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大明灭亡原因：活力四射的晚明世界

从固有印象上来看，明清之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也是中国被西方赶超的时期，中国的科技在这两个王朝几乎停滞，西方正值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活力无限，同一时期的明朝陷于党争和内斗，官吏奢侈腐化，皇帝昏庸风流、不思朝政，社会发展基本停滞，统治越来越黑暗，整个国家了无生气。事实果真如此吗？

明朝知识分子的活力

事实上明代中后期社会绝不是一潭死水，而是如初春时节汹涌奔腾的江河在绿意萌发的连绵山峦中滚滚前行。新的思想、新的科技、新的文艺不是几个人的孤芳自赏，不是个别天才零星的闪烁，不是高雅学术和普通大众之间画地自守的隔绝，不是民间和官方互不相通的对立，而是社会的每个关节乃至每个细胞都投入向前加速运动的过程中。

大明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最具活力、最丰富多彩的时代却以最惨烈的方式终结是十分遗憾的。

在讲述大明灭亡悲剧之前，先来看看晚明时期中西方知识上的交流和碰撞，由此我们将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大明和西方世界。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历史的另一面。

从宏观上来看，欧洲在14、15世纪天文学和地理学的发展下航海冒险活动十分活跃，打开了许多未知世界，这一时期的地理大发现使欧洲探险家们绕过大陆从海上建立了新航路，众多欧洲传教士沿着这条新航线抵达中国，他们把大量儒家经典翻译成西方文字，传回欧洲，对欧洲的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经历史研究，那时欧洲的自由思想家认为孔子的学说是理性的结晶，智慧的宝库。文艺复兴期间抨击基督教神学的理论几乎全是孔子的学说。

对17、18世纪的欧洲人来说，老子的“道”、朱熹的“理”在他们看来是一个东西。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就把“道”说成“理”，都被理解成理性。

黑格尔

欧洲的学校考试到了18、19世纪才日渐发达，直到19世纪英国才出现近代化的文官制度。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实际上，当时中国的考试制度和儒家伦理给欧洲留下的印象比欧洲科学和数学给中国留下的印象要深刻的多。

李约瑟说：朱熹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的思想传到欧洲后，对欧洲哲学界产生了不言而喻的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否则我们无法理解当时欧洲哲学突然偏离了神学传统而呈现出偏重“理性”和提升实践理性、道德理性这一背离传统的奇特现象。美国的雅克布逊说：人们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影响比中国对17、18世纪欧洲的冲击更大、更多方面。

中国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对西方进步产生了革命性作用，传入明末中国的西学也起到类似的作用。

西方科技传入中国弥补中国固有科技的缺陷，与此同时伴随晚明中国思想的解放，中国已呈现科学革命的势头。对数学、天文、地理乃至机械知识的欣赏和探究精神几乎席卷了整个晚明知识阶层。例如内阁首辅叶向高，东林人杰冯应京、邹元标，崇祯时期的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兵部尚书熊明遇、张维国，才华卓越的明末四公子陈贞慧、侯方域、方以智、冒辟疆等，都是格物穷理之学的赞赏者乃至直接参与者。甚至一些以古板文明的道学先生如黄道周都开始热衷于提出新的天体运转模型，刘宗周之类迂腐无比的大儒门下弟子都不乏精通西学科技的人物。

中国第一个成功制造望远镜并用于指挥火炮射击的薄珏，其好友魏学濂就是既加入天主教精通西学，同时又是刘宗周的学生，和黄宗羲算是师兄弟关系。刘宗周的得意门生黄宗羲本身也在数学历法方面造诣颇深，他在明天启十四五岁时和汤若望等人学过天文历算。明朝灭亡后，黄宗羲应用自己高深的历算造诣为南明监国鲁王政权编制了《监国鲁元年丙戌大统历》以及《监国鲁五年庚寅大统历》。后来以推日食等历算方法证实了《古文尚书》是一本伪书。

明末，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不懂西学，不懂天文历算都会自觉矮人一等。这种风气到了明亡以后遗民的圈子里也有体现，例如顾炎武对小他十五岁的王锡阐就自愧不如，感叹“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

欧洲传教士向明人传播新知识

大明知识阶层对新知识的强烈渴求，促使欧洲传教士大量向明朝传播新知识，以打开传教局面，这就出现了明末七千册西学书籍从欧洲运回中国的壮举。

明万历四十一年，金尼阁奉龙华民之命返欧，其中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募集图书和把优秀的天文学家带回大明。第二年终，他抵达欧洲，游历意、法、德、比等国，搜集图书达七千余册。其中有反映开普勒物理天文学思想的著作《宇宙的神秘》和《哥白尼天文学概要》；有反映开普勒光学成就的著作《天文光学》《折光学》，还有《世界的和谐》《鲁道夫星表》。除《新天文学》外，基本上涵盖了开普勒的所有著作。

来华传教士不仅运了大量记载最新知识的书籍到中国，而且还和当时西方最杰出的科学家有直接联系。德国传教士邓玉函和金尼阁在1616年和开普勒在慕尼黑见过面。回到中国后，邓玉函又和开普勒有通信往来，在天文问题上寻求开普勒的帮助。

对西方传教士来说，他们来到东方最大的动力就是传教，但遗憾的是中国最感兴趣的不是基督教而是西方先进的数学、天文和地理知识。传教士利玛窦在1608年写给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的信中写道：“我们的著作中，使中国人最感兴趣的首推世界地图以及数学之类的书籍。以及其它介绍新奇事物的书籍。”

传教士们采取了曲线救国的策略，在科学知识的外衣下包裹了宗教思想，但是他们仍然未能达到目的，中国明代的知识分子大多去掉了宗教外衣，而虚怀若谷的吸收着科学知识。以至利玛窦哀叹他们在其他地方的传教取得了辉煌成绩，在中国却连播种都无法做到。

晚明时期引进西方的世界地图，逐渐破除了固有的天圆地方学说。受此影响晚明知识分子开始接受地圆理论，工部尚书熊明遇之子熊人霖便编写《地纬》一书，这本书算得上是第一部中国人独立编写的专门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的著作。熊人霖在书中比较详细的介绍了当时世界的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等区域划分，以及其中各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和风土人情，还介绍了当时世界的海洋状况以及中国到国外的航线，书中还附有一张世界地图。

该书完成后，受到主流知识分子的好评，并在崇祯十一年刊印。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利玛窦的信件，当时的万历皇帝也对世界地图产生了浓厚兴趣，万历命工匠刻版了多张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并在宫殿挂载。

王夫之和宋应星做研究

中国也不是都落后在某些方面领先世界，在化学方面，王夫之和宋应星以一系列经验事实为例，对各种具体物质变化过程的质量不变性进行了大量分析论证，虽然没有做科学的实验，但经过初步的量化分析，也得出了正确的结论，直到18世纪法国化学家拉瓦锡经过缜密的科学实验证明了这种现象，这就是质量守恒定律。可以说宋应星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及其出色的化学家。

在病毒学方面，明代以前关于天花的记载比较混乱，明代后有了突破性的认识，过去人们认为天花是胎毒引起的，万历时期贵州巡抚郭子章编写的《博集稀痘方论》中认为天花极有可能是因为诊气感染所致，诊气重则患病重，诊气轻则感染程度轻，所以有些人病重有些人较轻。诊气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病毒。因此郭得出不接触诊气就不会感染天花的结论，批评一些人把天花当命数的不作为态度。

在实际治疗天花的方法上，明人发明了人痘，通过现代打疫苗的方式轻微接触诊气，获得抵抗天花的抗体进而产生免疫力，明隆庆时期种痘技术已经被官方医学辞典所认可。同一时期的西方仍处在蒙昧状态，他们很多人把天花看作上帝的惩罚或恩赐，只能逆来顺受。一百多年以后，英国用囚犯进行了人痘实验全部成功，但西方人未能完全掌握中国种痘技术，种痘的危险性和失败率依然较高。在近现代西方种族主义兴风作浪，往往竭力贬低中国发明的价值，夸大人痘的危险性和失败率，过度吹捧英国人琴纳发明牛痘的意义。

在这样一个对新知识的需求和供给都充足的社会大环境下，明末清初中国科技的理论和实践都出现了许多新的气象。这其中有些是对西学消化吸收后的结果，有些则是独立思考的产物，在个别问题的认识上比西方同期更为深刻，更接近现代科学的理念。在科学技术仪器制造方面民间知识分子也形成了一个前后相继的群体。

西学传入晚明，影响最大的还是科技方面。如果对明末中西方科技的情况做一个描述，比较客观的说法是，此时双方互有长短，中国在数学、天文、地理等领域相对落后，而在化学、生物、医学、冶金等领域依然

保持领先。假如中国能在明末中西方的交流中抓住机遇，不仅能在已经落后的领域追赶上并赶超西方，原有保持着优势的地方则继续领先。

这一时期伴随着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东西方文化科技产生了良性的交流，尤其是民间的思想碰撞，展现出一个自信且开放的中国。但是太遗憾了，明朝的灭亡使这一切基本上就戛然而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