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称为“国旗之子”，国旗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的精神引领更多人为国旗添彩

极目新闻记者 陈倩

通讯员 张益游

陶维革，这是一个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有些陌生的名字。

他在29年前离去时，看到这篇文字的许多人还没有出生。但这个有些陌生的名字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国旗之子”。

陶维革，出生于湖北武汉，祖籍湖北黄冈。1984年，17岁的他在黄冈入伍，后来进入武警北京天安门国旗护卫队，于1984年至1990年担任国旗班升旗护旗手，他也曾是第三十一任升旗手。他用生命书写了对国旗的深情告白。

值此国庆76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在黄冈市档案馆的协助下，极目新闻记者采访了陶维革的哥哥陶维号，同时通过湖北省档案馆的馆藏档案，整理出这位“国旗之子”的人生轨迹。他的灵魂虽已远去，但他的精神却在指引一代又一代青年，守护这面神圣的旗帜。

国旗给了他战胜疾病，站起来看升旗的勇气

在升旗六年后，陶维革退役，回湖北黄冈交通局工作。

1995年初，陶维革被诊断为再生障碍性贫血病。在生命垂危之际，他写信给原所在部队指导员，信中说道：“我从入伍到复员，每天在天安门广场升旗护旗，每天都能看到心爱的五星红旗，国旗就是我的生命。我最近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病情很严重。我现在多么想念曾与我朝夕相处、一起护卫过国旗的战友，多么想再望一眼我扛过的国旗。听说国旗旗杆换了新的，我多么想看一眼国旗新旗杆啊！我现在躺在病床上，已失去了下地活动的能力，我知道自己不行了，这里可能就是我生命的最后一站。我现在只有一个请求，什么时候你去天安门广场，请代我看一眼国旗，在国旗升起的时候，替我向国旗敬个礼！再见了，我心中念念不忘的国旗！再见了，我亲爱的战友！我已不能握笔，这封信是由我口述，请人代笔写给你的。”

9月22日，捧着当年刊载这封信的报纸复印件，陶维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弟弟的这封信，正是由他代笔。这封信经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报道后，很快在全国传开，人们被他对国旗的一片痴情深深打动。

陶维革向国旗敬礼

五个多月后，陶维革奇迹般地站了起来！1995年国庆节，他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来到了自己曾经日日夜夜战斗过的哨位，穿戴着当年升旗时的军装、军帽和白手套，远看着国旗，含泪敬了一个2分07秒的军礼。这个时间长度，陶维革再熟悉不过，这是从第一缕阳光穿过地平线，到太阳完全升起在东方的时间。当国旗升到旗杆顶端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喊道：“国旗万岁，祖国万岁！”

抓紧生命最后的时间！他作了21场国旗辅导报告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陶维革曾说过：“如果没有国旗，我站不起来！如果没有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我也活不到今天！”他把国旗视为给他第二次生命的精神寄托，要干点事情，报答国旗、报答祖国、报答所有关心他的人。

陶维革接受媒体采访

返回武汉后，陶维革先后来到武汉市汉正街和水果湖第二小学，亲手帮孩子们升起了国旗；来到武警湖北总队，勉励大家站好最后一班岗。1996年元旦，他与杭州千名青年在西子湖畔，向全国青年朋友发出“做一名爱国敬业的青年”的倡议。

针对不同的对象，陶维革把《国旗讲稿》修改了多遍，先后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宏基运输公司等，作国旗辅导报告21场次，听众超过5万人。另有广东、四川、山东、北京等十多个省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校学习他的《国旗讲稿》。在陶维号的家里，至今还收藏着厚厚一摞当年的讲稿。当年电脑打印还是新鲜事物，每一版讲稿，都是陶维革口述，陶维号记录整理，修改定稿后再拿到外面油印。每次报告会，都是座无虚席。

陶维号珍藏着帮弟弟整理的国旗讲稿

陶维号说，他曾问过弟弟，明明身体已经这么虚弱，为什么还要这样“折腾”自己？弟弟深情地说，他很清楚自己的生命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要抓紧这最后的时间，把国旗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996年4月6日，在武汉协和医院住院期间，因抢救一位受疾病折磨轻生的病友，陶维革颅内开始出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96年4月9日，他如约到了武汉市北湖学校，给同学们讲国旗！当面容憔悴，但面带微笑的他离开学校时，同学们不约而同地唱起了《祝你平安》，陶维革热泪盈眶，在学校门口站了很久，很久。这也是他的最后一场报告会。1996年6月5日，年近29岁的陶维革去世，那天，武汉下了一场瓢泼大雨。

当年给他写信的孩子，都在长大成才

陶维号至今还珍藏着一张写给弟弟的鼓励纸条，落款是曾联松。1949年，他的国旗设计方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五星红旗。国旗的设计者，和国旗的守护者，因为这面旗帜被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曾联松还送给陶维革一面国旗模型，为他写了诗。在弟弟去世后，陶维号将模型和诗稿都捐献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让它们教育更多的孩子。

国旗设计者曾联松写给陶维革的字条

湖北省档案馆收藏着当时为陶维革提供治疗的湖北省地质医院的情况报告，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是怎样在全力挽救这位年轻战士的生命。而陶维号家里，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则记录着老百姓对这位“国旗之子”最朴素的感情。

多数信件都是出自孩子们之手。其中有一封信出自陶维号同事的孩子。当时上小学的他，从电视和报纸上了解了陶维革的故事，郑重其事地给“陶叔叔”写了一封信，要学习他爱祖国、爱国旗的精神。后来，这个孩子连续获得了江岸区三好学生、武汉市三好学生等荣誉，留学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回国后在葛洲坝集团工作，是一名优秀的基层员工。

当年参与抢救陶维革生命的地矿医院留下的简报手稿（湖北省档案馆馆藏）

这样的信还有很多。陶维号还记得一个叫韩冬冬的孩子，给陶维革写了很多次信。陶维革给她的最后一封信是这样的：“冬冬小朋友：我是陶维革叔叔，你好吗？我站在天堂的阳台上，能看见世界上每一个人，当然也有你，我看见了你哭红的眼睛。别为我难过，傻丫头，我在这儿很快乐，一点儿也不痛，真的……天使穿着白色的衣服，牵着我的手在天堂里溜达，我的身体很轻很轻，每一步都像在飞。我很好，你还为我伤心吗？善良的人们，我永远爱你们，我会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为你祝福。愿你像个孩子，无忧无虑，永远快乐！”后来，韩冬冬加入了人民空军，她出版的军旅题材长篇小说《懂你爱时已太迟》荣获空军文艺创作银翼奖。

当年新闻媒体采访陶维革时的手稿之一（湖北省档案馆馆藏）

陶维号说，弟弟去世前，很多人都因为国旗而关心他，“国旗之子”称号的背后，是老百姓对国旗热切的爱。后来，他也曾去过弟弟驻守的天安门广场，看过升国旗仪式，看到那千万双含着热泪、注视国旗升起的眼睛，他能感受到，弟弟的精神在不断地传承下去。

（来源：极目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