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祖宗的顶级审美，今天如何“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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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丝线，两端锦绣。同为国家级非遗，为何一个闯出广阔市场，一个却面临发展困境？

当江南的蚕丝遇见苗岭的彩线，这场相遇，是“先行者”与“探索者”的握手；是一场双向的启迪与重塑；更是一次关于非遗未来的共同求索。他们给出的答案远比想象中更为深刻——

苏州虎丘，太湖之滨，一根蚕丝被劈为至细，绣娘以针代笔、以线代色，针线沉浮间，绣造出绵延2000多年的江南雅韵。

两千公里外，贵州铜仁，苗岭深处，五彩丝线饱蘸山水之韵在土布上穿梭，蝴蝶妈妈、夔龙纹样跃然布上，讲述着苗族迁徙的史诗。

“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苏州平江路，观看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卢建英飞针走线，由苏绣感慨中华文化传承力之强。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专门指出，要把包括苗绣在内的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好、发展好。

千百年来，苏绣与苗绣相隔千里，直到2013年，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的实施，苏州与铜仁结对帮扶，太湖之畔的针尖轻捻和乌江岸边的彩线飞舞就此结缘。一根丝线跨山海，开启了一场跨越十年的非遗传承创新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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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土而生

刺绣非遗如何保持生命力？

一切技艺的诞生，都源于其生长的土壤。苏绣的生命力，根植于太湖流域温润的水土与繁盛的桑蚕之业。

七八十年代，为日本制作和服腰带的“出口创汇”订单，是镇湖苏绣产业的起点。改革开放后，绣娘们不再满足于代工，开始带着绣品外出，到宾馆和旅游景点去推销，意外获得了较好的市场反馈。

2000年前后，镇湖当地政府敏锐地认识到，刺绣是“无烟经济”，也是能让百姓富裕的“富民经济”，于是顺势而为、大力扶持。从1998年成立刺绣协会，到2000年绣品街开街，再到2007年中国刺绣艺术馆开馆，一系列平台的搭建，为产业的规范化和规模化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造就了如今拥有四百余家绣庄，八千余名绣娘、年产值高达30亿元的“苏绣小镇”的崛起。

这种源于民间、成长于市场、规范于政府引导的发展路径，赋予了苏绣强大的“内生力量”。

当我们的目光从江南水乡转向黔贵高原，与精雅的苏绣不同，长期藏之深山的苗绣，其文化“母语”则显得更为神秘、原始和炽烈。由于没有文字，苗绣就是一部苗族的百科全书，苗族的历史就穿在身上。

同为传承千年的非遗，在近年来却有着不同的发展境地。

随着消费内涵的不断深化，如何让苏绣这门昂贵的艺术融入日常，成为摆在所有传承人面前的课题。

位于镇湖苏绣小镇的姚琴华工作室内，苏绣作品琳琅满目，但不再局限于挂画和屏风，而是与盘扣、吊坠、胸针等相结合，化身为一系列时尚精致的文创产品。

从苏绣到文创，这一做法“当时只道是寻常”，却推动姚琴华的刺绣作品突破了传统刺绣的思路。

“苏绣来源于生活，慢慢成为了艺术品，只有让其回归生活、走进当下，成为普适性消费品，才是对非遗苏绣更好的传承和保护。”姚琴华刺绣艺术馆青年苏绣传承人岳琰，清晰地表达了这一代人的认知和使命。近年来“绣二代”的回归，为这个古老的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2024年4月，苏绣青年传承人岳琰参加88届佛罗伦萨国际手工艺展。 资料图

苗绣虽与苏绣齐名，但很长时间以来，面对工业文明和消费主义的侵蚀，苗绣则与诸多非遗项目一样，一度面临着发展困境。

带着如何在发展中保护苗绣的思考，作为贵州松桃苗绣第七代传承人，石丽平开始寻找传统苗绣与现代审美结合的路径，带领村里的姐妹共同发展苗绣产业。

从2000年起，石丽平用8年的时间，徒步3万多里，收集资料，挖掘、记录苗绣的历史。2008，石丽平组建了松桃苗绣团队，从3名绣娘发展到如今4000多人的队伍，其中有下岗女工、留守妇女、返乡农民工。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一朵朵“鸽子花”销往全球67个国家和地区。

一个要走进生活，一个要走出大山，苏绣、苗绣本质上面临的是同一个课题：如何推动刺绣从纯粹的文化载体向“指尖经济”的用户导向转变，向被看见、被使用而努力。正是这个课题，为苏绣与苗绣的“相遇”埋下了伏笔。

只不过，这种对话，注定不会是单向的输出，而是一场相互的探寻与诘问。

2

山海同行

非遗项目如何互学互鉴？

与苏绣地处东南沿海不同，苗绣长期以来面临着“养在深山人未识”的困境。

转折出现在2013年。随着国家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的启动，苏州高新区（虎丘区）与贵州铜仁正式结成对口帮扶城市。命运的丝线，将相隔千里的两种刺绣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苏绣和苗绣绣种不同、渊源有别，该如何帮、怎么扶？

从“技”到“艺”的理念之变，是协作帮扶的第一步。苏绣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姚惠芬是这场帮扶行动的积极践行者。自2017年起，她的足迹就遍布贵州铜仁等地。

“苗绣可以学习、了解苏绣的理念，但不要简单模仿和改变。只有保留民族特色，才能更好推动苗绣的振兴和发展。”姚惠芬发现，许多苗绣作品虽然图案精美，但在色彩搭配、产品形态上与现代市场审美存在脱节。

从“会绣”到“会卖”的模式之变，是帮扶的核心。

改变苗乡绣娘命运的钥匙，藏在苏州镇湖绣娘们的日常里。在镇湖，几乎家家户户的窗边都设有一架绣绷。女人们打理完家务，便捻起细如发丝的丝线，完成来自各个工作室的订单。这种“计件发放、统一订销”的灵活模式，让她们实现了“指尖的技艺”与“灶头的光阴”两不误。

更大的改变发生在屏幕前。苗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杨文丽第一次面对直播镜头时，还有些羞涩。但当她看到屏幕上“太美了！”“支持！”的弹幕飞速滚过，订单数不断跳动时，找到了前所未有的信心。对着镜头，她讲述着蝴蝶妈妈的传说，展示着绣片上每一个图腾的寓意。

从“请进来”到“走出去”的视野之变，是帮扶的升华。

如果说订单解决了绣娘们的生计，那么一次跨越山海的“交换生”之旅，则为她们打开了一扇望向世界的窗。当来自贵州的绣娘们第一次踏上苏州平江路，看到沿街店铺里，一幅巴掌大的苏绣团扇就能标价上千元时，受到的震撼是巨大的。在镇湖的中国刺绣艺术馆里，她们亲眼见到一根丝线被劈成三十二分之一，绣出的金鱼尾鳍薄如蝉翼，仿佛在水中轻轻摆动。

2024年5月，苏州镇湖刺绣协会党支部书记张黎星进行苏绣技能帮扶培训。 孙东艺 摄

帮扶并非单向的给予。苏绣新生代绣娘吴昊僖第一次接触到苗绣时，便受到了强烈的视觉和心灵冲击。

“苗绣的图案非常大胆，有一种很强的生命力，那是我们苏绣里比较少见的。”吴昊僖坦言。苏绣追求“精、细、雅、洁”，师法自然，而苗绣则源于神话和记忆，图案抽象、符号化，充满了奇崛的想象力。

3

从民族到世界

刺绣如何架起文化桥？

2022年，苗绣代表性传承人潘玉珍登上欧洲时尚秀场的照片在网络走红。这位年近八旬的绣娘，先后被邀请去十多个国家展示苗绣，成为国际时尚舞台的常客，苗绣元素也越来越多出现在各类时装上。

苗绣“出圈”，热议随之而来。非遗项目积极跨界、拥抱时尚，是否会消解传统民族文化的内核和价值？或者说，非遗等民族瑰宝该如何保持本色的同时走向世界？

“在世界舞台上既展现东方的美，又保持文化的根，这不仅是手艺人的挑战，更是这个时代向我们提出的，关于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必答题。”姚惠芬有着深刻的文化自觉。她曾收到一个意大利奢侈品牌寄来的成品手袋，价值不菲，附带的合作条件却略显轻率，希望她“随便在哪个角上绣一朵花”。姚惠芬断然回绝。

与苏绣不同，苗绣的“走出去”更像是一场瑰丽图腾的“远征”。潘玉珍的成功，激励了无数大山里的绣娘。她们的作品，或与陶瓷等行业跨界结合，打造出备受海外市场追捧的新文创；或通过与时装企业合作，将蜡染鱼纹绣上床单、丝巾，广受消费者青睐。

如何破解“被选择”，甚至文化元素被抢注、挪用的困局？苗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彭艺的探索给出了答案。从贵州民族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彭艺带着对现代审美的理解回到家乡，提出了“为苗绣做减法，为国潮做加法”的理念。

所谓“做减法”，是将苗绣中过于繁复、文化语境过强的元素进行提炼，使其更易被大众理解；“做加法”，是主动跨界融合，注入更受年轻人欢迎的“国潮”设计，打造出全新的苗绣文创产品。

无论是苏绣对“话语权”的坚守，还是苗绣对“文化符号流失”的警惕，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难题：在全球化的商业浪潮中，如何有效保护并活化那些珍贵的文化符号？

苏绣与国漫IP“罗小黑”跨界合作。 资料图

数字化，为此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题思路。

在苏州丝绸博物馆，馆长钱兆悦正带领团队进行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丝绸纹样数字化创新应用”。通过高精度扫描，“三蓝绣”等珍贵绣品的纹样被转化为可编辑、可追溯、可授权的动态数字资产。这意味着，每一个繁复精美的传统纹样，都有了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

苏绣与苗绣的“出海”之路，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不同求索。苏绣的探索，是在保持艺术独立性的前提下，主动融入国际高端产业链的“对话”；苗绣的实践，则是在拥抱市场的同时，努力守护自身文化符号与经济权益的“博弈”。

“守住精神的根，找到创新的枝。”正如一位苏绣传承人所言，这场跨越山海的双绣对话，不仅织就了中国乡村的富裕图景，更绣出了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锦绣之路。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小川 见习记者 赵天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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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苏绣与苗绣——一场跨越山海的“遇见”

音频：豆包AI生成

监制：王岩 编辑：李忆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