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司法可以怎么玩，三个毛贼引发的朝堂大清洗

宋神宗时期，相州发生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涉案三人被官府以“劫道杀人”罪处以死刑。但几年后该案又被官员翻出并为案犯呼冤，进而引发朝堂大清洗。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熙宁七年，相州一魁首和他的两个徒弟欲抢劫一位独居老妇。动手前，魁首吩咐两徒，“有救者先杀之”。在三人殴打逼问钱财的过程中，邻居因老妇惨叫而出言相劝，“此妪更无他货，可惜搒死”。两盗徒遂按魁首之前的要求，刺死了邻人。

三人被拘捕后，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相州判官陈安民以《宋刑统·贼盗律》的相关规定，“（强盗）伤人者，绞；杀人者，斩”，判三人死刑。此判决经相州知州（韩琦）、河北西路提刑司、刑部核准后于次年行刑。

熙宁十年，中书刑房堂后官周清在王安石新法“若刑房能驳审刑、大理、刑部断狱违法得当者，一事迁一官”的激励下，主动查阅旧案卷宗，进而发现了此案的两处错误。

新法，凡杀人，虽已死，其从犯被擒获，虽经拷掠，如能先坦白者，皆从按问欲举律减四等。今盗之魁首命令其徒从，凡有来救者先杀之。其徒从遂以魁首之言杀来救的邻人，则魁首为首犯，徒从为从犯。又犯人到案后能先坦白，当减刑等。
《续资治通鉴长编》

第一， 此案未分“主从”。

周清觉得，此案是魁首纠集的团伙作案，杀人行为也源于魁首的命令“有救者先杀之”，盗徒只是依命行事。按“以先造意者为首，余并为从”的律令，魁首当为“主犯”，两盗徒为“从犯”（从犯量刑当次主犯一到二等）。

第二， 未考虑案犯的自首情节。

三犯被捕后均主动承认了相关罪行，“至狱先引服”，当属自首。而熙宁二年因“阿云案”，神宗发过诏令将“自首减刑”的范围扩大到了“杀人已死”（即“庚子诏书”）。

周清认为此案不仅作为“从犯”的两盗徒不当被判死刑，“主犯”魁首也可因“自首减刑”而免死罪。简而言之，陈安民等官员判错了案，当治以“失入死罪”之罪（这属于很严重的渎职罪）。

因周清的察举，神宗要求大理寺复核此案。由于牵扯的官员、部门太多并且罪名太大，大理寺恐波及面太广而不愿推翻旧判。在复核时不仅回避了“自首减刑”，还玩起了“文字游戏”。

负责复核的大理寺详断官窦平、详议官周孝恭认为，虽魁首命令“有救者先杀之”，但这个“救”是指“执兵杖来斗者也”，而邻人只是言语相劝。所以盗徒杀害邻人不是服从魁首之命，而是出于个人意断。不当将二人认定为“从犯”，相州案也就不存在“失入死罪”的错判。

不服大理寺复核结果的周清继续向神宗上告，神宗又命刑部审议。刑部官员部分支持了周清的质疑（没否认自首情节，但也没肯定），认为相州案的判决存在问题。但大理寺自然也不会认输 ……

注：宋神宗在熙宁二年为维护皇帝威权而一意孤行折腾出的“庚子诏书”，既不受朝堂上下待见，也没被有效执行（宋哲宗即位后就将其废止了）。

只是这场司法辩论还未展开，就因“皇城司”（类明朝锦衣卫）的一个报告而迅速演变为政治斗争。

皇城司举报称，相州现任判官潘开带着三千贯钱来到京师并贿赂大理寺官员。更让神宗警觉的是，这个潘开是相州案主审官陈安民（此时已升迁为殿中丞）的亲信。这是想干什么？神宗遂命开封府调查潘开行贿一事，结果查出个笑话。

相州案被周清翻出来后，陈安民也意识到了当年的疏漏。因此他委托潘开入京疏通关节，以求息事宁人。由于潘开在京师没啥人脉，就找到相州籍的（司农寺）官员高在第帮忙活动。

这个高在第不但是官，还是个心思活络的半职业骗子。他发现潘开在京师两眼一抹黑之后，就以帮潘开贿赂的名义私吞了这笔钱。换句话说大理寺官员并未受贿，陈安民和潘开的行贿也未能实施。

就在神宗觉得没什么大事时，一个叫蔡确的谏官又向神宗重新“解释”了这个案子。

当年负责审理相州案的官员除了陈安民，还有个官员叫韩忠彦，他是前宰相韩琦的儿子。而陈安民是前宰相文彦博的小舅子，文彦博的儿子文及甫现任大理寺评事一职。除此之外，文及甫还有个身份，当朝宰相吴充的女婿 …… 这些人有个共同的身份，旧党。

此时正值王安石二度罢相（熙宁九年）不久，新党和变法改革一片颓势 …… 所以官家这可是个防范旧党反扑、重振新党气势的大好机会呀。于是相州案的重审以及相关贿赂案，上升为钦定要案，转交御史台审查，并委任蔡确全权负责。

由于北宋对文官很客气，“刑不上大夫”。所以御史台审了十来天，也没审出符合蔡确、神宗“预期”的口供，于是蔡确也玩起了花头。

他先是将直接涉案的二十余官员拘押起来，虽然不上刑逼供，但将他们关在条件恶劣的监牢之中，每日饭食也跟喂猪一样，大盆混装并让几十个犯人哄抢。除此之外，只要天气好就给他们上重枷并拉出去晒太阳 ……

枷缚暴于日中 … 狱卒与之同室而处，同席而寝，饮食旋溷共在一室，置大盆于前，凡馈食者羮饭饼饵悉投其中，以杓匀搅，分饲之如犬豕，置不问 ……
《续资治通鉴长编》

就这么羞辱、折腾一个多月后，相关人等全心理崩溃，你想要啥，我就供啥，“幸其得问，无罪不承”。在蔡确的组织下，一个上下串联、沆瀣一气的结党营私舞弊案初步构建完成。

不过此时的神宗挺尴尬，因为蔡确虽然没用刑，但他的胡搞还是激起了朝臣的强烈反弹，连参与此案审理的御史中丞邓润甫都弹劾他刑讯逼供。

为封众臣之口，神宗没有批阅蔡确的卷宗，而是派两官员先行录问，“闻御史台勘相州法司颇失宜，遣知谏院黄履、勾当御药院李舜举，据见禁人款状引问，证验有无不同，结罪保明以闻”。

注：“录问”是宋朝预防冤假错案的一种措施（不是必须步骤），大致为案件审理完毕后，另派未参与审理的官员依卷宗重新核问嫌犯，看看有没有翻供或假供词。

经检查，三十余嫌犯身体无拷打或肉刑伤痕，更重要的是无一人翻供或呼冤。为什么？因为蔡确很熟悉流程，早有“预案”。

蔡确在审讯过程中，不定时的安排嫌犯们模拟“录问”程序，只要有人翻供或呼冤，就加倍折辱。次数多了，众涉案官员不仅条件反射的不敢翻供，也想不到对面的录问官员是真是假了。

拿到所需口供和录问结果后，神宗就以“奏事不实 … 言涉诋欺”将妨碍办案的邓润甫逐出了朝堂（外放抚州）。蔡确则进一步扩大打击面，抓捕文及甫和中书刑房检正公事刘奉世，由他俩牵连并抓捕吴安持，进而向吴安持的父亲宰相吴充逼近 ……

元丰元年六月，此案正式结案。涉案官员大多被停职或降职（吴充自请解职，神宗没同意），虽然处罚不狠，但对刚抬头的旧党打击很大。蔡确也由此成为王安石和吕惠卿之后的第三位新党领袖，神宗的变法改革也得以继续推行。

编者附：

蔡确构建出的相州案大致脉络为，陈安民意识到判决失当后，就派潘开到京师找他外甥文及甫帮忙，文及甫转而委托他的大舅子吴安持想办法。吴安持受托后就让和自己老爹关系密切的刘奉世出力解决，刘奉世在询问吴充意见后，找到负责复核的大理寺官员窦平、周孝恭，要求他们判陈安民无错。

挺复杂的剧本，可以拍部电视剧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