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是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发达国家？

日本为什么是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发达国家？

日本的两极分化是非常诡异的，问题的核心在于，整个社会结构太僵化，再加上失效的再分配机制，导致中间层塌陷，底部人群无法向上流动。

举个例子，在发达国家里，日本单亲家庭孩子的贫困率是数一数二的高。这个数字就像一块试金石，能测出一个社会公不公平、有没有包容性、未来有没有潜力。

单亲家庭孩子贫困率特别高，往往说明这个社会阶层流动非常困难——穷人家的孩子不一定不聪明，但他们很可能上不起昂贵的补习班。而日本的补习产业又特别“卷”，市场规模大到接近万亿日元。所以，单亲家庭孩子的高贫困率，其实反映出日本社会存在很多深层次的问题。

然而，这些问题的种子，其实几十年前就埋下了。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百废待兴。虽然美国派来的麦克阿瑟对日本进行了各种改造，但日本依然保留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倾斜式生产”。就是把非常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到最基础、最重要的重化工业部门，先从这里突破。

战时这套办法是用来战争服务的，战后则用来带动整个经济恢复。而且有意思的是，战后负责日本经济重建的官员，很多就是战时搞经济计划的那批人。

当时，日本把大量资金和资源都投到煤炭、钢铁这些基础产业上。为了推动这些产业，同时控制恶性通胀，政府给煤炭、钢铁等基础物资设定了很低的官方价格。但企业如果按这个价格卖，肯定亏本。怎么办呢？政府就直接用财政资金，补上企业成本价和官方售价之间的差价，这叫“价差补贴”。

短期看，这招确实稳住了物价，也让煤、钢产量快速回升。但从长远看，日本政府为了支付巨额补贴，就得拼命印钱，这反而成了推高通货膨胀的主因。同时，这也给当时的工人带来了三重压力：

1. 政府印钞引发恶性通胀，工人工资的购买力大幅缩水。

2. 在“生产第一”的口号下，所有资源都流向了重工业，工人的劳动成果被政府低价调走，用于未来投资，没能及时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

3. 工作环境极其恶劣，特别是煤矿工人，事故频发。这一代工人可以说是“牺牲的一代”，他们的付出换来了日本工业体系的重生。当然，这也是一个国家在发展时所需要的一种手段，无可厚非。

到1948年，日本的煤产量大幅回升，这意味着日本重新获得了重要的自主能源。但这种高速增产也导致了巨大的通货膨胀。日本从1945年一直到1949年，由于恶性膨胀，物价涨了约70倍，就相当于4年前你1块钱能买一颗鸡蛋，现在要花70块。

当然，那些年工人的工资也涨了一些，但最难受的是那些原本很有钱的财阀和地主。因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他们的资产严重缩水。而欠债的人反而更轻松了，因为将来偿还的钱已经不值钱了。当时的日本民众可以说都在高呼“资本主义万岁”。

虽然日本民众得到了一次极大的财富再分配，但通胀的副作用也很大且在持续。于是，麦克阿瑟就从美国请来一位叫约瑟夫·道奇的银行家，给日本搞金融改革，主要干了四件事：

1. 强制平衡预算：要求日本政府编制财政收入远大于支出，并强力回收市场上过多的钱，从根本上抑制通胀。当然，这也会带来剧烈的震荡。

2. 停止补贴和贷款：不再给企业发放价差补贴，断了通胀的源头。那些靠补贴活着的“僵尸企业”，要么自己提高效率竞争，要么倒闭。

3. 固定汇率：把汇率定在1美元兑360日元，故意压低日元价值，让日本产品在国际上变得便宜，刺激出口。这也标志着日本经济再次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4. 整顿财政税收：改革税制，加强征税，削减政府开支。也就是从过去补贴企业，变成对企业大幅征税。受不了的企业倒闭也行，失业率暂时飙升也不管，目的就是淘汰落后产能。

这一套猛操作下来，日本的通货膨胀确实是控制住了，但日本国内需求也一下子停滞了。就在这个当口，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救了日本。美国大量的军事订单飞向日本，日本工厂全面开工，失业率骤降，经济迅速复苏，日本经济学家称之为“天佑神助”。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朝鲜战争成了日本经济奇迹的真正起点，让日本工业生产甚至超过了战前水平。但这场战争也带来一个后果：它巩固并强化了日本在战后初期形成的那套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结构

本来，日本搞金融改革，就是想让日本摆脱对财政补贴和倾斜生产的依赖，虽然短期阵痛，但方向是走向健康的市场机制。可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订单，就像美国政府给日本企业提供的巨额补贴，又让大企业尝到了甜头：不用费力市场竞争，只要搞好关系就能拿到订单和利润。

朝鲜战争的红利让日本形成了四大导致贫富差距的深层结构原因。

1. 政、官、财铁三角固化：战争订单要求高、时间紧，只有大企业才能接。这些订单通过政府官僚系统协调指派，大企业、政客、官僚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大企业赚了钱，一部分以政治献金等形式回流给政客，巩固同盟。结果就是资源不断向上集中，而中小企业和普通民众被排除在利益分配的核心圈之外。

2. 企业中心主义：为了稳定完成订单，大企业开始搞“终身雇佣”和“论资排辈”的工资制度，这也催生了日本著名的“企业战士”，——公司包揽员工从工资到住房、医疗的一切福利。后果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好坏完全取决于他是不是大企业的正式员工。如果你进不了这个体系，就被彻底边缘化，几乎得不到社会保障，社会公平让位于企业效率。

3. 劳动力市场双轨制：大企业为了应对订单，又不想长期负担太多正式员工，就开始大规模雇佣临时工、派遣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因为资源都集中在大企业手里，这些人别无选择。这种模式日本从战后一直延续到现在，根深蒂固，铁三角是越来越铁了。

4. 社会保障网建设延迟：政府和企业长期沉迷于“增长优先”的模式，觉得只要经济蛋糕做大，一切问题都能解决，所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任务一拖再拖。尤其是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企业为了压缩成本，更大量使用非正式员工，其比例从不到20%一路升到近40%。

现在日本表面上建立了全面的社保网络，但建得太晚了。少子叠加老龄化像海啸一样袭来，社保体系从一个“多数年轻人养少数老人”的系统，急速变成了“少数年轻人养多数老人”的系统。任何想提高福利的尝试，都意味着要大幅增加年轻人的缴费或国家债务，两者都难以为继。

后来，日本意识到少子化问题严重后，也开始加大生育补贴，但补贴速度赶不上需求，育儿成本依然很高，最后始终没能有效提高生育率。

其实究其根本，核心还是因为长期的“政官财铁三角”越来越牢固，日本财阀越来越强大。日本任何政客上台都难以撼动财阀的影响力。除非有像麦克阿瑟那样的外部强力干预，否则在未来，日本的资金可能还是会优先用于维持企业竞争力，而不是补贴育儿家庭；政策还是会优先回应资本的诉求，而不是普通民众的焦虑。

如今的日本财阀，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能量空前强大。而他们也不再是日本的财阀，更像是总部碰巧设在日本的全球巨头，其利益已经逐渐和日本国民的利益脱钩。他们的繁荣，也不再必然等于日本国民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