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山东一反革命判刑，北京来电升18级干部：救过多位开国元勋

1950 年深秋，山东无棣县城东关后牛村一所劳改农场，一名年逾花甲满脸皱纹、佝偻瘦弱的老人，面部呈现木纳表情和迷茫的目光，蹲在一个角落聚精会神地编着竹筐，此人正是村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而接受管制的村民牛宝正，这一刻，他心态十分平和，从未争辩，也没解释，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不管打成什么成分，注定就是种地、编筐、农闲时挑着货郎担卖些针头线脑，只要在老家这块土地上，平平静静过到老就行，别无他求了。

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院门口传来脚步声，几个穿干部服的人站在门口，手里还攥着个盖着大红印章的信封，这阵仗让牛宝正心里咯噔一下，该不是又是什么更大的罪名吧？他正猜测间，只见领头的那位干部和颜悦色地走到他跟前，并递出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群穿干部服的人在天安门城楼合影，问：“老人家，你认识这上面的几个人吗？

牛宝正看着照片上几位意气风发的领导，他的手猛地顿住，柳条从指间滑落在地，他挠了挠头，一脸茫然：报告干部，我根本不认识。你是弄错了吧？俺就是个种地编筐的，哪能认识他们呢。要知道，照片上那几个大人物都是新上任的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政务院计委主任刘澜涛、财政部长溥一波、党校校长杨献珍、人民大学校长胡锡奎等高级干部，那可是妥妥的开国元勋呢。

此时，领导把这张照片送到牛宝正的眼前，一个一个人指着让他认认，当牛宝正仔细端详照片每一个人时几个人时，上面的面孔的确有些似曾相识，由于年代久远，记忆都十分模糊，不过，上面有两个人对他印象最深，一位戴眼镜的微胖男子，还有一位是曾经啃窝头，不小心硌掉一颗门牙的人，而且那新镶的门牙还没清晰可见，便轻声地对着领导不确定地说：这二个人我认只，一位叫徐子文，一位叫刘华甫。

一听牛宝正脱口而出这二个名字，领导显得十分激动，原来这两个名字，正是当年安子文和刘澜涛使用的化名，并且牛宝正提供的“徐子文、刘华甫”微胖和缺牙体貌特征也基本符合实际。至此，牛宝正的身份千真万确无疑了。不由得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找到了，终于找到了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人，你的代号叫“OX”对不。“OX” 这两个字母一出口，牛宝正的呼吸都变重了，惊恐地看着对方，又以为要大祸临头了。可令他惊喜的是，领导立即吩咐负责看守的干部，立即给他换身衣服，并拿出一份拟好的任命书，晋升这位老人为18级干部。

此时，大家肯定会疑惑，一名已经定性的“反革命分子”，而且已经在当地接受监督改造，何德何能一下子提拔为一名只有部队营长以上才能担任的18级干部呢？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功绩和过往呢？为何会沦落乡下一名农民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牛宝正，1886年生于山东后牛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由于他老家都是盐碱地，家里吃了上顿愁下顿，幼时的他跟着爹娘下地，扁担压在肩上，磨得流脓流血也不敢歇，因为家贫没有念过多少书，大字认不到一箩筐，年幼的他本以为像父辈一样守着老家过完这一生。谁知就在他20来岁的那一年，黄河发了一场特大洪水，又猛又急的大水，把他家里的几亩薄田全被淹了，房子也塌了半边，爹娘急得直掉眼泪，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彻底冲碎了他的农家梦，只好背井离乡到外地去讨生活。

一开始听说省城济南能找到活干，便背起包袱，怀揣着娘塞给他的两个窝头，四处打听来到济南，他才知道日子有多难，干脚行扛大包，一天下来累得直不起腰，也只能换两个掺着沙子的窝头；有时候找不到活，就得饿肚子，晚上只能睡在桥洞底下。树挪死，人挪活，没有办法的他只好换个去处。他听人说北平那边的钱好挣，身无分文的他便偷扒着火车去这里，幸好那时的火车慢，身手算是敏捷的他才算平安抵达梦寐以求的挣钱天堂北平。

到了北平后，他再次失望透顶，那时的北平兵荒马乱，兵痞横行霸道，他卖体力，接洋车，扛大包，即使偶然挣点钱也会被兵痞抢走，还得挨顿揍；碰到不讲理的警察，棍子说打就打，他身上的伤就没断过。那时候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混口饱饭，不用再颠沛流离，可这个简单的愿望，实现起来却比登天还难，诺大的北平城竟然没有自己的立锥之地。

总算是天无绝人之路，恰在这个时候，牛宝正打听到掌控实权的军阀段祺瑞要编练所谓“新军”，还在这里进行大招兵，虽说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但听人家说当兵有固定住所，还能管饭，管穿衣服，倘若运气好一点，还能挣点饷银，他没多想，就去报了名，成了一名骑兵，从最底层的马夫做起，由于他走路总带点小跑劲儿，做事一幅认真负责的样子，人也算比较机灵，竟然被“队官”（排长）看中，把他提拔为“正目”（班长）。本来指望在部队混个小职务搞点钱补贴家用，结果又是让他失望，他的饷银总被长官克扣，有时候几个月都拿不到一分钱，两个口袋依然是空空如也，他又萌生了去意。

恰在这个时候，牛宝正认识了一位在北平监狱当差的同乡，听说他外出谋生这么多年，竟然没有赚到一分钱，十分同情，便跟他说，他知道“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缺个看守，不用上阵打仗，还管吃管住，每月能拿几块大洋的工钱，且这个钱不会被上司克扣。牛宝正一听有这好事，立马辞了军职，第二天就去草岚子监狱报到，穿上那身灰布制服的那天，他摸了摸衣服的布料，心里踏实了不少：这下好了，能挣钱让老婆孩子不饿肚子了。在监狱工作一段时间后，因做事认真负责又在部队当过正目，不久后就升任为看守班长。

可是令牛宝正没有想到的是，他梦寐以求盼望的这份安稳且收入不错的工作，随后卷入一场惊心动魄的风波，还差点丢了性命，更为传奇的是，他与六十多名先进组织的骨干成员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使他的后半生成为救过数十位开国元勋的功臣埋下伏笔，其经历可谓是跌拓起伏，令人目不暇接。

今天的北京西城区草岚子胡同19号，是当年的草岚子监狱旧址，牛宝正在这里上班，觉得十分满意，一门心思想的是好好干活，拿工钱养家，不管里面关的是什么人，他都不多问、不多看，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数的就是过去一天日子就能拿到一天的工资，就这么简单。

但总体来说，心地善良的牛宝正，每次看到凶神恶煞般的狱警打骂犯人的时候，心里就义愤填膺，但又无能为力，只好躲得远远的，他见不得人遭罪，有犯人渴得嘴唇干裂，他就多给瓢水；冬天牢房里冷，有人冻得瑟瑟发抖，他就偷偷把自己的旧棉絮塞过去。有一次半夜巡逻，他看到一个年轻犯人饿晕在地上，赶紧从怀里掏出个凉窝头，从门缝里塞进去，还小声叮嘱：“快吃，别让人看见。”别的他总发棉衣的时候，也会把稍微厚实点的分给体弱多病的人。

牛宝正只是个普通的看守，他什么大道理，不懂什么主义，更不知道什么革命，什么是翻身，他只觉得都是受苦人，能帮一把是一把，可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份善良，会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1931年秋天，秋风萧瑟，洪波涌起。草岚子监狱押进来一批特殊的犯人，这些人大多穿长衫戴眼镜，举手投足间带着股书生气，一个个气宇轩昂，腰杆却挺得笔直，一看就知道不是寻常之人。他们虽然穿着囚服，但那股子精气神，是铁窗关不住的。后来他一打听，原来正是先进组织的一批重要成员，在看守班长牛宝正的眼里，这些人肚子里全是学问，他的心里对这些人非常的倾慕。

作为看守牛宝正，他总觉得这些人真的不寻常，根本不像别的犯人那样哭天抢地，反而经常用眼神交流，打着谁也看不懂的暗号。其中一个叫杨献珍的年轻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打量他，那眼神，像是在探寻，也像是在等待。

这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牛宝正收到一封老家的家书，得知母亲的痨病日益严重，家里没钱买药，急得火烧眉毛，他想写封信问问情况，可笔拿在手里比烧火棍还沉，不识字的他想找人帮忙，又怕被其他狱警笑话，犹豫了好几天，终于趁送饭的时候，蹭到了杨献珍的牢房门口。他压低声音，脸涨得通红：“杨先生，俺…… 俺想求您个事，能不能帮俺写封家书？”

杨献珍抬头看了看他，见他手还在发抖，没多问就点了头，接过纸笔，工工整整地写了起来。信里写满了对老人的牵挂，言辞恳切，条理清晰，牛宝正揣着这封信往邮局跑的时候，心里像落了块石头。

没过几天，他值夜班，特意揣了个热窝头，趁没人注意，偷偷塞给了杨献珍，杨献珍接过去说了声 “谢谢”，他的脸又红透了，转身就快步走开。那时候的他，只是想还个人情，那时候的他，还不知道这些人会和他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更不知道，自己会在后来的日子里，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他们。接下来的日子里，和这些先进组织人之间，发生了一件改变彼此关系的事，也让他走上了一条充满风险的路。因为他这份回报简单的善意，会让他成为狱中支部 “可争取” 的对象。

杨献珍和狱友们，看出他心善，开始有意地接近他，送饭的时候聊两句家常，巡逻的时候说些外面百姓的苦。牛宝正听着听着，就想起了自己拉洋车被抢、当兵受克扣的日子，他发现这些 “犯人” 嘴里说的，不就是自己过的日子吗？这些人就算关在牢里，还天天念书，想着老百姓，比那些作威作福的官老爷强多了，他心里的那杆秤，慢慢就歪了。有一天，杨献珍递给他一张折成方块的小纸条，轻声说：“牛大哥，帮个忙，让你媳妇送到这个地址。”

牛宝正的心跳一下子快了起来，他知道草岚子监狱归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直辖，看守比狼都狠，一旦被发现，就是死路一条。可他看着杨献珍以及跟他相处的那些人，还有他那双充满信任的眼睛，同时，先进组织还给他相对丰厚的经济援助，他想起自己娘生病时对方的帮忙，一咬牙，把纸条揣进了怀里。从那天起，他就成了我狱中组织插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根秘密管道。他妻子，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从此也成了这条秘密战线上的一名尖兵。她背着装满杂物的筐子，天不亮就出门，把纸条藏在鞋底、缝进衣角，送到皇城根、还有“翠花胡同”、“东四十条”这些我们先进组织的秘密联络点。

为了暗地行事的方便，大家给牛宝正起了一个代号，名叫“OX”，“OX”在英文中是公牛的意思，因为他们认为牛宝正是一个勤勤恳恳的老实人，此后，只要同志们一提到“OX”，大家就心领神会的知道说的是牛宝正了。正是这些狱中斗争的秘密信件，通过牛宝正这条管道，源源不断地送到北方局，北方局答复后，又转呈上级批示。之后，北方局的第三封信传入狱中，随信还附了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的主要内容抄件，为了保护这批重要的干部，采取“假自首”的办法。此信转送到以证明这些指示确实是经上级批准的。直到这时，狱中党支部终于相信这是组织的决定，经过研究，同意按照上级的意图行事。

那个时候，当局见同时有这么多人要求出狱，一时也难辨真假，不敢仓促批准，因此，一个月后还没有消息。这时，上级又一次指示要迅速出狱。对此，狱中支部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认为分批出狱较为妥当。1936年9月上旬，安子文、杨献珍、刘澜涛、薄一波等9名同志第一批获释，随后61人全部出了狱，组织接上了关系，并接受了新的工作分配。在这一系列秘密活动中，牛宝正始终是监狱内外的“第一联络人”。

尽管牛宝正百倍谨慎、高度警惕，随着出狱战友们在先进组织担任一些重要职务被敌人觉察，加之与他因时间过长，与先进组织成员的交往又过于频繁，认为狱出出了“内鬼”，他终于被敌人盯上了，随后他遭到逮捕，特务把他吊在刑房里，严刑拷打，烧红的烙铁烫得他后背焦黑一片。可无论怎么折磨，他都咬紧牙关，只说自己是贪图小钱，帮着送信，对信的内容一概不知。虽然他坚贞不屈，没有任何口供，一无所获的恼羞成怒，直接给他判了死刑。

就在敌人对他的时候，我先进组织自然是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先进组织动用所有的关系对他实施营救，先是买通一名送饭的故意打翻食桶，导致所有犯人起哄，所有进行狱警弹压，监狱里乱成一团，趁这个空档，两个扮成清洁工的战友把他塞进装粪的木桶，上面盖了层干草，粪车出监狱大门时，守卫捏着鼻子挥手放行，谁也没多想桶里藏着人。当天半夜，他换上粗布衣裳，揣着组织给的五块大洋，带着妻儿扒上运煤的闷罐火车，一路躲躲藏藏回了山东无棣老家。

自称是死过一回的牛宝正回到老家后，带着老婆孩子住进了村东头废弃的土坯房，房子漏风漏雨，可他心里踏实，终于不用再提心吊胆过日子了。白天，他扛着锄头下地，盐碱地的土硬得硌手，他一锄头一锄头地挖，汗珠子砸在地里，溅起细小的土花。晚上，他就在煤油灯下编筐，柳条在他手里翻飞，编好的筐子能换几个零钱，补贴家用，有人问他曾经闯北平的日子，他只轻描淡写地说 “给人家看大门的，没啥说头”，问的人多了，他就岔开话题，久而久之，连老婆孩子都忘了他在京城当过狱卒。他把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都藏在了心底，像是从来没发生过一样，日子过得像村口的老井，平静得不起一丝波澜。

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样一晃就十几年过去了，牛宝正以为彻底地告别了过去，能平安地寿终正寝就是最好的归宿，然而全国解放之时，村里登记成分，登记表有一栏“有无历史问题”，知道瞒不住过往的他尽管犹豫了半天，还是实打实地填写“曾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当看守”，本想着只是简单登记，没成想，这经历最后竟被记成了 “曾在敌营任职”，随后就演变成了 “反革命分子”。好心人告诉他没有作恶，更没有血债，向上级反应自己也是受害者，可以澄清一下这个身份。他却摇了摇头：“没啥好说的，日子咋过不是过。”他还是照常种地、编筐、挑货郎担，别人看他的眼神带着异样，他也不在意，只想着平平静静过到老，同时愿望接受劳动改造。

牛宝正所不知道的是，他营救出来的这些坚强先进组织骨干，除在战争年代牺牲的之外，有将近半数都成为了高级干部，成为开国元勋的他们，根本不能忘记这个曾经出手营救过他们的功臣，但除了知道他是山东人外，其它一概未知，茫茫人海，去哪里寻找，便指示山东的干部查找，一开始 查法很土：先翻县志，再摸族谱、保甲册子，一家一家敲门。有干部记得小时候村口有个瘸腿汉子，总戴顶破毡帽，人送外号“牛二哥”。他住在北关破庙边上，平时少言寡语，但打起井水来力气挺大。这些碎片拼起来，还真像那么回事，结果闹了个乌龙。差点把他当成“功臣”。

当然，功夫不负有心人，真正的牛宝正还是找到了，当上级领导告诉他“你这是立了大功”，他却摆了摆手：“俺就是帮了点小忙，算不上啥功。” 后来根据上级要求安排立即护送他举家进京，到京后受到刘澜涛、杨献珍等领导的分别接见，当看到这些昔日营救的人时，他先是瞪大了眼睛，接着潸然泪下，感动得不知说什么为好。随后把他安排在公安局工作，享受干部行政十八级待遇，几年后，牛宝正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68岁。平静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临终前，他跟儿女说：“俺这一辈子，没做过啥坏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够了。”寿终后，牛建中遵父遗嘱，扶柩返故里，殡葬于牛姓祖茔，但他的事迹成为一段经久不衰的佳话。

本文参考资料《杨献珍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