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01
1960年的风，刮在人脸上，像砂纸一样。风里带着尘土，还带着一种让人心里发慌的空洞感。这种空洞感，是从每个人的肚子里传出来的。
那时候，我叫李秀兰，二十出头，是公社食堂里的一名炊事员。这差事在当时算得上是顶好的，至少每天能闻着粮食的气味。虽然那气味很稀薄，飘在水汽里，抓不住，但也足以让村里人羡慕得眼红。
食堂的大锅，比我们村最大的那口井的井口还要大。每天清晨，天不亮，我就和另外几个炊事员一起，把成桶的水倒进去，再用一个长得像船桨的木铲，费力地搅动。王主任背着手，像个监工，站在一旁，盯着我们把一小袋糙米倒进锅里。米粒落进水里，噗噗几声，就没了踪影。
煮出来的粥，清得能照见人影。舀粥的时候，勺子得在水面上平着撇过去，要是往下一沉，舀到了米粒，王主任的眼珠子就会跟着那勺子一起沉下来。
社员们排着长队，端着大大小小的碗，脸上是一种长久饥饿留下的、麻木的平静。没有人说话，只有吞咽口水和碗勺碰撞的声音。
在这些麻木的脸孔中，我注意到了她。
那个叫小雅的女孩。
她是“坏分子”刘教授的女儿。刘教授原本是城里大学的先生，不知道犯了什么事，被下放到我们村监督劳动。他整天不怎么说话，只埋头干活，但社员们看他的眼神，像是看一只混进羊圈里的狼。
小雅也是。她总是一个人，缩在队伍的最后面，等所有人都打完饭，才端着一个豁了口的碗，怯生生地走过来。她大概七八岁的样子，身子瘦得像一根豆芽菜，风一吹就要折断。脸色是蜡黄的，只有一双眼睛，黑得吓人，看人的时候，不像个孩子，倒像一头受了伤、对一切都充满警惕的小兽。
孩子们会朝她扔小石子，骂她是“小坏分子”。她不哭也不躲，就那么站着，用那双黑漆漆的眼睛盯着他们，直到他们自己觉得无趣了，才散开。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心里的感觉。或许是怜悯。在那个人人都自顾不暇的年头，怜悯是一种奢侈品，甚至是一种危险品。
第一次，我给她舀粥时，心跳得像揣了个兔子。我的手腕故意一抖，勺子在锅底沉了一下。那一勺粥，明显比给别人的要稠上那么一点点。我不敢看她，把粥倒进她的碗里，就立刻转过头去。
她没有说谢谢。她什么也没说。
她只是端着碗，走到食堂最偏僻的角落，背对着所有人，一口一口，慢慢地喝。
从那以后，这成了我们之间一个不用言说的秘密。
每次轮到我掌勺，我都会给她留一勺“锅底粥”。有时候，我会趁着去菜窖拿咸菜的时候，偷偷在口袋里藏一小块咸菜疙瘩。等她来打饭时，飞快地塞到她的碗底，再用稀粥盖上。
她依然什么都不说，但那双黑漆漆的眼睛，在看向我的时候，好像有了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那东西不是感激，而是一种很复杂的、类似于确认的眼神。仿佛在确认，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一丝丝的暖意。
这个秘密，让我每天都活在一种混杂着满足和恐惧的情绪里。满足感来自于一个年轻姑娘最朴素的善良，而恐惧，则来自于王主任。
王主任的鼻子比狗还灵。他似乎能嗅到空气中任何一丝“不正确”的味道。
有一次，他背着手，踱步到我的灶台前。
“秀兰同志。”他开口了，声音不响，却像锥子一样扎人，“思想觉悟要提高啊。革命队伍要纯洁，要时刻牢记阶级立场。我们和那些牛鬼蛇神，是划清界限的。”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我低着头，假装用力地刷锅，不敢看他。
“不要被一些假象迷惑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他敲了敲我的灶台，“集体财产，一粒米，一根柴，都是人民的。谁要是敢私自拿用，那就是人民的敌人！”
他的话，每一个字都砸在我的心上。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算了吧，别再做了。
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把自己搭进去，不值得。王主任的眼神，我想起来就害怕。
可是第二天，当我又看到小雅端着那个豁口碗，像个小小的孤魂野鬼一样飘到队尾时，我的决心就又动摇了。她的嘴唇干裂，起着白皮。我甚至觉得，她比昨天更瘦了。
我咬了咬牙，掌勺的胳-膊又一次沉了下去。
我安慰自己，只是一点点粥而已，算不上什么大事。在那个连活着都成问题的年代，我这点小小的“出格”，就像往大江里扔了一颗石子，不会有回响的。
我错了。
我没想到，那颗石子，后来掀起了足以把我整个人生都拍进泥里的巨浪。
02
那场风暴，是从一个下着瓢泼大雨的夜晚开始的。
1960年的秋天，雨水特别多，一下起来就没完没了，像是天漏了个窟窿。冷风卷着雨丝，从食堂四处漏风的门窗里钻进来，吹得煤油灯的火苗疯狂摇曳。
那天晚上，社员们都早早地打完饭回家了。食堂里空荡荡的，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叫张翠的炊事员在收拾东西。外面的雨下得很大，砸在屋顶上，噼里啪啦地响，像是要掀了房顶。
“这鬼天气。”张翠一边收拾碗筷，一边抱怨，“冷得人骨头缝里都疼。”
我“嗯”了一声，心里却有些不安。
因为小雅还没来。
平时，不管多晚，她都会来的。可今天，眼看食堂就要关门了，她还没出现。我掀开锅盖看了一眼，锅里只剩下一点点贴着锅底的粥糊了。
“秀兰，走了。”张翠催促道。
“你先走吧，我再收拾一下。”我找了个借口。
张翠没多想，披上蓑衣就冲进了雨幕里。
食堂里只剩下我一个人。豆大的雨点敲打着窗户，我的心也跟着七上八下的。我想，她会不会是生病了？刘教授每天要去水库工地干活，天不亮就走，天黑了才回来，她一个人在家，要是病倒了，可怎么办？
就在我准备锁门的时候，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一条缝。
一个人影闪了进来。
是小雅。
她浑身都湿透了，头发一缕一缕地贴在蜡黄的脸上，雨水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淌。她的嘴唇是青紫色的，身体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她手里依旧攥着那个豁口碗，但脚步虚浮，像是随时都会倒下去。
我赶紧跑过去，扶住她。她的胳膊冰凉，隔着湿透的衣服，我能感觉到她在发烫。
“你发烧了？”我急切地问。
她不说话，只是用那双黑得发亮的眼睛看着我，点了点头。
那一刻，我心里所有的恐惧和犹豫都被冲走了。我什么都顾不上了，我只知道，我不能让她就这么回去。这么大的雨，这么高的烧，会要了她的命。
我把她拉到灶台后面，那里能挡点风。我把锅里剩下的那点粥糊全都刮下来，倒进她的碗里。那几乎全是米粒，稠得像浆糊。我又想起自己晚饭时省下来的一个窝头，一直藏在灶台的砖缝里。我把它拿出来，塞到她冰冷的手里。
“快吃。”我的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发抖，“吃了暖和暖和。”
她看着手里的窝头，又抬起头看看我，那双总是充满警惕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一丝水汽。她低下头，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看着她小小的身子蜷缩在灶台后，我心里竟然有了一种踏实的感觉。外面的风雨声似乎也小了一些。
煤油灯的火苗静静地跳动着，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
03
突然，食堂那扇破旧的木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
“砰”的一声巨响，像一声炸雷，在我耳边响起。
我吓得魂飞魄散。
几道刺眼的手电筒光柱射了进来，在昏暗的食堂里疯狂地晃动。王主任那张铁青的脸，在光柱后面若隐隐现。他身后，还跟着两个拿着棍子的民兵。
“好啊！李秀兰！人赃并获！”王主任的声音像淬了冰，“偷盗集体财产！还敢资助坏分子！我看你真是反了天了！”
手电筒的光，最后死死地定格在小雅身上，照亮了她手里那个还没吃完的窝头。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第二天，我被五花大绑地押到了公社的批斗大会上。
台子是临时用几张桌子拼起来的。我跪在上面，脖子上挂着一块木牌，上面用黑墨水歪歪扭扭地写着“思想腐化分子李秀兰”。
台下黑压压的，站满了全公社的社员。他们曾经是和我一起吃饭、一起说笑的乡亲，但此刻，他们的脸上，是我看不懂的表情。有的是愤怒，有的是鄙夷，有的是麻木，还有的，是恐惧。
王主任站在台子中央，拿着一个铁皮喇叭，声音慷慨激昂。
“同志们！乡亲们！我们今天要揪出来的，就是隐藏在我们革命队伍里的蛀虫！”
“李秀兰！她利用职务之便，偷盗集体的粮食！这是什么行为？这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角！”
“她把偷来的粮食给谁了？给了坏分子！给了人民的敌人！这是什么性质？这是严重的阶级立场问题！这是对我们贫下中农的背叛！”
下面的人群开始跟着呼喊口号。
“打倒李秀兰！”
“阶级立场不容动摇！”
我跪在那里，百口莫辩。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往下掉。我想解释，那只是一个窝头，只是一点点粥。可是，在震天的口号声里，我的声音，连我自己都听不见。
我不知道那场批斗会开了多久。我只记得，有人朝我扔泥块，有人朝我吐口水。我的尊严，在那一天，被踩进了泥里，碾得粉碎。
批斗会的结果，是我被开除出食堂，下放到农场去干最苦最累的活。
从此，我成了村里人人避之不及的“反面教材”。父母觉得我让他们丢尽了脸，见了我就唉声叹气。曾经要好的姐妹，在路上遇到我，也像躲瘟神一样绕着走。
我的人生，从那一夜开始，彻底拐了一个弯，通向了一条看不见尽头的黑暗小路。
不久后，我听说了一个消息。
那个雨夜之后没几天，刘教授和小雅，就被一辆卡车拉走了。有人说他们被送去了更偏远的劳改农场，也有人说他们被送回了城里，但谁也说不清。
他们就像两滴水珠，消失在了时代的洪流里。
我常常在夜里想，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把小雅拉进食堂，如果我没有给她那个窝头，我的人生会不会是另一番模样？
二十年来，这个念头，像一条毒蛇，反复啃噬着我的心。我认定了，是我那碗不合时宜的粥，是我那个多余的窝头，毁了我的一生。
我以为，这件事，就会随着时间，烂在我的肚子里，成为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死结。
直到二十年后，那辆黑色的轿车，停在了我的面前。
04
二十年的时间，足以把一个水灵灵的姑娘，变成一个两鬓斑白、满手老茧的妇人。
我的生活，就像村口那口枯井，波澜不惊，也毫无生气。
当那辆我只在画报上见过的黑色轿车，像个天外来客一样停在村里时，整个村子都轰动了。人们从各自的屋里探出头来，交头接耳地猜测着，是哪家来了贵客。
车门打开，一个穿着黑色套裙的女人走了下来。
她看起来四十岁左右，头发盘在脑后，干净利落。她的目光在人群里扫视了一圈，最后，落在了我身上。
她径直朝我走来。
我的心，莫名其妙地开始狂跳。
“请问，您是李秀兰阿姨吗？”她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晰。普通话说得很好听，不像我们这里的人。
我点了点头，有些不知所措。
“我是刘忆雅。”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在涌动，“我就是……小雅。”
小雅。
这个名字，像一把生了锈的钥匙，猛地插进了我的记忆深处，用力一拧。二十年前那个雨夜，那个浑身湿透、瑟瑟发抖的小女孩，和眼前这个干练、沉静的女人，慢慢地重叠在了一起。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她把我请到了村里的一个小饭馆。她为我点了满满一桌子菜，很多菜，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来。她不停地给我夹菜，语气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愧疚。
“秀兰阿姨，这些年，让您受苦了。”
我摇了摇头，拿起筷子，却不知道该夹哪一道。二十年的怨和苦，在这一刻，都堵在了喉咙里，说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最后，我只是平静地，像在说别人的故事一样，把当年的事，从头到尾，又说了一遍。我说起那碗粥，说起那个窝头，说起那场批斗会，说起我后来在农场的日子。
我的语气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怨恨，只有一种被命运磨平了棱角之后的、宿命般的无奈。
“都是过去的事了。”我说完了，轻轻叹了口气。
刘忆雅一直沉默地听着，她的眼圈红了，紧紧地抿着嘴唇。
等我说完，她忽然摇了摇头，声音沙哑。
“秀兰阿姨，事情……可能不全是您想的那样。”
我愣了一下，不明白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她看着我，深吸了一口气，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她的眼神，变得无比复杂和沉痛。
“我父亲是三年前去世的。”她顿了顿，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他临终前，身体已经不行了，神志时常不清醒，可他嘴里一直念叨着对不起您。他抓住我的手，用尽了最后的力气，断断续续地说：‘孩子，找到李秀兰……一定要找到她……告诉她，是我……我对不起她，是我让她替我……替我背了黑锅……’”
我听到这话，猛地抬起头，像被一道闪电从天灵盖劈中一样，彻底愣在了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