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弱宋”：两宋三百年的和战与兴衰

在烽烟中重审“弱宋”

张明扬：《两宋烽烟录》共有四卷，分别是《十世纪后期宋辽和战实录》《十一世纪宋夏和战实录》《十二世纪宋金和战实录》《十三世纪宋蒙（元）和战实录》，用虞云国教授的评价来讲，这套书第一次全景式地再现了宋辽西夏金蒙（元）的和战。对于我们过去印象中的“弱宋”，顾宏义教授在历史细节中重审这一概念，就先请顾教授谈谈十几年磨一剑的《两宋烽烟录》是怎么来的？

顾宏义：为什么宋朝给人的印象没法儿跟大汉、大唐相比？为什么一说宋朝，大家都感觉积贫积弱——“弱宋”——文化文学方面还可以，但是军事上很糟糕？这涉及我们怎么看，从什么角度看。宋朝320年的历史，大体跟四周比较著名的少数民族政权——辽、金、夏，最后是跟元（因为元的前面是叫蒙古，一般称之为蒙元）相始终。宋跟西夏打仗，跟辽打仗，跟金打仗，老是打败仗，但是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这几个政权都灭了，它还在。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宋的文化比较强、经济比较强，就使得其综合国力比较强。如此，哪怕打了一些败仗，也能够比较快地恢复，能够坚持下去。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弱宋”。

一开始我打算从军事的角度来写宋代的历史，但是320年不可能总是战争，打了仗以后一定会有一些缓冲。宋朝跟前朝有点不一样，它是打一段时间，然后跟人家定个和议，接下来如果和议撕毁了，那就再打一仗。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情况，其他的朝代比较少见这种情况。所以以“和战”为题，探讨其中的起伏——战是怎么战的，和又是如何和的。

虞云国：研究宋史的，当然对于宋朝和北方民族政权的和战关系是比较关心的，但是要把辽、西夏、金、蒙元连起来做一个全景式的历史长卷的呈现，顾老师确实是第一位。接下来，我的发言将结合我的读后感来展开。

“回顾宋辽金元这一历史时段，以汉民族作为多数民族与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时代的主题之一。”

我记得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里有这么一个基本观点：近代以前，多数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的冲突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这段话仔细品味一下，我感到还是讲得很有道理的。当然，我们可以广义地去理解“冲突”这个词。我想，我们可以借用汤因比的挑战与应战理论。在这么长的历史时段里面，始终是北方的游牧政权来挑战南方的汉族农耕政权。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就是在这种挑战和应战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前进。

“两宋立国320年，先与辽、夏，继与金、夏，形成两轮鼎足之势，各逾百年以上；而后与蒙元南北抗衡，也将近半个世纪。”

这是我们对于两宋和战问题的总体看法。我们往往把北宋的统一视作又一次取得了中央政权，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恐怕这个结论是大有问题的。两宋320年，不能说是像唐朝、像元朝那样的大统一，实际上还是处于一种分裂的状况。宋朝的统一有它的相对性，从整个中国的境内来说，先是和辽、西夏形成一种三国鼎立，而后又和金、西夏形成第二轮三国鼎立。如果把版图拿过来看，这三个政权的情况恐怕比魏蜀吴三国还要均衡得多。金朝灭亡以后，宋和蒙元又南北对峙了将近50年左右。

所以，我们要改变以前宋朝是统一政权的这种说法，把两宋320年作为安史之乱以后整个中国整个中华民族大统一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时段来看。正因为有这么一个重要时段，才最后达到了元朝开创的大一统局面。

我们还要说一点，在整个中华民族再一次融合、再一次统一的过程中间，各个政权，包括宋朝，包括辽、西夏、金，他们都各有自己的作用，但在文化、制度上面起引领和主导作用的，还是宋朝。

“纵观这种政治地缘的大格局，两宋与这些民族政权之间，既有干戈相向的战争烽烟，也有化剑为犁的玉帛唱和。”

《两宋烽烟录》每一卷的副标题都有“和战实录”四个字，强调了“和”与“战”两个方面，而且是把“和”放在前面。读者应该把“两宋烽烟录”与“和战”统一起来看，不要光看“烽烟”而看不到同时存在“和战”。我主张用互动这个概念，互动里面可以有金戈铁马的互相厮杀，也有玉帛唱和的友好往来。

在320年里，毫无疑问，和平的时间要比战争的时间长得多。在和平时双方有互相交聘，有榷场贸易。在整个融合和统一的过程中间，和平的力量要大过战争的力量。当然有时候和平不成了，只能开打，那也没办法。

现在去回顾320年的和战和互动，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什么样的历史认识来看待它？我认为既要站在我们当下的立场，也要回到当时历史的情境去看，这样才更辩证，更客观，更合理。

历史著作也好，通俗读物也好，一代人的写作有一代人的特点。

第一点，每一代人对于历史的看法和价值观不一样，比如说改革开放以后这一代，对于历史的看法恐怕就和五十年代、二三十年代的那些历史学家的看法未必一样。比如说宋朝到底是积贫积弱还是繁荣富强。再比如说对于民族问题，我反对所谓大宋朝主义，我只说是大宋史。“大宋史”是借用一个名词来用，因为只有两宋是横贯320年和战的，辽、金、夏、蒙都没有涵盖320年，所以我们就借用大宋史这个概念来概括。讲宋朝历史，我也反对自称大宋，大宋朝后面隐藏着一种大汉族主义。从历史角度来看，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都应该平等。

另外，对于史料的诠释，包括有些史料的新发现，恐怕也会给历史研究带来新的因素。还有就是阅读习惯。比如蔡东藩的《宋史演义》，现在大概已经不适合网络时代的年轻人的阅读习惯了。

价值观一代一代更变，史料的重新解读，阅读习惯的变化，从这三个角度来看，我们就有必要对历史不断地重写，这样历史之树才能够长青。

还有一点，即便是同一代人，比如顾老师和我，对于两宋和战某些细节问题的评价，也未必一样。这就像郭沫若的观点和范文澜的观点，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但两派观点就未必一样。历史解释是多元的，也允许顾老师的观点和我的观点不一样。

和战抉择与王朝兴衰

张明扬：两宋史上有好几个和议，后人看来是声名狼藉，好像是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请两位教授谈谈这个问题。

顾宏义：关于澶渊之盟，一般有一个认识，当时宋朝的部队在澶州下面已经对辽的主力形成一种包围之势，所以有人说宋真宗如果不跟辽订立和约，应该能把辽的军队消灭或者给予重创。不是现在的人这么说，宋人就这么说。

如果双方实力悬殊，或者一方完全有可能把另一方消灭或者打服的情况下，不可能和。和的情况一定是势均力敌，可能实力上会有一些差异，但一定是一方消灭不了另一方。另一方也感觉再打下去，我的损失要比收益大，他们才有和的意愿。澶渊之盟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当时宋朝军队的人数要多于黄河边上的辽军主力，又把辽军的一个先锋悍将射死了。有人说，寇准认为不应该跟辽签和议。其实寇准是同意和议的，他当时作为宰相，如果坚决反对和议，那么也不容易签的。

宋真宗

问题在于和议的条件是什么，要不要岁币。其实寇准同意给岁币，但不同意付出太多代价。当年辽军到南边来的意图是抢夺财产，并不是要把宋朝给灭了。如果宋军像他们后来所说的，把辽军给包围了，消灭了。这话只是纸上谈兵，实际情况肯定做不到。为什么？当时在河北大平原上，宋军以步兵为主，辽军以骑兵为主，骑兵的机动性大于步兵，当时一些守在那边没被辽打下来的城池，守军是不敢出城的。在辽阔的大平原上，骑兵要找到一些空隙回到辽国，那是非常容易的。如果真能把辽军消灭，我相信宋真宗一定不会放过机会。

宋为什么愿意每年付出几十万岁币？因为打仗的花费要远远超过这个数。澶渊之盟订立后，这件事似乎就到此为止了。大家不大注意的是，因为和议定得突然，陕西等地很多支援打仗的部队在源源不断地过来，那些部队都带着粮草物资，整个经济花费是非常大的。打仗对于契丹人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们到南边主要为了抢夺财产，但是因为长年累月打仗，河北大地上的农村基本上坚壁清野，能够获得的财物是相当有限的。这也促使辽军愿意接受和议，况且每年还能得到三十万的岁币。可见，澶渊之盟对南方北方都是有利的。

从历史来看，澶渊之盟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和议，而且这个和议维持了大概120年的南北和平。

虞云国：除了宋辽和议，南宋还有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嘉定和议。

对于某个具体的事件，要有是非观。我认为澶渊之盟基本上是在双方相对平等的条件、态势下订立和约。绍兴和议就比较复杂了。

当时是北方的金进攻南方的宋，战争挑起方肯定是金朝，而且当时以岳飞为代表的南方军民抗击金朝的斗争完全是正义的，包括要收服北方领土，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也有合理性。绍兴和议订立于绍兴十一年（1141），当时宋朝的实力已经明显要超过金朝，尤其是岳飞抗金取得了北伐的成功。我在《南渡君臣》里讲，当时兵权已经收到了秦桧和高宗手里，所谓柘皋之战，宋朝采取大兵团统一由高宗、秦桧指挥，击败了完颜兀术。在这种有利的情况下却没有扩大战果，反而屈膝求和。从这个角度来看，南宋在那个时间点上和金朝签订绍兴和议，毫无疑问是有屈辱性的。宋高宗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甚至同意以臣服金朝为条件，这明显是不平等的。

隆兴和议比绍兴和议进了一步，宋孝宗主张北伐，收复北方领土，但是因为双方实力的关系，隆兴北伐没有取得任何战争上面的有利条件，这点和澶渊之盟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只能回到谈判桌上来。条件由原先的称臣改为称伯父——当然称伯父，还是尊大，对方还是比你高，还是不平等，但要好一些。至于后来的嘉定和议又是一个屈辱的条件。

顾宏义：这个话题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完的，我从地理的角度上简单说一下。

大家知道宋辽分界在河北的白沟，或者称之为界河，河北大平原其实是一马平川，没有什么天险可以作为防线。

宋朝初年，宋太祖尤其是宋太宗、宋真宗的时候，为了限制北方的契丹骑兵南下，就把界河白沟和其他河段连起来变成了一条比较宽阔的、更深的河流；又在太行山那一边，现在的保定附近，种了很多人工树林，通过这样的方法限制契丹的兵马。澶渊之盟以后，这条河基本上堰塞了。对宋来说，这条界河已经无法防御北方骑兵，他们当时的设想是把防线向北推，推到什么地方呢？推到燕山一带，守着现在的居庸关、古北口这几个山口。这条线其实是当时的游牧民族跟农耕民族的分界线。现在长城大体也是在这一条线上。在宋人的认识里，一旦金把辽灭了以后，它必然南下。金朝刚刚兴起，其对财富的渴望，只能通过战争来掠夺。在这样的情况下，宋人很明确，就是联辽抗金恐怕也是扛不住的，因为彼时辽北方的土地已经基本上丧失了。要在燕山设立防线，从地理环境来说，这个设想应该是不错的。为什么会搞成后来的样子？历史上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北宋要每一步都错，才会被金人所灭。可以这么说，收复燕京以后北宋的朝廷决策，几乎没有对的。哪怕有一个做对的，恐怕也不是这么一个结果。

南宋跟蒙古联盟，联蒙灭金，说句实在的，如果宋军不出战的话，金朝的灭亡还可能拖上几年，但是灭亡已经是必然趋势，根本守不住了。为什么把金灭亡了，没过多久就发生“端平入洛”的事件呢？这里也有地理环境的因素。宋金战线防守在什么地方？淮河。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句话，要守长江，必须要守淮河，那么守淮河守得住守不住？在金朝后期，宋跟金发生了很多次战争，单单守淮是守不住的，后来宋蒙打仗的时候，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当时宋人就是这么认识的，他们想了什么办法？金朝把首都从燕京南迁到汴京以后，守了二十年，宋朝就想着把防线设在黄河，那边是潼关，这样就把黄河以南的地区守住了。不能说这个设想是错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宋朝要收复当时的开封、洛阳跟应天府，准备是非常匆忙的，根本没想过碰到困难怎么办，匆匆忙忙出去了，也就匆匆忙忙打了败仗回来了。这一点跟北宋末年的情况一样。

联金灭辽是宋朝主动。联蒙灭金是蒙古人主动，宋其实不想联合，蒙古先后派了很多使臣，最后宋朝才同意跟蒙古进行联合。这跟联金灭辽的情况有点不一样。

虞云国：任何一个政权，肯定要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联金灭辽也好，联蒙灭金也好，实际上都不是关键问题，关键是不要把一种民族主义的东西夸大到极点，有时候民族主义上头以后，某些决策就有问题。

我同意顾老师说的，联金灭辽是北宋徽宗政权的错误判断，也是一种民族主义的狂热表现。从战略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是与非，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关键是他对自己的估计和对辽朝的估计都有失误，包括对燕云十六州汉地人民的估计也有错误。

先将连金灭辽。首先，北宋过高地估计了宋军的实力。童贯带领大军北伐辽朝的时候，被辽朝一下就击溃了。另外，当时认为只要宋军一到，当地的汉族人民就会推着小车、拿着干粮来支援，完全错了。为什么？因为120年的时间，北方燕云十六州人民和当时的契丹人民已经融为一家了，与南方的政权反而有点疏远了。这和北宋立国初期的情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再者，对金朝的估计也是完全错误的。说到底，自己实力不济，联金灭辽以后，金军马上就挥师南下，于是北宋灭亡。

辽打北宋没有想把北宋灭亡，而金打南宋是一开始就想灭掉南宋的。是因为有南宋初年那些抗金将士，所以金后来打消了这个意图。

再讲联蒙灭金。刚才顾老师说了，实际上宋朝当时已经知道，哪怕不联蒙灭金，蒙古灭了金以后，也要和宋朝发生冲突。从长远角度来看，宋蒙必有一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如联蒙，先把好处拿下来再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并没有错。关键是什么？联蒙灭金以后，在“端平入洛”上，南宋在战略上是有问题的，比如战争的补给线太长，再加上当时统帅赵葵的错误部署等，最后失败了。还好，蒙古没有马上把战争锋芒指向南宋，而是忙于西征之类的。南宋政权利用空隙，自我强大，自我完善，也培养了一批战将，尤其是在中部战线上，这才延缓了南宋灭亡的时间。

（本文整理自虞云国、顾宏义两位教授在《两宋烽烟录》新书分享会上的发言，此次活动主持人为历史作家张明扬，限于篇幅，内容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