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感叹：如果思想的顶峰是毛主席，那戏剧的顶峰就是样板戏！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年冬天，北京的夜格外冷。

京剧团排练厅外头是一地薄雪，汽灯亮了一整夜。

排练厅里坐着一个裹着军大衣的男人，戴着厚眼镜，正一笔一画地改剧本。

有人看见他泡着隔夜的茶水在砚台里化墨，手边是一碟花生米。

他不是别人，是汪曾祺。

那时候的汪曾祺，刚从张家口“下放”回来。

之前他在那边种土豆，还用萝卜雕花。

据说他能把马铃薯雕成牡丹，苦中也不忘“作乐”。

可这次不一样，他手上拿的不是刀，是笔。

要写的，也不是小桥流水，是样板戏《沙家浜》。

这事儿说起来有点反差。

汪曾祺被很多人叫做“写菌子的大师”。

他的小说里光是描写食材的词就比别人整篇文章还多。

他爱写昆明的雨，爱写北京的胡同，爱写高邮的河。

他的散文温润，像陈年的普洱。

不吵不闹，却能让人记住。

但偏偏就是这样一个写生活趣味的老文人，参与了样板戏的创作。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得从更早的时候说起。

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

那是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搬了三次校才落脚昆明。

汪曾祺带着一个蓝布包，走进了那座临时搭建的大学。

他听闻一多讲《楚辞》，上冯友兰的哲学课，后来都成了他写作的“底子”。

不过他也常“逃课”，不是去茶馆写诗，就是在街头写小说。

体育课旷了，英语考试忘了，成了出名的“补考大户”。

可就是在那种“散漫”中，他写出了《小学校的钟声》《鸡鸭名家》。

沈从文看了他的文章，说了句：“记下来了。”从此，他成了沈从文的学生。

两人不常说话，但来往频繁。

沈从文的书桌上，常放着没喝完的普洱茶和随手画的小画。

汪曾祺从那儿学到了一个道理：文字不能只写远方，更要写人间。

后来进了北京京剧团，是因为单位调动。

他起初并不习惯那里的节奏。

排练厅总是吵，创作组里意见也多。

那时候的文艺创作讲“三突出”，什么都要为“主题”服务。

但汪曾祺坚持：即使是革命戏，也不能没有“人情味”。

《沙家浜》原本叫《芦荡火种》，是根据抗战时期阳澄湖新四军伤员的真实故事改编的。

这个题材早在50年代就有人写过，最初是沪剧。

到了60年代末，中央点名要把它改成京剧样板戏。

那时，样板戏是“文艺的顶峰”，每一个字都要斟酌。

汪曾祺加入的时候，剧本已经有了雏形。

但他觉得不够。

他加了环境描写，加了市井对白，还坚持要写芦苇荡的月色。

有人提醒他：“这个时候，得注意主题，你懂的。

他没吭声，只在剧本上写了一句：“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这十八个字，后来成了《沙家浜》最有名的一句唱词。

一次深夜排练散场，有人看见他一个人坐在台口发呆。

问他在想什么，他说：“我写郭建光夜奔的时候，脑子里老是林冲。”这不是玩笑。

他当真是把传统戏曲里的意境，硬是嵌进了样板戏里。

1970年，国庆观礼。

汪曾祺也在天安门城楼上。

他戴着眼镜，站在人群里，听着《沙家浜》的音乐响起。

他没说话。

有人记得他那天只说了一句：“如果思想的顶峰是毛主席，那戏剧的顶峰就是样板戏。

这话，后来被很多人引用。

但他说得挺平静。

他不是那种会高声呐喊的作家，不在大场面抒情。

他更像一个在城市边角写菌子和鸭蛋的人。

但在那个特殊年代，他用自己的方式，留下了一点东西。

他晚年写过一篇文章，讲《沙家浜》的剧本创作。

他只轻描淡写提了一句：“设计芦苇荡布景时，脑子里是沈从文写的湘西河汊。”就是这句，把整个过程的分量拉了回来。

1964年，《沙家浜》正式上演。

那年年底，剧团在北京演了二十多场，场场爆满。

到了1970年，样板戏成为全国文艺的主流，《沙家浜》也成了其中的代表作之一。

但没人知道，那个在后台改唱词的老头，后来再也没写过剧本。

他回去写小说了，继续写北京的修鞋匠，写昆明的菌子，写高邮的老河道。

再也没人叫他“剧作家”。

• 参考资料：
• 崔左夫，《血染着的姓名》，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
• 刘飞，《火种：新四军阳澄湖抗战纪实》，人民出版社，1961年。
• 张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评·现代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
• 汪曾祺，《关于〈沙家浜〉》，载《汪曾祺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
• 中国国家京剧院编，《样板戏资料汇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