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生擒天皇表弟，日军想用50挺机枪换回，司令员：两个条件

1939年4月的一个闷热夜晚，冀东山区的树林里还残留着白天的硝烟味。包森支队刚打完一仗，趁着短暂的空当整理缴获物资。就在此时，一名斥候急匆匆赶来报告：王振西回来了，并且带着两名身份成谜的俘虏。包森眉头一跳，这位警卫员几周前才被宪兵抓走，如今竟拖着伤腿折返，显然出了大事。

王振西见到司令，来不及寒暄，先把一串钥匙、两支手枪和一只小巧铜佛像呈上。随后一句话让指挥部瞬间安静——那名被捆得像粽子的中年男子，是唐山特务机关长赤本三尼。翻译供述更猛：“赤本与皇室有亲戚关系，外头叫他‘天皇表弟’。”营地的灯火映着干部们的表情，震惊、警觉与兴奋交织在一起。

赤本的身份意味着什么？如果活捉消息走漏，冀东根据地势必面临狂风骤雨般的“讨伐”。包森当即下令：全支队立刻隐蔽转移，非授权人员严禁靠近俘虏，所有电台进入静默。与此同时，他让参谋部统计弹药——准备迎接一场或许无法回避的追击。

两日后预料成真。日军三个联队分三路扑向山区，飞机成编队低飞搜索，宛如在灌木丛中翻找针尖。滞空时机枪扫射的火舌把田地烤出焦糊味，村舍则被一次次盘查。可无论军官怎么咆哮，都查不到赤本的影子，因为他已被关进根据地后山一处废窑，进出口用柴草伪装，外层还布满地雷。

冀东城镇却出现另一副景象：墙上贴满告示，“如能指证赤本下落，即赏银五千大洋”。赏金对贫苦农民诱惑极大，但奇怪的是，告示总被风吹日晒得卷边，却极少有人摘取。原因很简单——百姓心里有一杆秤：眼前的大洋比不上脚下的土地，更换不来一家老小的安稳。

赏银效果不佳，日军转而派密探联络在山里跑运输的商贩，捎来一封“极度诚恳”的信。信里说，只要交出赤本，愿意奉上50挺重机枪、数十箱步枪子弹，并保证不再骚扰该地区。换算一下，这套装备足够武装一个营，诱惑不可谓不大。

信件送到指挥部，包森斟酌片刻，吩咐通信员带回回复：“枪可以留着自己用，人必须留在这儿。鬼子若真想交易，有两个条件：第一，立即撤出冀东；第二，当场无条件投降。”寥寥数语，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八路军“不怕缺枪，只怕缺仗打”的底气。

包森的提议击中了日军的死穴。既不可能撤军，更不可能投降，谈判瞬间僵死。为了挽回颜面，日军内部传出不同声音：有人主张继续悬赏，有人建议干脆封锁消息，别让东京方面知道“皇亲”陷落。最终，他们选择后者。可风声已飘进民间，街头巷尾悄悄议论，“天皇表弟被捉去喽！”

赤本被关押的第五天夜里，翻译偷偷求饶，并在暗处嘟囔“请给口饭”，接着指向赤本低声说：“他在策划逃跑。”警卫当即汇报。包森听完摇头：“留着是祸。”简单商讨后，次日凌晨，责任班押解赤本出窑，行至一处沟壑，三声短促枪响划破晨雾。没有多余惊动，没有仪式，连口令都是缩减版本——从动作到埋尸，整整不到十五分钟。

当天下午，八路军在几处交通要道张贴声明，直接公布：赤本三尼已伏法。至此，日军再无“谈判筹码”，唐山宪兵司令部表面维持镇定，内部却一片混乱，多名军官被追究“看护不力”，有人甚至被调回国内接受询问。滞留冀东的部队继续搜山，可随着时间推移，士兵心里也明白——人已不在世上，再找只剩空气。

值得一提的是，赤本究竟是不是天皇表弟，历史学界后来各执一词。有人查档案，认为只是远亲；也有人翻到半官方手稿，暗示确有“血缘边角”。然而，对冀东军民来说，那已经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八路军用一次干净利落的行动向敌人宣告：任何凶残特务落到中国人民手里，生路只有一条——真心投降，否则绝无赎身价码。

短短数周，冀东根据地反而因“天皇表弟事件”士气大振。连山村里的老木匠都改口说：“鬼子怕咱了。”这种心理上的转变，比缴获的机枪更可贵。随后的半年，日军在冀东屡攻不进，只能靠飞机投弹泄愤；地面部队一旦犯险，就被游击队像梭镖一样戳疼。

不可否认，赤本之死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日军在华北的兵力优势，但它打碎了一个危险幻觉——凭借皇室光环即可横行无忌。八路军用实际行动表明：战争不是做买卖，也不是宫廷外交；谁敢屠村抓人，就得接受战场裁决。冀东大地的炊烟继续升起，枪声此起彼伏，然而村口孩子追逐的笑声也重新回到风里，这在当年，已经是弥足珍贵的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