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 201 年的一个清晨,刚登基的汉高祖刘邦,像往常一样去看父亲刘太公。走到府邸门口,他停住了。
刘太公站在门口,穿粗布衣裳。他一辈子在田里干活,手上带着劳作痕迹,此刻恭恭敬敬地立着,手里攥着扫帚,象征性地扫着地。
刘邦赶紧上前扶父亲,皱着眉问:“父亲这是干什么?”
刘太公挺直腰,声音带着敬畏,还有点惶恐:“皇帝是天下的主人,我不能因为自己坏了国家规矩!”
刘邦听了这话,又欣慰又犯愁。欣慰的是父亲懂大理,犯愁的是自己是天子,父亲却是臣子。君臣要讲礼法,父子要有亲情,这两样怎么都顾到?
这看着是行礼小事,其实藏着封建王朝最大的伦理难题。刘邦想出的办法,往后两千多年,每个朝代都在用。
谁也想不到,让父亲这么拘谨的皇帝,早年是全家头疼的 “混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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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本名叫刘季,老家在沛丰邑,就是普通农家。他父亲叫刘煓,大伙都叫他刘太公,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
刘太公最大的心愿,是儿子们踏实种地,撑起家。可刘邦偏不,他 “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从不帮家里干活。
每天,刘邦都和一群朋友混在一起,在王媪、武负的酒馆赊账喝酒。要么四处游荡,偶尔还惹点小麻烦。
刘太公没少骂他 “无赖”,总拿他和二儿子比。二儿子勤快能干,刘邦却游手好闲,刘太公天天盼他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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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刘邦当了皇帝,还特意拿这事跟父亲开玩笑:“当初您总说我没出息,不会置办产业,比不上二哥。现在您看,我的产业和二哥比,哪个多?”
父子间这玩笑话,藏着岁月的感慨,也为后来的礼仪矛盾埋下引子。刘邦和父亲的相处模式,在他登基后彻底变了。
公元前 202 年 2 月 28 日,刘邦在定陶汜水之阳正式登基,定国号为汉。他从前是泗水亭长,一下子成了天下的主人。
登基后,刘邦马上把家人接到长安。他封妻子吕氏为皇后,封儿子刘盈为太子,可唯独对父亲的待遇,想不出合适的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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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刘邦照民间规矩尽孝。每五天去看父亲一次,像普通儿子那样跪下问安。刘太公也习惯了,没觉得不对。
这份融洽没持续多久。刘太公身边的管家看出问题,私下劝他:“太公,您虽是陛下的父亲,但君臣有别。陛下是天下共主,您是臣子。”
管家接着说:“总让陛下给您下跪,您不用回礼,这不合礼法,外人也会说闲话。搞不好,还会给陛下招来骂名,说他不懂规矩。”
这番话点醒了刘太公。他一辈子老实本分,不懂朝堂规矩,但知道 “国法” 比家里的事大。于是,就有了刘邦看到的,门口持帚相迎的那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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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扶着父亲进屋,心里不是滋味。他知道父亲做得对,可看着年迈的父亲给自己行臣子礼,实在违背了尽孝的心思。
回到宫里,刘邦反复琢磨。封建王朝靠 “孝” 治理天下,自己要是连父亲都待不好,怎么教化百姓?
可皇权容不得半点马虎。要是因为父子情分坏了君臣礼法,刚建立的汉朝说不定就乱了。
这两难局面,其实是 “父为子纲” 和 “君为臣纲” 在较劲。处理不好,要么伤亲情,要么损皇权。
为找两全的办法,刘邦立刻叫张良、陈平、叔孙通等大臣来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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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说:“稍微降低礼仪规格,顾全孝道就行。” 陈平却担心:“礼仪不周全,大臣们会不服气。” 几人争了半天,没个结果。
这时,叔孙通站了出来。他熟悉礼法,之前帮汉朝制定过朝仪,对古代礼制很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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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孙通说:“陛下,我查过古籍。当年秦始皇想尊去世的父亲庄襄王为‘太上皇’,但没实行就驾崩了。‘太上’就是比至高无上更尊贵的意思。”
他接着解释:“现在太公还活着,身份特殊。不能把他当臣子,也不能让他和陛下分权。要是尊太公为‘太上皇’,给最高荣誉,不让他管国家大事,矛盾就能解决。”
叔孙通补充道:“这样一来,陛下给太上皇行礼是尽孝,太上皇不用回拜是享尊荣。君臣和父子的规矩,都不冲突。”
刘邦听完,眼睛一下子亮了。他反复念 “太上皇” 三个字,越想越觉得这办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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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不让父亲做 “二皇帝”,没了权力纠纷,又用尊贵的空名头解决了礼仪问题,还能让天下人看自己多孝顺。
公元前 201 年夏五月,刘邦正式下诏书。据《汉书・高帝纪》记载,诏书写着:“人的至亲,没有比父子更亲的。父亲有天下传给儿子,儿子有天下尊奉父亲。这是做人的根本…… 现在尊奉太公为太上皇。”
这份诏书把 “太上皇” 的核心说透了 —— 只有尊荣,没有权力。后来蔡邕注解时说:“太上皇不称皇帝,不是真的天子。”这话精准概括了这个身份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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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封大典上,刘太公穿专门做的太上皇朝服,接受百官祝贺。他一直端坐着,没说什么话。
事后,刘太公对刘邦说:“我一辈子种地,不懂这些规矩。只要不给你添麻烦就行。”
刘邦笑着安慰父亲:“您把我养大,我敬您为尊,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从那以后,父子俩相处又像以前一样融洽。刘邦还是每五天见父亲一次,只是行礼时,没了君臣间的拘谨。
可没过多久,刘邦发现父亲不对劲。刘太公整天闷闷不乐,没一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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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仔细一问才知道,父亲不习惯皇宫生活。他想念丰沛老家的街坊邻居,还有杀猪、酿酒的老伙计。
刘邦立刻下令,在长安附近照丰沛的样子建 “新丰镇”。不仅房屋样式一模一样,还把老家的居民连同鸡狗都迁了过来。
据《西京杂记》记载,迁来的人,老老少少互相搀扶着站在路边,一眼能找到自己的家。把狗、羊、鸡、鸭放到路上,它们也能自己跑回主人家。
刘太公见了这情景,一下子乐了。每天和老伙伴们下棋、喝酒,又找回了以前的快活日子。这份细致的孝顺,让 “太上皇” 制度多了些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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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当初想这办法,只是为解决家里的事,没想到成了后来封建王朝的 “标准答案”。往后两千多年,“太上皇” 这个身份反复出现在历史上,每个人的境遇都不一样。
最无奈的是被迫让位的太上皇,唐高祖李渊就是典型。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 爆发,李世民杀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渊吉,掌控了朝政大权。
李渊见大局已定,没办法,只能下诏退位,自己当太上皇。虽然没了权力,但 “太上皇” 的身份保住了他帝王的颜面,没让父子相残的悲剧走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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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李渊类似的还有北齐后主高纬。北周大军打过来时,他把皇位传给 8 岁的儿子高恒,自己当太上皇,想逃避责任。可最终,还是没能保住北齐,国家还是亡了。
有逃避责任的,也有主动退位的。南宋高宗赵构当了 36 年皇帝后,说自己 “厌倦朝政”,把皇位传给养子赵昚(宋孝宗),自己当起了太上皇。
宋孝宗对赵构特别孝顺,每天都去问安,两人相处得很好。洪迈评价这事说:“慈爱和孝顺都到了极点,以前从来没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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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乾隆皇帝的退位更有戏剧性。他登基时发誓,在位时间绝不超过祖父康熙的 61 年。乾隆六十年,他主动把皇位传给嘉庆,成了太上皇。
可乾隆没真放权,还以 “训政” 名义管朝政。官员上奏的折子,都要写 “请太上皇圣裁”,嘉庆只是个傀儡皇帝。这时的 “太上皇”,成了继续掌权的借口,和刘邦当初 “不预治国” 的想法差得太远。
还有些太上皇的出现,透着荒诞。唐睿宗李旦在位时,彗星出现了。大臣们以 “天象示警” 为由,劝他把皇位让给太子李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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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武成帝高湛也是这样,因为 “天文有变化”,把皇位传给儿子高纬。这些看似顺应天意的退位,其实都是为权力在算计、妥协。
宋徽宗赵佶的情况更荒唐。金兵南下时,他仓促把皇位让给宋钦宗,想把亡国责任推给儿子。可最后,他和儿子一起被金兵掳到北方,成了 “靖康之耻” 的悲剧人物,被后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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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太上皇,不管是无奈、逃避还是算计,都靠了刘邦创立的这个制度。在封建伦理里,皇权至高无上,而 “孝” 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这两样一旦冲突,国家就容易乱。
刘邦的聪明之处,在于用 “太上皇” 这个虚衔搭了座桥。既保住了皇权的绝对权威,又没丢孝道的本分,让 “忠” 和 “孝” 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规矩,能同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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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被父亲骂 “无赖” 的农家子,到创立千古制度的开国皇帝,刘邦用一个巧妙的设计,解决了封建王朝延续千年的伦理难题。
他或许不懂复杂的哲学道理,却用最实在的智慧,把 “家” 和 “国” 的关系理顺了。就像他在册封太上皇的诏书写的,“儿子有了天下,要尊奉父亲”。这份对孝道的坚持,或许就是汉朝能延续四百年的原因之一。
“太上皇” 制度能沿用两千年,不只是因为它平衡了皇权和孝道,更因为它藏着中国人对家庭伦理和社会秩序的深层思考。家庭和睦,国家才能安定,这正是刘邦这个制度能流传千年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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