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车间里的缝纫机刚停下,43岁的张顺攥着布满针眼的手臂,快步走向电梯。楼下三层的透析室里,机器早已备好,等他结束治疗,还要回来和健康工人比拼当天的工作量。
在广州这栋不起眼的楼房里,二三层是维持生命的血透室,四层是创造价值的服装厂。58名员工中超半数是尿毒症患者,他们互相称呼“肾友”,每天在缝纫机声与透析机声的交织中,续写着特殊的生命故事。而这一切的起点,竟是老板谢强口中“吸引患者的营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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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营销套路”到“真心守护”:3年亏300万仍不放手
“最初开服装厂,确实是想帮患者解决就业,好吸引他们来血透。”谢强坦言,作为民营透析中心的负责人,他起初的算盘很实际。但当他亲眼看到这些患者的困境,营销的念头渐渐被心疼取代。
尿毒症患者每周要透析2-3次,手臂上凸起的血管和密集的针眼是他们的“勋章”,也是求职路上的“绊脚石”。员工鲜辉曾四处碰壁,直言“我们是有病的人,没人要的”,直到来到这里才发现“生活有了光”。为了让他们安心生存,谢强悄悄把“生意”做成了“公益”:
1.特意将流水线速度降低20%,把钉扣子、挂吊牌等轻活留给患者,让健康工人带动产量;
2.透析日算公假不扣钱,每天额外补贴30元营养餐,还为全厂买了“二次医保”;
3.分早中晚三批安排透析,患者乘电梯下楼就能治疗,不用为请假发愁。
三年下来,服装厂接的都是低价订单,累计倒贴了300多万。有人质疑他“赔本赚吆喝”,谢强却只是说:“做着做着就发现,这群人是真的需要帮助,社会上太缺这样的平台了。”
二、这里没有“病人”,只有靠双手吃饭的劳动者
在这家特殊的工厂里,看不到怜悯的目光,只有平等的协作与温暖的互助。
张顺曾是技艺精湛的裁缝,确诊尿毒症后丢了工作,带着三支旧锥子投奔这里。如今他每天忙到深夜,踏板踩得飞快,非要和健康工人比个高下。“主管说‘让咱们病人过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这句话我记一辈子。”他的工资在包吃住后,刚好能覆盖透析费和生活费,虽然存不下钱,却找回了久违的体面。
车间里藏着最动人的默契:货不够分时,大家会主动说“把活儿让点儿给家里有小孩的”;有人透析后身体虚弱,同事会默默帮他分担任务;水杯里常年泡着蛋白粉防止抽筋,谁的快喝完了,总会有人递来新的。对这些“肾友”而言,这里不仅是挣钱的地方,更是抱团取暖的家——没有歧视,没有排斥,只有“我懂你的难”的共情。
三、300万亏空背后:暴露的是社会支持的缺位
谢强的“亏本生意”,其实是一场关于生存尊严的试验。它撕开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我国尿毒症患者超300万,许多人像29岁的伟浩那样,为凑4000元每月的透析费,只能带病跑出租,求职时却因重病遭多次拒绝。
医保能覆盖部分治疗费用,但“就业难”仍是压垮他们的大山。体力差、治疗时间固定,让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几乎无处容身。谢强的工厂之所以珍贵,正是因为它填补了制度空白——把医疗和就业绑在一起,让患者既能治病,又能通过劳动实现价值,而不是单纯依赖救济。
尽管相关部门已对工厂进行检查,目前仍在正常运转,但谢强也坦言“这种模式难以为继”。这300万亏空,丈量出的不仅是一位老板的善意,更是社会对特殊群体包容度的不足:当尿毒症患者要靠民营老板的“倒贴”才能获得工作权利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何时能真正为他们“兜底”?
如今,这栋楼房里的缝纫机还在运转,透析机的提示音依旧规律。谢强的坚持或许只是微光,但它照亮了一条可能的路——对重病患者而言,最需要的从不是施舍,而是一个能让他们靠双手站立的机会。
正如鲜辉说的:“在这里,我不是病人,只是个上班挣钱的工人。” 这份简单的诉求,值得整个社会听见与回应。#尿毒症##透析室##奕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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