教年轻人打篮球。有人问她苦不苦，她摆摆手：“苦？我吃过日军监狱的生糠，这算啥。”

1978年，她被推举为全国妇联顾问。大会散场，叶选宁扶她下台阶，老人突然停下脚步：“记住，姓曾的不靠祖宗，靠自己。”说罢大步走去，背影挺直，没有一丝迟缓。

她活到八十三岁，最后留下两句遗言：“家史可以写，但别给我立碑；后辈要做事，不要做秀。”听来生硬，却正是这位湘女一生的底色——倔强、干净、心口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