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在明终于“大仇得报”，呼风唤雨的检察厅，被他亲手送上了末路

韩国国会日前举行全体会议，表决通过《政治组织法》修正案存在了78年的韩国检察厅，将在明年9月彻底成为历史李在明本人就曾被韩国检方以“私自挪用政府公款”等罪名起诉尹锡悦时期，大批检察机关内部人士被安排在政府的关键岗位现任政府追查前任政府人物，在传统的检察体制下常常会遭遇阻力

李在明“大仇得报”，在韩国呼风唤雨的检察厅，终于被他亲手送上了末路。

韩国国会日前举行全体会议，表决通过《政治组织法》修正案，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内容，莫过于“废除检察厅”这一条。

根据修正案，政府计划撤销检察厅，并新设立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简称“重调厅”），实现检察机关在起诉与侦查职能上的彻底分离。

重调厅将由行政安全部长官主管，而公诉厅则归法务部长官管辖。对于撤销与新设的机构，均设有为期一年的过渡期。这份修正案的通过，意味着存在了78年的韩国检察厅，将在明年9月彻底成为历史。

首先一个问题：韩国为什么要砍掉检察厅，拆分两个机构？

在过去，韩国的检察机关同时掌握“侦查”和“起诉”这两大权力。也就是说，检察机关既能自己去调查案件，也能决定对谁提起公诉。

长期以来，检察厅频繁介入政坛和财阀案件，形成“影子权力”。在韩国近几十年的总统更替中，几乎每一任卸任总统都被检方立案调查甚至判刑，正所谓“青瓦台魔咒”。

韩国的财阀企业高层也常被检察机关盯上：虽然确实存在腐败问题，但检方的选择性办案和政治动机一直遭到外界质疑。

检察厅可以用立案调查对政治人物施压，也可以用不起诉来“网开一面”——比如李在明本人，就曾被韩国检方以“私自挪用政府公款”等罪名起诉。

到了文在寅上台后，韩国政府终于开始大力推动对检察机关的改革，限制其过于庞大的权力。

2020年1月，韩国国会通过修法，明确“警察拥有一次调查终结权”，检察机关只能在有限范围内退回案件或补充侦查。这意味着，韩国警察在侦查环节不再完全听命于检察机关，后者“唯我独尊”的地位动摇了。

2022年4月30日和5月3日，也就是尹锡悦上台前的最后一个月内，韩国国会接连通过《检察厅法》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两项法案均旨在分离检方侦查权与起诉权，禁止其对某些重大案件的直接侦办。

过去，韩国检察厅有六大直接侦查领域，包括腐败犯罪、经济犯罪、选举、官员渎职、军工项目，以及重大灾难——而文在寅这“一刀”下去，检察厅能够直接侦查的案件就只剩下“腐败犯罪”和“经济犯罪”这两项了。

文在寅如此急于推动检察机关的改革，是因为他很清楚，曾担任检察总长的尹锡悦上台后，必然会把车再“倒回去”。

结果也的确是这样。尹锡悦时期，大批“亲尹派”检察官与检察机关内部人士被安排在政府的关键岗位，总统本人更是强调“强化检察权”——那个时候的左翼反对派，甚至把韩国叫作“检察共和国”来进行讽刺。

在这种背景下，李在明政府对检察制度进行的改革，不仅是制度拆分，完成了文在寅的未竟之志，更是要“拆掉旧派系在检察机关内部的力量基础”。把原有结构拆掉。让那些旧系统中的派系失去组织依托——这是政治上常见的洗牌套路。

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在《政治组织法》修正案的国会投票中，保守派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全体缺席投票，以表示反对。但由于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国会中占据多数席位，因此哪怕保守派全投反对票，也无法阻止修正案的通过。

回到修正案本身。除了分离检方的侦查权和起诉权，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重点，则是分离后的两个新机构——重调厅和公诉厅分别置于行政安全部和法务部的管辖之下。

原来的韩国检察厅作为独立的权力机关，在制度上有某种“自成闭环”的力量，政府对其直接的干预能力非常有限，两者甚至时常会出现对立的情况。

而如今李在明通过大刀阔斧的改组，打破了原有的权力平衡格局，直接把检察权纳入政府的管理体系，将韩国司法体系的主导权从传统法学精英中撬出来，让政客与高级官僚在司法领域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这一点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在尹锡悦夫妇的案子上。现任政府追查前任政府人物，尤其是核心人士，在传统的检察体制下常常会遭遇阻力，面临来自内部的重重保护。

若检察权能更直接地置于政府可操作的体系中，那么动用这些权力调查前政权关键人物，便能够得到更多制度性便利。

为了展开对尹锡悦夫妇的调查，李在明特别成立了“内乱叛国案”独立检察组与“金建希弊案”独立检察组，以便绕开传统检察制度可能会带来的不透明操作、保护链条、调度干预等问题，

新检察体制的构建还需要时间，拥有一年的过渡期——但尹锡悦的案子，李在明可等不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