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义老红军里职务最低的人，曾擒张辉瓒，55年仅连级副厂长？

常听人说 “红军不下校”，认为走过长征的老红军在 1955 年授衔时，军衔至少是校官。可翻阅史料会发现，现实并非完全如此 ——一位从秋收起义走出来的老兵潘福连，当年和罗荣桓、谭政、张宗逊等人并肩作战，起点不可谓不高，1955 年却连军衔都没评上，职务只是个正连级的副厂长。

这怎么回事？同样是秋收起义的革命火种，为何潘福连的人生轨迹会与同期战友相差这么大？是他的贡献不够，还是有不为人知的隐情呢？

1909 年，潘福连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穷苦农家。12 岁起就跟着大人种地、给地主放牛，肚子从来没饱过。后来哥哥去当长工，父母咬牙凑钱送他去私塾，一年半的学习让他识了字，成了家里唯一的 “文化人”。可没过多久，浏阳发了特大水灾，庄稼全淹了，一家人只能跟着逃荒队伍往长沙走。混乱中，潘福连跟父母、兄姐走散了，在长沙街头晃了几天，又孤零零地回了浏阳，白天讨饭，晚上找破庙落脚，就盼着能再见到家人。

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几年，直到湖南农民运动兴起，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回乡组织农会，潘福连才算看到了希望。他立马报名加入，因为做事积极，1927 年初被选为湖南省农会长沙特别区第十六乡副乡长。可马日事变后，农会被迫解散，潘福连只能躲起来。后来听说毛主席要在湘赣边发动秋收起义，他连夜找到几个农会的老伙计，一起往起义部队的方向赶。

只是战场远比想象中残酷。炮火声里，潘福连跟部队冲散了，身上没带一分钱，只能又去给人当长工。直到 1929 年，他才找到红军队伍，成了红五师特务连的一名通讯员。穿上军装的那天，潘福连觉得自己终于有了 “根”，每次战斗都冲在最前面。

第一次反 “围剿” 时，潘福连留下了人生中最骄傲的一笔。当时国军溃败后，他和战友张立成跟着部队搜索残敌，走到万功山一棵大枫树下，发现草丛不对劲 —— 好好的草倒了一片，底下好像藏着东西。两人拨开草，看见一个土洞，里面缩着个人。“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 喊了几声没反应，他们直接拉住对方的腿，把人拖了出来。押回部队一审才知道，这竟是敌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后来很多史书里只写 “几个红军战士活捉张辉瓒”，而潘福连在晚年回忆录里，清清楚楚记下了他和张立成的名字。

革命路上的苦，潘福连吃了太多。长征过草地时，前面的部队把野菜、草根都采光了，为了活下去，他和战友们只能捡先头部队大便里没消化的整粒青稞，洗干净再煮着吃。晚年他给中小学生做报告时讲过这件事，有孩子在观后感里写 “潘爷爷在长征时吃大便”，这话看着扎眼，背后却是老一辈红军的生死绝境。

比饥饿更难熬的是伤病。1930 年初在湘鄂赣边区打游击，他中了枪，躲在山里养了几个月才好；同年打长沙，又一次负伤；1936 年攻甘肃成县，子弹又找上了他；1937 年冬天，总部特批他去后方医院，治的不只是枪伤，还有冻烂的脚。白求恩大夫两次在手术台上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可还是落下了终身残疾 —— 腿上的伤让他走不了远路，手上的伤连枪都握不稳。

1944 年，潘福连知道自己没法再上一线了，主动申请调去后方。抗战结束后，他任晋绥军区参谋、第一野战军一兵团二军五师师部第四科科长，干的都是后勤、参谋这类不用冲锋的活。建国后，他跟着一野进了大西北，先是在新疆军区后勤部当生产大队副大队长，后来又去了军区工程处锯木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机械厂当副厂长。

1955 年授衔时，潘福连正在机械厂搞生产，已经脱离了军队作战序列，自然没评上军衔。那时他的职务是连级副厂长，跟当年一起参加秋收起义、后来成了将军的战友比，落差确实大。但潘福连没抱怨过一句。

70 年代，上级觉得对他有所亏欠，想让他出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后勤部副部长，这是正师级职务。可潘福连拒绝了，他说：“在哪都是为党做事，职务高低不重要。” 最后还是留在了一二二团当副团长。离休后，组织安排他去乌鲁木齐条件好的干休所，他又拒绝了，说：“好地方该给贡献更大的同志，我在团部干休所就挺好。”

有人说潘福连 “高开低走”，是秋收起义老红军里职务最低的一个。可他握着残疾的手，住着普通的干休所，心里装的从来不是自己的得失。这种胸怀，比任何军衔、职务都更让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