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长津湖战役中，志愿军战士冻死上万人，谁该对此负主要责任？

1950年11月27日清晨，朝鲜咸镜北道的山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气温骤降到零下三十度以下。薄雾刚散，一线志愿军侦察员报告：“敌人陆战一师已向南回撤。”短短一句话，把第九兵团官兵彻底从彻夜急行军的疲惫里拉回战斗状态，却也把一个残酷问题摆到今天——那场战役里，超过万人倒在冰雪中，他们的牺牲到底责任在谁？

要追溯原因，得从一个月前说起。10月29日，朱德在济南向第九兵团宣读入朝命令，那时山东依旧是深秋景象，官兵们身上的棉衣还在后方仓库。按原定计划，部队应在辽宁地区完成换装，但彭德怀正用“诱敌北上”的办法吸引美军主力，如果第九兵团等到全面补给完成再出发，战机就会错过，于是路线临时改到鸭绿江以东的深夜渡河点。转向一字，看似简单，直接切断了与后勤列车的对接。

11月6日，20军先头部队跨过鸭绿江，旅顺方向的港口灯火远远可见，却没有他们需要的厚棉衣。宋时轮在指挥列车折向时连发三封电报：请求冬装、请求粮食、请求重炮。然而铁路线上，美军空中侦察机像巡逻犬一样盘旋，越靠近前线，炸点越密集。运输队不得不拆散物资，夜行昼伏，结果大批棉衣堵在寂静的山谷里。志愿军后勤处后来统计，那批冬装有三分之一被飞机炸毁、三分之一滞留通道、真正到达兵团前沿的不满三成。

有人质疑宋时轮的准备不周，但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淮海、渡江两大战役都以注重后勤闻名。秘书周而复回忆：宋时轮看到战士们只穿单薄军衣登车时，背过身用袖子抹眼泪。显然，这位兵团司令不可能故意忽视保暖问题。只是前线命令一旦发出，时间便成了最大的敌人，包裹与汽油、炮弹同样难求，谁也无法为温度多争出两天窗口。

进入11月底的长津湖地区，极端天气雪上加霜。气象记录显示，那一周最低温度触碰零下四十度。南方籍官兵占第九兵团近六成，他们第一次直面这种寒冷，不同体质的反应各异：脚趾在半小时内失去知觉，水壶里的水结冰，枪机拉不开保险。美军装备中出现的羊毛衬衣、热食罐和取暖脂油，在志愿军阵地几乎看不到。当压制火力的机会来到，却常常因为冻伤无法扣动扳机，这是战场上最揪心的细节之一。

战况仍得进行。宋时轮的战术设计是多路大穿插，快速切割陆战一师与十军的联络。战略意图正确，执行难度却超乎设想。南山、柳潭里、小树林，每一个雪谷都需要伏击分队两昼夜潜伏。一名排长后来回忆：“棉袄没来，粮食也没到，人躺在雪里跟雪一样白。”他的原话只有十个字：“冻得想哭，也不敢动。”这是书面记载很少提到的士兵心理状态。

与此同时，志愿军总部与空军早在多条航线尝试护送补给，可美军制空优势没有任何削弱。运输机飞近长津湖就要在云层以上急速爬升，补给伞投精度大受影响，掉进冰湖、掉进敌阵的都有。即便如此，前线还是每隔两三天收到一批冻得像石块的米面。战士们把粮包放在腋下捂开，用牙齿撕着吃。能量不足，体温更难维持，非战斗减员指数直线飙升。

最悲壮的“冰雕连”出现于海拔一千多米的死鹰岭。美军陆战一师侦察兵迈进阵地时，灯光扫到一排端枪固守的位置，整连官兵保持掩护射击姿势，却早已停止呼吸。谁能想到，大穿插的最后一道卡口由一群“雪雕”形成？陆战一师后勤军官格里菲斯在记录本中写道：“We met soldiers who never surrendered， even to death.”这段话虽然简短，却成为西方多份战史引用的原文。

回到那组冰冷数据：战斗减员约一万九千，非战斗冻伤冻死近三万。责任归属究竟如何判断？从军事学角度，有三点绕不开。其一，战场气候极端异常；其二，制空权被对手牢牢占据，使物资补给效率长期低于需求；其三，战术意图倚重大穿插，客观上加剧了散兵编组在零下高寒区长时间暴露。这三条因素彼此叠加，已经超出任何单一指挥员的掌控范围。

把矛头完全指向宋时轮显然不合逻辑。毛泽东在1951年2月向志愿军前线发电：“第九兵团功在长津湖，如需休整，务必全力保障。”除了表彰，无半句责备。如果决策层认定责任在宋时轮，他绝不会在当年8月升任志愿军副司令，更不可能在1955年被授开国上将。他的后续履历，恰恰说明中央对长津湖减员成因有更宏观的判断。

当然，战术执行中的教训同样存在。第九兵团缺炮火支援、通讯受阻，导致各团各营在穿插纵深不同程度脱节，这让陆战一师抓到缺口实施轮番突围。若能拥有歼-5级别的近距掩护或更多榴弹炮覆盖，美军从兴南港撤退的过程绝不会那么顺畅。但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一年，空军和重炮的建设还在起步，不现实的假设解决不了历史困局。

综合来看，长津湖战役的非战斗减员是一系列环境、装备、情报、火力与时机共同作用的结果。谁是主要责任人？如果只在兵团层面寻找替罪羊，那些被雪山掩埋的身影不会同意。更合理的理解是：在制空权缺失而又必须拦截敌方主力的矛盾压力下，第九兵团选择了最能达成战略目标却也代价巨大的方式。这是一场用血肉换取主动的军事博弈，没有单一将领能够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