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跟我结婚，我们就能有个家。”
楼梯的阴影里，王科长递给我一份协议，冷静得像在谈一笔生意。
我捏着那张纸，感觉像捏着一个随时会引爆的炸弹，颤声问他：“那我们算什么？”
他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
“法律上的夫妻，生活里的邻居。”
01
一九八九年的夏天，空气里总是弥漫着一股潮湿而躁动的气息。
我们厂，就像一座巨大的、不知疲倦的机器，吞吐着无数和我一样平凡的年轻男女。
而这座机器偶尔抛出的一些“福利”，就足以让所有人都为之疯狂。
比如，分房。
厂宣传栏前，那张用红纸黑字写着的分房公示名单，像一块磁石，吸住了全厂上下的目光。
我叫李晓晴，今年二十五岁，是厂资料室的一名管理员。
我挤在人群的最外层，踮着脚尖，费力地从一个个后脑勺的缝隙里，寻找着那个熟悉的名字。
其实，我心里早就知道了结果。
但那点不切实际的幻想，总是在最后一刻才肯死去。
“唉，又是陪跑。”
身边一个同样没上榜的同事叹了口气，人群开始慢慢散去，议论声却此起彼伏。
“你看，分到两室一厅的，全都是结了婚的。”
“那可不，单身的，能给你个集体宿舍床位就不错了。”
我低下头，默默地转身离开，那张红纸黑字，刺得我眼睛生疼。
回到集体宿舍，推开门，一股混杂着洗发水、雪花膏和湿毛巾的味道扑面而来。
舍友小张正对着镜子编辫子，见我回来，头也不回地问：“晓晴，榜上有名没？”
我摇摇头，把网兜里的饭盒放到桌上，发出“哐当”一声。
“我就知道，”小张转过头来，一脸“我早料到”的表情，“这政策就是欺负咱们单身的。”
另一个舍友小莉正躺在床上看书，也探出头来附和：“可不是嘛，不想着给咱们解决个人问题，还拿这个卡咱们，没地方住，谁乐意嫁啊？”
她们的抱怨，像针一样，细细密密地扎在我心上。
我不是不想嫁人，只是还没遇到那个能让我心甘情愿点头的人。
可是在单位的规则里，婚姻，似乎不是为了感情，而是为了那一间能遮风挡雨的屋子。
我所在的这个集体宿舍，住了四个人。
一张张用木板隔开的床铺，就是我们全部的私人空间。
我的书，我的衣服，我所有的小心思，都毫无遮拦地暴露在这十几平米的空间里。
夜里，只要有一个人翻身，整个床板都会跟着吱呀作响。
我做梦都想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子。
不需要太大，只要能放下一张床，一张书桌。
可以在我想安静的时候，关上门，谁也打扰不了。
可以在我想哭的时候，蒙上被子，不用担心被人看见。
这个愿望，在此刻看来，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和我一样被这个愿望折磨的，还有一个人。
他就是我们技术科的科长，王建国。
王建国在我们厂是个名人。
三十五岁，业务能力拔尖，是厂里最年轻的科长之一，前途一片光明。
但他同样也是个名人，因为他是厂里头号的“老大难”。
厂里不知有多少热心的大姐想给他介绍对象，可他总是礼貌而疏远地拒绝了。
久而久之，大家都在背后议论，说他是不是早年在感情上受过什么刺激，落下了病根。
他和我一样，也是单身。
所以，即便他是科长，分房名单上，同样没有他的名字。
那天下午，我抱着一摞资料去档案室，路过厂长办公室门口，正好听见里面传来厂长的声音。
“建国啊，不是我说你，你也三十好几的人了。”
声音里带着点长辈式的玩笑和无奈。
“你把个人问题解决了，这房子的问题，不就跟着解决了吗？”
我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
门没关严，我从缝隙里看到王建国挺直的背影，他只是低着头，没有说话。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个平时看起来有些严肃甚至冷漠的科长，和我一样，也是个被困住的人。
我们都被同一道无形的枷锁，牢牢地捆绑着。
日子一天天过去，分到房子的人喜气洋洋地讨论着装修和搬家。
没分到房子的人，则和我一样，继续过着宿舍、食堂、办公室三点一线的沉闷生活。
我以为，这次的分房风波，就会这样慢慢平息。
直到那天傍晚，王建国在楼梯间叫住了我。
02
那是一个闷热的黄昏，天色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
我刚从食堂打完饭，准备回宿舍，走到二楼的楼梯拐角，听见身后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
“李晓晴同志，请等一下。”
我回过头，看到了王建国。
他站在楼梯的阴影里，白衬衫的领口解开了一颗扣子，脸上没什么表情。
“王科长？”我有些意外，赶紧站住。
平时在单位，我们除了工作上的交接，几乎没有任何私下的交流。
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是“楼上的男科长”。
“有点事，想和你谈谈。”他说着，指了指楼梯顶端的天台。
我心里有些忐忑，不知道他找我能有什么事，但还是点了点头，跟着他走了上去。
天台的风很大，吹得人有些发冷。
他走到角落里，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但并没点燃，只是夹在手指间。
“这次分房，你也没分到吧。”他开口了，不是疑问句，而是陈述句。
我“嗯”了一声，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我也一样。”他自嘲地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苦涩。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只有风声在我们耳边呼啸。
“李晓晴，我想问你，”他忽然转过头，目光灼灼地看着我，“你想不想要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我愣住了，这不废话吗？谁不想要？
“想。”我老实地回答。
“很好。”他点点头，像是得到了一个预料之中的答案。
然后，他说出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我们合作一把，怎么样？”
“合作？”我完全懵了。
“对，合作。”他把那根没点燃的烟扔在地上，用脚尖碾灭。
“我们都是单身，都被这个政策卡着。你和我，都拿不到房子。”
他的语速不快，但每一个字都像一颗石子，投进我平静的心湖。
“所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工程师解决技术难题时的冷静和专注。
“我们去登记结婚。”
“什么？”我失声叫了出来，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没听错，”他的表情依旧严肃，“我们登记结婚，以双职工家庭的名`义，去申请那套没人要的最好的两室一厅。”
我的大脑一片轰鸣，像是被雷劈中了一样。
这太疯狂了！
“王科长，您……您别开玩笑了。”我结结巴巴地说。
“我没开玩笑，”他打断我，“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的样子吗？”
我看着他，他那张一向不苟言笑的脸上，此刻写满了认真。
“这只是一场纯粹的经济合作。”他似乎看穿了我的震惊和恐惧，继续冷静地解释道。
“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了房子。”
“房子到手，我们一人一间，客厅、厨房、卫生间共用。”
“我们互不干涉对方的私生活，就当是合租的室友。”
“等将来，你或者我，找到了真正想结婚的对象，我们就马上去办离婚。”
“到时候，房子可以卖掉，钱，我们一人一半。”
他的话，像一份条理清晰的项目计划书，将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理智得可怕，也诱人得可怕。
我承认，我心动了。
一想到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我的心跳就不受控制地加快。
但另一个声音在我的脑子里尖叫：这太荒唐了！这是假结婚！是欺骗！
“可是……名声……”我小声地吐出两个字。
“名声能住吗？”他反问我，“名声能让你在下雨天，不用去公共水房排队洗衣服吗？”
他的话，直戳我内心最隐秘的痛处。
“而且，我们会很低调。领了证，除了提交申请，不对外声张。”
“单位里的人，只会以为我们两个‘老大难’凑在一起解决了个人问题，谁会想那么多？”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好的纸，递给我。
“这是我草拟的一份协议，你可以拿回去看看。”
“里面把我们所有的权利和义务都写清楚了，包括水电费怎么分摊。”
我颤抖着手，接过那张纸。
纸上是和他的人一样，严谨工整的字迹。
“李晓晴，这是一个机会，对你，对我，都是。”
“一个能让我们摆脱困境，过上正常人生活的机会。”
他的声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三天后，给我答复。”
说完，他便转身，下了天台。
只留下我一个人，站在呼啸的风中，手里的那张纸，感觉有千斤重。
那晚，我失眠了。
我把那份协议翻来覆去地看了一遍又一遍。
每一个条款都写得滴水不漏，完全是一份冰冷的、不带任何感情的商业合同。
我脑子里有两个小人儿在打架。
一个说，李晓晴，你不能这么做，这是拿自己一辈子的名誉开玩笑！
另一个说，李晓晴，你还要在这间漏水的宿舍里住多久？你还要忍受这种没有隐私的生活到什么时候？
窗外下起了雨，雨点打在玻璃上，噼里啪啦地响。
舍友们的鼾声此起彼伏。
我忽然觉得无比的孤独和委屈。
凭什么，我只是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却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王建国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
“名声能住吗？”
是啊，名声不能住。
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可以。
三天后，我拿着那份签好字的协议，找到了王建国。
我告诉他，我同意。
03
我们像执行一项秘密任务的地下工作者。
悄无声息地请了半天假，去了区民政局。
当工作人员把那两个红本本递给我们的时候，我的手心全是汗。
王建国倒是很平静，接过本子，对我说：“好了，第一步完成了。”
我看着结婚证上我们俩并排的照片，照片上的我们，表情都有些僵硬，像两个即将上战场的战士。
感觉那么不真实，像一场梦。
递交申请的过程，顺利得超乎想象。
当王建国和我并肩站在房管科的时候，所有人都露出了惊讶又了然的表情。
一个老大难的技术科长，一个老大难的资料员，凑在一起，简直是单位内部消化、解决困难的典范。
没有人怀疑，甚至还有人跟我们道喜。
我们只是尴尬地笑着，点头回应。
房子很快就批了下来。
就是那套位置最好，户型最方正的两室一厅。
拿到钥匙的那天，王建国对我说：“恭喜我们，合作愉快。”
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
搬家的过程很简单。
我们俩的东西都不多，几件衣服，几本书，就是全部的家当。
按照协议，他住了朝南带阳台的大房间，我住了朝北的小房间。
家里除了两张床和一个衣柜，空空荡荡。
搬进新家的第一天晚上，我们之间弥漫着一种尴尬而诡异的气氛。
为了避免碰面，我特意等他洗漱完了，才去卫生间。
躺在属于自己的房间里，睡在属于自己的床上，我却又一次失眠了。
心里空落落的，没有一丝分到新房的喜悦。
这个所谓的“家”，冷清得像个旅馆。
我们严格地遵守着协议上的规定。
各自打扫各自的房间，公共区域轮流负责。
厨房的使用时间都刻意错开，我做饭的时候，他绝不会出现，反之亦然。
客厅里的那张长条沙发，成了一个无人踏足的“缓冲区”。
我们是法律上最亲密的夫妻，却是住在同一屋檐下最疏远的陌生人。
有时候在楼道里遇见单位的同事，对方热情地打招呼：“小李，跟王科长下班啦？”
我只能笑着点头，然后和身边的王建国，继续保持着半米的距离，沉默地往前走。
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
直到有一天，这种冰冷的平衡被打破了。
那是一个周末，我房间的灯泡坏了。
我踩着凳子，举着手，试了好几次，都没能把那个旧灯泡拧下来。
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房门被敲响了。
是王建国。
他站在门口，看着我狼狈的样子，问：“怎么了？”
“灯……灯泡坏了。”我有些不好意思。
他什么也没说，走进来，让我从凳子上下来。
然后，他轻松地踩上去，只一下，就把那个旧灯泡拧了下来，又换上了新的。
房间瞬间亮了起来。
“好了。”他说着，从凳子上下来，把工具放回他的房间。
整个过程，我们没有多余的交流。
但当灯光重新洒满我的小屋时，我心里某个角落，好像也跟着亮了一下。
那是一种很奇特的、被照顾了的感觉。
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的气氛，似乎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僵硬的规则，开始在生活的琐碎中，悄悄地松动。
又是一个周末，我休息在家，心血来潮，炖了一锅莲藕排骨汤。
汤的香味，很快就飘满了整个屋子。
我盛了一碗，犹豫着要不要给他送去。
协议上可没写这一条。
就在我端着碗，在厨房门口徘徊不定的时候，王建国的房门开了。
他穿着一件旧的灰色背心，头发有些乱，像是刚睡醒。
他走到厨房门口，看着我手里的碗，有些不自然地问：“闻着挺香，能……分我一碗吗？”
我愣了一下，然后赶紧点头：“当然可以！”
我给他盛了满满一大碗。
他接过去，说了一声“谢谢”，就回了房间。
过了一会儿，他把空碗送了出来，碗里还放了两个又大又红的苹果。
“我妈从老家寄来的。”他言简意赅地解释道。
我看着那两个苹果，心里忽然觉得暖暖的。
我们开始有了交流。
不再仅限于“该交水费了”或者“今天轮到你打扫卫生了”。
有一次，我们难得地同时坐在客厅里。
电视上正放着一部老电影。
我们谁也没说话，就那么安静地看着。
电影结束后，他忽然开口问我：“你喜欢看这样的电影？”
我点点头：“嗯，喜欢。”
“我以前……也有个人很喜欢看。”他低声说，眼神里有一丝我看不懂的落寞。
我知道，他说的，或许就是传闻中那个让他受伤的女人。
我没有追问。
但我能感觉到，他那颗冰封的心，似乎对我敞开了一道小小的缝隙。
家里的氛围，越来越不像一个冰冷的“合作社”。
我们开始一起吃饭。
有时候我做了饭，会叫他一声。
有时候他从外面带了菜，也会多分我一份。
我们开始聊工作上的事，聊单位里的八卦，聊各自的家乡。
我发现，这个男人并非如他外表那般冷硬。
他会在我加班晚归时，给我留一盏客厅的灯。
他会在下雨天，默默地把阳台的窗户关好。
他记得我不吃辣，记得我喜欢喝汤。
这些细微的、不着痕迹的关心，像温水一样，慢慢地渗透我的心。
而我，也从最初的戒备、拘谨，变得越来越放松。
我会跟他开玩笑，会偶尔“使唤”他去楼下的小卖部买瓶酱油。
我会把他换下来的脏衣服，顺手一起洗了。
我们越来越像……一对真正的夫妻。
那个最初的、冰冷的“合作协议”，已经被我们心照不宣地遗忘在了角落。
我甚至开始享受这种生活。
每天下班，不再是回到那个吵闹的集体宿舍，而是回到这个有他存在的、安静而温暖的家里。
我的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悄悄地发芽。
04
情感的真正突破，发生在一个深夜。
那天半夜，我被一阵压抑的呻吟声惊醒。
声音是从王建国的房间传来的。
我心里一紧，赶紧起床，敲了敲他的门。
“王科长？王科长你怎么了？”
里面没有人回应，只有呻吟声越来越重。
我顾不上多想，拧开了他的房门。
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我看到他蜷缩在床上，捂着肚子，脸色惨白，额头上全是冷汗。
“我……肚子疼……”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我吓坏了，伸手一摸他的额头，滚烫。
“你肯定是吃坏东西了，不行，得去医院！”
我手忙脚乱地给他找了件外套披上，扶着他下楼。
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根本打不到车。
看着他痛苦的样子，我心急如焚。
“我背你！”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蹲下身子就要背他。
他是个一米八的男人，我怎么可能背得动。
“别……别折腾了……”他虚弱地说，“我自己能走。”
他靠着我，我们俩一步一步地往医院挪。
那段平时只要十分钟的路，我们走了快半个小时。
到了医院，挂了急诊，医生诊断是急性阑
尾炎，需要马上手术。
我跑前跑后地办手续，交费，拿药。
看着他被推进手术室，我的心一直悬着。
直到手术结束，医生说很顺利，我才松了一口气。
他在病房里挂着水，麻药还没过，沉沉地睡着。
我坐在病床边，看着他那张因为疼痛而显得格外脆弱的脸，心里忽然涌起一阵强烈的心疼。
这个平时看起来无所不能的男人，原来也有这么脆弱的时候。
后半夜，他醒了过来，麻药过了，伤口疼得厉害。
他渴了，我赶紧给他倒水，用棉签沾着水，一点点湿润他干裂的嘴唇。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很复杂，很深沉。
忽然，他伸出那只没在输液的手，握住了我的手。
他的手很烫，也很用力。
“晓晴，”他低声叫我的名字，“谢谢你。”
我的心，在那一刻，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一下。
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那一晚，我就趴在病床边，握着他的手，睡着了。
他出院后，我们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
虽然谁都没有说破那层窗户纸，但有些东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我会精心准备他手术后需要吃的流食。
他会很自然地，把他的工资卡交给我，让我管家。
我们开始像所有热恋中的情侣一样，会一起去逛公园，会去看电影。
走在路上的时候，他会很自然地牵起我的手。
他的手掌宽大而温暖，能把我整只手都包裹起来。
我彻底忘记了，我们的开始，只是一场为了房子的交易。
我沉浸在这种突如其തിയ的幸福里，无法自拔。
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我甚至开始幸福地幻想着，我们的未来。
或许，我们可以把那个协议烧掉，假戏真做。
我们可以要一个孩子，组建一个真正完整的家。
这个念头，像一粒甜蜜的种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长成了参天大树。
那是一个周六的午后，阳光很好。
王建国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他说，好久没吃我做的红烧鱼了，有点馋。
我便高高兴兴地挎着篮子去了菜市场，挑了一条最新鲜的鱼。
回家的路上，我甚至哼起了小曲。
我对即将到来的、我们两人共进的晚餐，充满了无限的期待和幸福感。
我走到家门口，从口袋里掏出钥匙。
就在我把钥匙插进锁孔，转动门把手的那一刻，我还想象着他闻到鱼香味时，那副馋猫似的可爱模样。
我满怀期待地推开了家门。
“建国，我回来……”
我的声音，戛然而止。
眼前的景象，让我整个人，顿时就傻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