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战虽打碎了中国的朝贡体系，但日本也未能在亚洲称霸！

当李鸿章代表清朝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的那一刻，坐在他对面的伊藤博文心情十分复杂。虽然日本成功逼迫清朝割让台湾与辽东半岛，还勒索了整整2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但在他看来，对清朝的作战不应止步于山海关外，日军应当攻占北京，并将清朝肢解为多个小国家。不过，伊藤博文的目的并不只是消灭清朝。早在开战之前，他就十分清楚与历史上入侵中国的情况不同，今日日本若想称霸东亚，对手绝不是这个日暮西山的老大帝国。就在《马关条约》签订6天后，三位神秘的客人如约而至，而这次会面，将为日本带来下一个战争对手。

明治维新对日本而言是踏入现代化的第一步，但对于东亚诸国而言，无异于千万野心家冲向太平洋。日本在德川幕府时代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并非因入侵中国失败而起；而当日本结束闭关锁国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挑战由中国主导的东亚秩序。1874年，半只脚踏入现代社会的日本，便急不可耐地拉开了新一轮对外扩张的序幕。在对台湾的入侵失败后，日本决定先从中国的周边下手：1879年，日本彻底吞并琉球王国，改设冲绳县；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征朝鲜派也开始向朝鲜半岛发力。

此时的朝鲜王国尚属清帝国的藩属国，任何对朝鲜的进攻，都是对清帝国的直接冒犯。为试探清帝国的底线，日本于1875年炮制江华岛事件，以少量兵力武装入侵朝鲜海岸。不过，在江华岛事件中，清政府并未像一年前保卫台湾那样直接派兵干涉朝鲜局势。清廷的退让让日本人的胆子大了起来。在日本的威逼与朝鲜国内改革派的推动下，日朝两国于1876年签订《江华条约》。该条约将朝鲜定义为独立国家，而非清朝控制的藩属国，这不仅迈出了朝鲜脱离中国朝贡体系的第一步，也为日后日本干涉朝鲜局势埋下伏笔。

《江华条约》签订后，不仅日本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倾向亲日的朝鲜维新派也开始渴望脱离清朝控制。此时的日本尚无足够武力与清政府摊牌，于是伪装成开化使者，用明治维新带来的进步成果忽悠朝鲜维新派，鼓动他们与希望维护中朝宗藩体系的朝鲜旧政府对抗，声称要让朝鲜效仿日本开国富强。在维新派的推动下，朝鲜于19世纪80年代初同时以中日为师，开启全面改革。但因维新派改革过于激进，1882年与1884年，朝鲜连续爆发“壬午兵变”与“甲申事变”。动乱中，部分保守派成员袭击了日本驻朝鲜使馆，这恰好给了日本出兵朝鲜保护侨民的借口。

1885年，为解决朝鲜问题，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在天津签订《中日天津条约》。该条约规定日后若朝鲜有事，中日任何一方如要派兵，都需先通知对方。这条规定暗藏玄机，对日本而言，朝鲜本是大清藩属国，若朝鲜有事，大清派兵本无需与日本照会；但此条约却让日本在朝鲜获得了与大清对等的地位。

《中日天津条约》签订两年后的1887年，日本参谋部出台了意图全面入侵中国的《征讨清国策》。这份计划明确提出：日本要在攻占北京后灭亡清朝，占领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台湾岛等中国沿海及岛屿地区，剩余领土则在日本主导下分裂为多个小国家，进一步服务于日本的霸权。

1894年，朝鲜爆发反日性质的东学党起义。应朝鲜政府之邀，清朝在通报日本后，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兵增援朝鲜。清军到来的消息让朝鲜起义者迅速冷静，6月11日，朝鲜政府与东学党签订《全州和约》，试图结束半岛动乱。然而，日本不愿放过这个机会，即便合约达成，仍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将接近一个师团的兵力派往朝鲜半岛。

对于日本的增兵，朝鲜政府深感恐惧，立即致信清政府，希望中国率先撤兵，让日本失去留驻朝鲜的借口。但朝鲜低估了日本的野心，第一轮增兵后日本在朝鲜的兵力已逾万人，远超叶志超率领的清军。随后，日本直接威胁朝鲜：必须在3天内废除与清政府的一切约定，否则就武力推翻朝鲜政府。3天时间太短，即便朝鲜有意妥协，也无法彻底斩断与清政府的关系。结果在7月23日，日军攻陷朝鲜王宫，扶持起听命于自己的傀儡政府，意图全面控制朝鲜。

日本的霸道行径迫使清政府做出应对，李鸿章随即命令淮军增援朝鲜。然而，就在清军运兵途中，埋伏在朝鲜丰岛附近海域的日本军舰，击沉了增援平壤的清朝运兵船高升号。日本的不宣而战，将清朝拖入甲午战争。但仓促应战的清政府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北洋海军已多年未添置新舰，无力争夺制海权；派系林立的清朝陆军，更无法对抗举国动员的日本陆军。当日本一路攻至山海关前时，即便尚能动员内地各省的清廷，也已决心议和。

1895年4月17日，黄海海战爆发9个月后，深刻影响东亚局势的甲午战争以清朝全面失败告终。起初，当清廷希望与日本议和时，代表日本政府的伊藤博文并无兴趣，在他看来日本的战争目标是肢解中国。早在战争爆发前3个月，日本军队就邀请学者宗方小太郎发布《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试图煽动清朝内部动乱。然而，当日本兵锋直抵山海关时，阻拦日军南下的并非无力抵抗的清廷，而是站在清朝背后的西方列强。

此时在中国拥有巨大利益的西方列强，目睹清朝在东北前线惨败后，为避免能为他们输送利益的清政府倒台，在日军抵达北京前便向日本施压，要求其接受清朝的停战请求、开启和谈，尽快结束东亚战事。彼时的日本虽未因甲午战争陷入财政危机，却无实力与信心在战场上对抗西方国家，只得不情不愿地开启和谈，并指名要求李鸿章前往日本商讨赔款事宜。

事实证明，日本的选择十分精准，输得精光的李鸿章果然妥协，既未尝试依靠列强与日本讨价还价，还答应赔款2亿两白银，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等大量中国沿海领土。但就在清朝答应条件后，列强却跳出来阻拦日本，1895年4月23日俄、法、德三国致电威胁日本，要求其15日内修改条约，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

面对列强威胁，日本虽深感屈辱，却不得不妥协。4月30日，日本提出可放弃辽东半岛，但保留旅顺、大连两港，但三国毫不退让，要求日本彻底撤出辽东。无奈之下，日本求助唯一对其友好的英国，却得到“接受三国要求”的规劝。最终，日本于5月5日宣布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吐出了甲午战争中最大的一块战利品，这便是历史上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三国干涉还辽对日本震动极大，它让日本彻底意识到，当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击败中国并不能带来东亚霸权；若想全面占领中国，真正的敌人是西方列强。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重新审视自身定位，一部分人认为征服中国愈发不现实，应以先知身份领导东亚诸国共同对抗列强，后来被称为泛亚派；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全面脱亚入欧，以西方列强身份加入西方国家主导的秩序，即脱亚派。两派的斗争不仅影响日本政坛，也为日后日本的国家定位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