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爱......爱国......”她的声音嘶哑，却异常清晰。
我赶紧俯下身：“娘，我在这儿，您想说什么？慢点说，我听着。”
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紧紧地，紧紧地拉住我的手，指甲几乎要嵌进我的肉里。
她的嘴唇哆嗦着，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刀子从喉咙里刻出来的，带着血的腥味。
“爱国......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和平......”
“其实......其实......俺的儿子......他......”
“他压根......就没去当过兵啊！”
01
阳光透过老槐树的叶缝，洒下斑驳的光点。
已经是秋天了，风里带着一丝凉意。
我展开那张已经微微泛黄，边角都被摩挲得起了毛的信纸，清了清嗓子。
“娘，您听，和平在信里说......”
我的声音不大，却足以让院子里的落叶都安静下来。
“娘，部队最近组织大比武，我拿了个第一，连长都夸我了，说虎父无犬子，都是您教得好。”
我一边念，一边偷偷观察着老人的表情，看她嘴角微微上扬，我心里就踏实了一分。
“他还说让您别惦记，他在那边一切都好，吃得饱，穿得暖，食堂的红烧肉特别香，就是没您做的好吃。”
“他说战友们都跟亲兄弟一样，有个叫小胖的，睡觉老说梦话，逗得大家直乐。”
这些细节，都是我一点点编出来的，为了让信里的那个人显得更真实，更有烟火气。
“他还说，等他再立个功，就申请休假回家看您，给您带城里最好吃的点心，还要给您买件新棉袄。”
我的声音平稳而温和，这些话，我已经编了三十年，熟稔得像是刻在了骨子里。
王秀兰老人静静地听着，脸上露出一丝满足的微笑，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可我知道，在那微笑背后，是三十年未曾干涸的泪。
每当这时，她都会喃喃自语：“好，好，我儿子有出息，知道心疼娘了。”
念完信，我熟练地将信纸叠好，小心翼翼地放回那个已经磨得油光发亮的旧木盒里。
这个盒子里，装着三十年的“家书”，也装着我半辈子的光阴和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我叫李爱国，一个普普通通的退伍老兵，今年已经五十有六了。
我的战友，叫林和平。
或者说，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叫林和平。
三十年前，南疆边境，亚热带的丛林里闷热得像个蒸笼。
我们是一支侦察分队，正在执行穿插任务。
那天的雾特别大，能见度不足五米。
我们和一股敌人迎头撞上了。
枪声毫无征兆地响起，炮火像要把天都掀开，子弹贴着头皮呼啸而过。
我当时还是个新兵蛋子，第一次上真正的战场，魂都吓飞了，只知道抱着枪趴在泥地里不敢动弹。
就在我瑟瑟发抖的时候，一枚手榴弹拖着白烟，“咕噜噜”滚到了离我不远的地方。
我脑子一片空白，身体像是被钉在了地上，眼睁睁看着那颗死神越来越近。
是林和平，他比我大不了几岁，却像头豹子一样，吼着我的名字扑了过来。
“爱国，趴下！”
他一把将我死死地按进泥里，自己却像座山一样压在了我的身上。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几乎撕裂了我的耳膜。
我感到身上一热，一股温热的液体浸透了我的军装。
我知道，那是血。
我永远忘不了他最后看我的眼神，那里面有痛苦，有不舍，但没有后悔。
他拉着我的手，嘴里涌着血沫断断续续地说：“爱国......兄弟......俺娘......俺娘她......就我一个......你......帮我......照顾好她......”
我哭得撕心裂肺，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能拼命点头。
“我照顾！我照顾！我给你娘当儿子！和平，你撑住！你撑住啊！”
他笑了，那笑容很轻，却永远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然后，他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从那天起，林和平这个名字就刻进了我的生命里。
我带着他的骨灰和他那句沉甸甸的嘱托，回到了他的家乡，一个我从未踏足过的北方小镇。
第一次见到王秀兰老人，是在一间低矮破旧的土坯房里。
她比我想象的要瘦小得多，头发花白，脸上布满了风霜的刻痕。
我不敢说出真相，我怕这个打击会彻底摧垮眼前这个脆弱的女人。
于是，我撒了第一个谎，一个我用半辈子去圆的谎。
我说，林和平在一次秘密任务中表现英勇，被上级选中，派去执行一项长期的、绝密的任务，很久都不能回家，也不能通信。
我说，我是他的战友，受他嘱托，来看看您，以后会替他常来看您。
老人浑浊的眼睛里，燃起了一丝微弱的光。
“俺儿子......他出息了？”
我看着她充满期盼的眼神，用力地点头：“是，他是大英雄。”
为了圆这个谎，我留了下来。
我办了退伍手续，放弃了回老家国营厂当工人的机会，就在这个小镇上找了个在砖窑打零工的活计。
我跟别人说，我喜欢这个地方，山清水秀，人也淳朴。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在守护一个承诺，赎一份还不清的恩情。
我成了王秀兰老人的“干儿子”。
我每个月都会把大部分工资用信封装好交给她，说是和平从部队寄回来的“津贴”。
我每个季度都会去镇上邮局，买来信纸信封，模仿和平的笔迹，给她写一封“家书”，告诉她部队里的“近况”。
刚开始的几年，镇上的人看我的眼神都带着审视和怀疑。
一个外地来的小伙子，无亲无故，偏偏对一个孤老太太这么好，图什么？
我不在乎那些流言蜚语。
我只是默默地做着我该做的事。
我用打工攒下的钱，把她家漏雨的屋顶翻修一新。
我给她盘了新的火炕，让她在北方的寒冬里能睡个暖和觉。
她半夜犯了胃病，疼得在炕上打滚，我二话不说背起她，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十几里外的镇卫生所跑。
逢年过节，别人家都热热闹闹，我陪她包饺子，听她絮絮叨叨地讲和平小时候的淘气事。
时间是最好的证明。
慢慢地，镇上的人都接受了我。
他们开始说，王秀兰有福气，虽然儿子不在身边，但捡了个比亲儿子还亲的干儿子。
他们说，李爱国真是个好人，有情有义，是这个年头少见的实在人。
每当听到这些，我的心里都五味杂陈。
我不是好人，我是一个骗子。
我用一个善意的谎言，骗了这位可怜的母亲三十年。
可我别无选择。
我常常在夜里拿出那枚二等功的军功章，那是用林和平的命换来的。
军功章冰凉，像是在提醒我，我的命是和平给的，我的后半生，就是为了替他尽孝。
我以为，这个秘密会一直被我带进坟墓。
我以为，我会这样一直守护着王秀兰老人，直到她安详地闭上眼。
我以为，这就是我人生的结局。
可我没想到，生活有时候比戏剧还要荒诞。
它在我以为一切都将平静落幕的时候，给了我最沉重的一击。
02
日子就像镇子外那条小河，安静而缓慢地流淌，不起一丝波澜。
三十年的光阴，把一个精神抖擞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鬓角染霜，眼角有了深深皱纹的中年人。
我也早已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习惯了作为“李爱国”和“林和平”两个身份的存在。
但在这种近乎停滞的平静之下，总有些东西让我感到不安，像河底看不见的漩涡。
这不安，主要来自于林和平的弟弟，林国栋。
我一直都知道和平有个弟弟，但王秀兰老人很少提起他，仿佛这是一个禁忌的话题。
在我照顾她的这些年里，林国栋出现的次数屈指可数。
他不是镇上的人，听说年轻时就出去闯荡了，在外面混得不怎么样，一身的市井痞气。
每次回来，都像是讨债的，眼神里带着一种有恃无恐的怨气。
他对我这个“干儿子”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敌意和鄙夷。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我来到小镇的第五年。
那天他喝得醉醺醺地闯进家门，一脚踹开那扇本就摇摇欲坠的院门，大着舌头嚷嚷：“妈，给我钱！我又没钱花了！”
王秀兰老人赶紧把他拉到一边，低声哀求着什么。
林国栋不耐烦地一把推开她，指着我的鼻子骂：“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外人，赖在我家不走，安的什么心？是不是图我们家这点破房子？”
我捏紧了拳头，骨节捏得发白，但我告诉自己要忍。
这是和平唯一的亲弟弟，我不能跟他动手。
我从口袋里掏出身上所有的钱，那是准备给老人买药的，递给他：“这是这个月的津贴，你拿去吧，别让你娘为难。”
他一把抢过钱，数都没数就塞进口袋，还朝地上啐了一口，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走了。
从那以后，他隔三差五就会回来一次，每一次都是为了钱。
每一次，他看我的眼神都像是在看一个无可救药的傻子，一个鸠占鹊巢的入侵者。
有一次，他又喝多了，堵在门口不让我进。
他红着眼睛，一身酒气地指着我的胸口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我哥压根就不是一个部队的！他给你写的信呢？啊？三十年连封信都没有，你当我傻？”
我心里一惊，但面上不动声色。
“军事机密，你懂什么。”
“我图的，是你哥拿命换来的那句嘱托。”
他愣了一下，随即爆发出一阵刺耳的狂笑，笑声里充满了嘲讽和不屑。
“嘱托？狗屁的嘱托！”他凑到我耳边，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阴冷地说，“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家的事！你被蒙在鼓里，还自以为是英雄！你就是个天大的笑话！”
说完，他摇摇晃晃地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清冷的月光下，心里翻江倒海。
他的话像一根毒刺，扎进了我的心里，虽然我极力告诉自己别信一个酒鬼的胡话，但那根刺却时常隐隐作痛。
除了林国栋，王秀兰老人自己，也有些地方让我觉得奇怪。
她很爱“听”和平的信，但她从不主动问起和平在部队里的具体生活，比如训练苦不苦，和战友关系好不好。
有几次，我想跟她讲讲我和和平一起在哨所站岗，一起在雪地里巡逻的往事，她总是听着听着就走了神，眼神飘向远方，然后默默地岔开话题，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或者说起一些陈年旧事。
就好像，她害怕听到那些真实的细节，害怕那个信里的人，真的活过来一样。
还有照片的事。
按理说，儿子去当兵，是天大的荣耀，家里怎么也得有一张穿着军装的英姿飒爽的照片。
可我翻遍了这间老屋，也只找到一张林和平少年时期的黑白照，还是和全家的合影。
照片上的他，站在角落里，笑容腼腆，眼神清澈，旁边站着趾高气扬的林国栋。
我问过王秀兰老人，和平没寄过穿军装的照片回来吗？
老人当时眼神躲闪，脸上掠过一丝不自然，含糊地说：“寄过，寄过，后来搬家，不知塞哪儿给弄丢了。”
这个理由很牵强，这间土坯房，三十年都没变过，哪里搬过家。
但我没有追问，我怕触碰到她的伤心事。
后来，我揣着那张黑白照，去县城里找了个画师，根据照片上和平的模样和我的描述，画了一张他穿着军装的肖像画。
画上的他，英武挺拔，眉眼间带着军人的坚毅。
我把画挂在堂屋最显眼的位置。
王秀兰老人那天拄着拐杖，在画前站了很久很久，一句话也没说。
最后，她转过身，我看到她浑浊的眼睛里，全是泪水。
她悄悄抹了抹眼泪，对我说：“像，真像......画得真好。”
我以为那是思念的泪。
现在想来，那泪水里，似乎还藏着别的东西。
一种我看不懂的，沉重的，像是愧疚一样的东西。
时间一天天过去，王秀兰老人的身体越来越差，记性也越来越不好。
她开始变得糊涂，有时候会把我错认成和平。
她会拉着我的手，急切地问我：“和平，你咋才回来呀？娘想你了，想得心都疼了。”
每当这时，我的心就像被一只手紧紧攥住，疼得喘不过气。
我只能顺着她说：“娘，我回来了，任务完成了，以后不走了，天天陪着您。”
她就会像个孩子一样露出满足的笑容，然后沉沉睡去。
我知道，她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我只是希望，能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让她一直活在这个美丽的谎言里。
我天真地以为，只要我守口如瓶，这个故事就会有一个温情而完整的结局。
我会送老人最后一程，然后守着她的坟，也守着我和和平之间的秘密，直到我老去。
我错了。
我错得离谱。
我低估了人性的复杂，也高估了自己承受真相的能力。
那个埋藏了三十年的秘密，终究没有随着老人的生命一同逝去。
它以一种最残忍的方式，在我毫无防备的时候，被揭开了。
03
秋叶落尽，寒冬已至。
北方的冬天来得又早又猛，第一场雪下来，王秀兰老人就彻底病倒了，病得非常重。
她躺在炕上，连喝口水的力气都没有了，整日整日地昏睡。
镇上的卫生所已经无能为力，医生摇着头让我准备后事。
我不甘心，咬咬牙，把这些年打工攒下的所有积蓄都取了出来，用一辆三轮车，铺上厚厚的棉被，在刺骨的寒风中颠簸了几十里路，把她送到了县医院。
医院里到处都是消毒水的味道，冰冷又刺鼻。
医生做了一系列检查后，把我叫到办公室，面色凝重地说，是心肺衰竭，年纪太大了，各个器官都老化了，靠药物和氧气撑着，时间不多了，让我们准备后事。
我给林国栋打了电话，电话那头是他极不耐烦的声音，背景音嘈杂，像是在牌桌上。
“又怎么了？是不是又没钱了？我跟你说，我这手头也紧，别老来烦我！”
我压着心头的怒火，一字一句地，清晰地说：“你娘，快不行了，在县医院三楼的重症监护室，你最好回来看她最后一眼。”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传来一句敷衍的：“知道了，有空就过去。”
电话就挂了。
我捏着冰凉的手机，气得浑身发抖，一种巨大的悲哀和无力感涌上心头。
那几天，我就守在医院的病床前，寸步不离。
老人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脸上戴着氧气面罩，胸口微弱地起伏着。
我握着她冰冷干枯、布满老年斑的手，一遍遍地在她耳边说：“娘，别怕，我在这儿呢。”
“娘，和平很快就从部队回来看您了，他说给您带了大英雄的奖章，您再坚持坚持。”
我知道这是在自欺欺人，可我只能用这种方式，给她，也给我自己一点虚幻的安慰。
林国栋是在第三天的下午才出现的。
他穿着一身光鲜的皮夹克，头发抹得油亮，与这充满悲伤和病痛的病房格格不入。
他一脸的嫌弃，在病床前站了不到三分钟，说了句“妈，我来看你了”，就找了个借口出去了，说是要去抽根烟，透透气。
我知道，他是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的心，在那一刻彻底凉透了。
和平，这就是你的亲弟弟。
你用生命去守护的家人。
那天晚上，天很冷，窗外刮着呜咽的风，像是鬼哭。
病房里静得只剩下心电监护仪微弱的“滴滴”声和老人艰难的喘息声。
我守在床边，熬得双眼通红，身体和精神都快到了极限。
就在我头昏脑胀，昏昏欲睡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手被一股突如其来的力量抓住了。
我猛地惊醒，发现王秀兰老人不知什么时候睁开了眼睛。
她的眼睛里，没有了之前的浑浊和迷茫，而是透着一种异常明亮的光，亮得吓人。
我知道，这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
“爱......爱国......”她的声音嘶哑，却异常清晰。
我赶紧俯下身，把耳朵凑到她的嘴边：“娘，我在这儿，您想说什么？慢点说，我听着。”
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紧紧地，紧紧地拉住我的手，指甲几乎要嵌进我的肉里。
她浑浊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里面充满了挣扎、痛苦、和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深不见底的悔恨。
她的嘴唇哆嗦着，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刀子从喉咙里刻出来的，带着血的腥味。
“爱国......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和平......”
“其实......其实......俺的儿子......他......”
“他压根......就没去当过兵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