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在明终于“大仇得报”，呼风唤雨的检察厅，被他亲手送上了末路

李在明“大仇得报”，在韩国呼风唤雨的检察厅，终于被他亲手送上了末路。

最近，当韩国国会日前通过《政治组织法》修正案，决定撤销存在了78年的检察厅，并将其职能拆分给两个新设机构时，这一举动无疑在韩国社会投下了一颗震撼弹。

韩国检察厅已存在的78年间，检察厅逐渐汇聚了“侦查”与“起诉”两大核心权力于一身，形成了独特的权力架构。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设计，在特定历史时期或许有助于高效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日益凸显。其权力触角频繁伸向政坛高层与财阀巨头，使得检察厅不再仅仅是法律的执行者，更成为了政治博弈中的重要玩家，甚至被外界形容为韩国的“影子政府”。

韩国“青瓦台魔咒”，几乎每一任卸任总统都难逃被调查乃至判刑的命运，其背后几乎都有检察厅活跃的身影。财阀企业也时常成为检方的目标，尽管其中确实存在需要清理的腐败问题，但检方办案过程中表现出的选择性以及潜在的政治动机，一直备受公众和舆论的质疑。现任执政党领袖李在明本人就曾亲身体验过这种权力的威力，他曾被检方以“私自挪用政府公款”等多项罪名起诉，这无疑加深了他对改革这一庞大体系的决心。

正因如此，限制检察厅过于庞大的权力，成为了近几届韩国政府试图推动改革的核心议题。前总统文在寅在其任内就开启了这一进程。他清楚地认识到，若不加以制衡，检察权将成为悬在民主政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他的推动下，韩国国会于2020年1月通过法律修正案，明确了“警察拥有一次调查终结权”，这打破了检察机关在侦查环节的绝对主导地位，使警察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检方的完全控制。紧接着，在文在寅任期即将结束的2022年4月和5月，国会又火速通过了《检察厅法》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这两项法案的核心目标在于分离检方的侦查权与起诉权，并大幅缩减其直接侦查的案件范围。

果不其然，随着曾担任检察总长的尹锡悦上台，韩国检察系统的改革方向发生了显著转变。尹锡悦总统强调“强化检察权”，其政府内大量任命了具有检察背景的“亲尹派”人士担任政府要职。这一时期的检察厅权力似乎有所回潮，以至于当时的左翼反对派甚至讽刺韩国为“检察共和国”，以此表达对检察权力过度膨胀的忧虑与不满。这种政治氛围无疑加剧了进步阵营彻底改革检察制度的紧迫感。

因此，当前由李在明所在执政党推动并通过的《政治组织法》修正案，其意义远不止于机构名称的变更。它首先是对文在寅时期未竟改革事业的延续与深化，旨在从制度根源上完成侦查与起诉权力的彻底分离。根据修正案，原有的检察厅将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新设立的“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重调厅）。公诉厅将专注于案件的审查与提起公诉，而归属于法务部长官管辖；重调厅则主要负责对重大犯罪的侦查工作，由行政安全部长官主管。两个新机构均设有一年的过渡期，预示着存在了78年的韩国检察厅将在明年9月正式走入历史。

更深层次地看，这次改革也是一次精妙的政治权力重组。通过拆解原有的庞大机构，李在明政府旨在从根本上瓦解旧有派系在检察系统内部盘根错节的势力基础。当一个固有的权力结构被打破，依附于其上的利益集团和人际关系网络也将随之松动，这为执政党重新洗牌、建立新的权力平衡创造了制度条件。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国会表决时，保守派的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会以全体缺席投票的方式表达强烈反对。然而，由于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在国会中占据多数席位，修正案的通过已成定局。

此次改革的另一个关键点在于，分离后的两个新机构被分别置于行政安全部和法务部的管辖之下。这一安排彻底改变了以往检察厅作为独立权力机关“自成闭环”的局面。原有的检察体系因其独立性，常常与政府形成对峙，政府对其的直接干预能力有限。如今，通过将检察权纳入明确的政府部门管理体系，李在明政府实质上是将韩国司法体系的主导权从传统的法学精英群体中部分转移出来，使得政治人物与高级行政官僚在司法领域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这种变革无疑会引发关于司法独立性与政治干预之间平衡的广泛讨论。

为了更直接地推进对尹锡悦夫妇涉及的“内乱叛国案”和“金建希弊案”的调查，李在明政府特别成立了两个独立检察组，以期绕过传统制度可能设置的障碍。而从长远看，若检察权能被更直接地置于政府可影响的体系之内，那么未来动用这些权力去调查前政权关键人物时，或许能获得更多的制度性便利。尽管新检察体制的完全建立尚需一年的过渡期，但对于迫切希望看到尹锡悦案件取得进展的现政府而言，一年的等待或许太过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