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2月27日,有人在北大医院门口大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
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
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
这事引起不少人围观,医院里的人才知道,就在昨天,有个文人在这里去世,他叫张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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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2月初,张伯驹感冒,接着又是长久的高烧不退,无奈之下被送进了北大医院。
当时,他住的是八人间,病房已经住满了,其他人情况比他还严重。
夫人潘素担心丈夫感染得更厉害,遂向医院申请,想要换个单人间,或者双人间的也行。
院方只撂下一句话,“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就走了。
两天后,病房里的一个人病死了,张伯驹像是继承了他的病体,情况愈发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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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素再次向医院申请,这次甚至可以说是请求,然而院方态度坚决,说张伯驹不够格。
再过两天,又死了一个,张伯驹的申请依旧没有被批下来。
托院方的福,张伯驹从感冒耗到了肺炎,离自己的终点站近了一大步。
远在台湾的张大千,得知张伯驹生病住院,托孙子张晓鹰一定要代他来看望张伯驹,还要他们合影寄给他检查。
张伯驹真的不够格换病房吗?
等等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我想先讲讲张伯驹这个“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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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是父母眼里妥妥的“败家子”,他父亲曾就职北京西河沿儿的盐业银行,让他子承父业,他不干,整天只爱捣鼓字画,家里的钱差不多都被他拿去赎藏品了。
别人30而立,张伯驹30岁说:“我30岁开始学书法,30岁开始学诗词,30岁开始收藏法书名画,31岁开始学京剧”。
当时人称张伯驹有三痴:一、鉴定古文物字画;二、写诗词作画;三、对戏剧的爱好。
嗯,全是“不务正业”的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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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还是母亲软磨硬泡,张伯驹才不情不愿去银行上班。
1941年,张伯驹如往常一样去上班,人还没走进银行,就被一群绑匪劫走了。
绑匪要钱不要人,开口就要200根金条,一时间上哪儿凑这么多钱?
潘素请求先跟张伯驹见一面,可刚一见面,张伯驹就警告夫人:
“你怎么样救我都不要紧,甚至于你救不了我,都不要紧,但是我们收藏的那些精品,你必须给我保护好,别为了赎我而卖掉,那样我宁死也不出去。”
可家里的钱,全被张伯驹拿去收藏书画了,要是不动那些东西,又要到哪里凑钱?
潘素拿不出钱,绑匪又只想要钱,双方就这么耗,张伯驹被关了8个月,最后还是绑匪先妥协:“7天若拿不出40根金条,做好收尸准备。”
后来潘素四处托人找关系,才让张伯驹虎口脱险,全须全尾没花一分钱从绑匪手里逃脱。
50年代初,琉璃厂一商家想要转卖隋朝著名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出价800两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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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那个时候,这个价格,摆明了最后只能花落外国人,国内哪有人买得起?
张伯驹听说后,急得不得了,他想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国宝流落国外,他想留住它,也必须留住它。
留?靠什么留?张伯驹家里连给他赎身的钱都没有,何来多余的钱给他买《游春图》?
买不了就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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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忍痛卖掉北京弓弦胡同的房子(李莲英大宅),换得220两黄金,潘素也当掉了一部分首饰,凑多20两,夫妻俩齐心协力,这才把宝贝买了回来。
对此,身为张伯驹的夫人,潘素曾说:“这些事,他家中说他是个败家子,反对他这样做,而我就不惜一切来支持他。”
这幅画到张伯驹的手没多久,1952年郑振铎来找他说,如此国宝由国家保管更好,要求张伯驹让给故宫博物院。
张伯驹应允,直接捐给了故宫博物院,与此同时,还多捐了几幅名画。
女儿张传彩曾向大家展示了父亲1956年收到的“褒奖状”,上面写着:
“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其书写及签发者是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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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复帖》
其中的《平复帖》经手了好多人,几乎每个人都在上面留下了痕迹。
唯独到了张伯驹,既原封不动,又不占为己有,直接捐了,倒贴了一大笔银子。
文化部为此奖励了张伯驹夫妇3万元,刚开始张伯驹坚决不受,觉得违背了初心,郑振铎极力劝说,两人这才收下。
此后,张伯驹陆陆续续又捐了不少,有人保守估计,他捐了得有半个故宫。
捐文物不够,连他在西安的“秦陇实业公司”也无偿捐给了国家。
公司代表曾告知公司的盈利情况,委婉地劝他三思,张伯驹听都没听,他根本不感兴趣,只说:“我不管了,厂子我不要了。”
轻飘飘的一句话,一个公司在他嘴里如同几块钱的重量。
张伯驹经常教育孩子:“一个人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是大事,不能马虎;除此之外都是小事,不必斤斤计较。”
如此视金钱如粪土,已经让人难以想象了,他的“不必斤斤计较”到,更令人望尘莫及。
风雨岁月里,张伯驹和夫人该干嘛干嘛,一副没事人的样子。
女儿张传彩着急从西安赶回去看二老,结果发现父亲照旧看书、写词、下棋,母亲也没什么反应,反倒显得她小题大做了。
雨后见彩虹,之前那些落井下石的人,纷纷跑来向张伯驹道歉,他又是那样的气定神闲,说:
“此事太出我意料,不过我告诉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给我一顶帽子呢?”
以大见小,巧妙地把焦点引到自己身上,情商高到没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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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多人都说,张伯驹性子冷,很难接近,拿钱找他办事,他就动动手指头的事,也不愿意帮。
但正因为他不谄媚、不讨好任何人的性格,也让人相处起来觉得特别自在。
红学家周汝昌去张伯驹家,跟去图书馆没什么差别,他回忆说:
“我到了张先生那里去了熟了以后,我不理张先生,张先生也不理我。我就坐在大客厅的外间,那都有案子,我愿意干什么干什么。
我要回校了,我也不告辞,我出了门走,那个摆脱俗念,一丝没有俗气,一丝没有那个富贵气,一丝没有那个看不起人,说几句狂话,摆几副狂态,我就从来没见过。
那个人那个气质、气味,那个温文尔雅,是这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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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人,连吃苦都是静悄悄的。
黄永玉回忆自己见到张伯驹的最后一面,他和妻子孩子在西郊莫斯科餐厅吃饭。
突然看见张伯驹来了,一个人坐在角落,点了一盆红菜汤一盆、四片面包,外有一小碟果酱、两小块黄油。
张伯驹吃得很慢,只动了那盆红菜汤,剩下的四片面包,他一片片慢慢抹上果酱、黄油,再用小手巾包好,放入口袋中。
黄永玉望着那道豆点儿大的背影,久久挪不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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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画的张伯驹)
那样的张伯驹,与四年前在莫斯科餐厅过80大寿的他,判若两人。
对于自己的寿辰,张伯驹很重视,不仅手写邀请卡,外孙女楼明竹回忆:
“那天一清早,姥爷自己在面颊上抹上肥皂泡沫,用舌头在嘴里转圈,顶出长胡须的地方,用刮胡刀动作缓慢地刮干净了自己的胡须。
做完了所有事情,姥爷换上姥姥早已准备好的干净衣裳,也就是他经常爱穿的那件黑色的大襟棉袄和黑棉裤。
我拿起了姥爷出门常用的拐杖,姥爷拿上他出门常带着的白色小毛巾。
姥姥拿起她出门常用的黑颜色挎包,锁好家里的门窗,我们三人就出发去莫斯科餐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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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明竹与姥姥姥爷)
四年,弹指一挥间,怎么这灰落到张伯驹身上,就在他身上撕开了这么大的裂口呢?
根据黄永玉说的时间推断,张伯驹从莫斯科餐厅回去没多久,就住进了医院。
君子怀幽趣,谦恭礼乐才。张伯驹举手投足之间都流淌着谦恭的风仪,也不与世俗争半分浮名虚利,世间万苦在他心里激不起一丝波澜。
想形容他如月亮,可月亮说自己也无法与他媲美,毕竟它白天是不在的。
我说不出一个具体的,好像他时刻在,但我们看不见,他就像观赏着水中的月亮,一样平静地看待世间万物,松间的风吹过,他也岿然不动。
俗世的灰尘在他身上来回蹿了好几回,都挂不住他身上,随后死心飘走,于是他也离开了人间……
参考资料:
1、湖北卫视|国宝守护人 张伯驹
2、CCTV国家记忆|颠沛流离的《游春图》传奇
3、张传彩|我的父亲张伯驹
4、张传彩口述 | 我的父亲张伯驹
5、潘素|忆伯驹
6、楼明竹|怀念我的姥爷张伯驹
7、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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